兩個「胡風分子」的晚年
本文原載於《中國新聞周刊》2018年第31期，作者張新穎，摘編自譯林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九個人》。
1948年10月，胡風等人在杭州靈隱寺。前排左起：賈植芳、任敏（賈植芳夫人）、冀靂、胡風，後排左起：朱谷懷、餘明英（路翎夫人）、路翎、羅洛
胡風集團案剛平反不久，有一天陳思和老師去賈植芳先生家，碰上先生的很多朋友聚會，神色莊重。
原來那天是魯迅的生日。
賈先生說，他們一些朋友，在50年代，每逢魯迅的生日都會聚在一起。
經歷了二十多年的災難，他們剛剛獲得自由，首先就恢復了這樣一個近似儀式的傳統習慣。
賈先生屬龍，這個屬相使我自然想到新文化英雄陳獨秀的兩句詩，是他多遭磨難、1937年出獄後所寫：「滄溟何遼闊。龍性豈易馴。」
賈植芳：脫胎未換骨
1989年暑假，我帶著賈先生推薦給我讀的幾本比較文學方面的書，回到老家。我坐在小板凳上讀一本英文版的厚厚的比較文學早期論文集，母親問，讀得懂嗎？其實是讀不大懂的，我卻含含糊糊地回答母親。那時候心裡有一種奇異的寧靜，又有一種對即將展開的世界的寧靜的渴望，就這樣，在北方夏天涼爽的風中，把這本讀不大懂的書一頁一頁地讀了下去。
過完暑假，我才正式成為賈先生的學生。
如果按照現在的講課方式來說，在我全部的讀研究生期間，先生就沒有給我講過一次課。先生的方式就是坐在書房兼客廳里聊天。聊什麼呢？沒有限定。這位瘦小的老人，能夠讓你充分感受海闊天空和人事滄桑。你在這裡學習歷史和認識社會，全是通過具體可感的形式。這個房間里常常爆發出笑聲，那一定是先生特有的幽默引起的。這裡形成了一種特別的氛圍，吸引著各不相同的人。
很長一段時間，我們會固定在每個星期五中午到先生家裡，稱為「星期五聚餐會」，像節日一般。這個「我們」，由不同「輩分」的人組成，有老師，有師兄，我是最後的一個，直到又有比我後來的人加入進來。
在賈先生的書房兼客廳里，你不知道會碰上怎樣的人和事。有一陣，大概90年代初的那兩三年，我經常碰見高曉聲。我常在賈先生家裡蹭飯，高曉聲呢，印象里也多是在飯點兒時候來，背著個包，路過上海，不必事先打招呼，就進家了。有一次中文系請高曉聲住在復旦講課，高曉聲不願吃安排好的公飯，總到賈先生家裡喝酒。
賈先牛和高曉聲是一對奇特的朋友。兩人一見面，就有很多話要說，都說得很興奮，但是他們兩個人其實都聽不大懂對方的話。賈先生山西口音，高曉聲常州腔調，都沒被普通話「馴服」過來。如果還有別人坐在那裡，這個人就成了他們兩位各自的聽眾，兼他們之間的翻譯。
賈先生平易，風趣，就我所見，他的書房是歡聲笑語最多的書房。但我所說的特別的氛圍，還不僅僅就足這些。有人讚美先生的達觀，以為先生歷經劫難之後，什麼都「想開了」，其實是錯的。先生的認真和堅持，是骨子裡的東西，八十歲時先生寫自壽聯，上一句就是「脫胎未換骨」。
就說我們這些學生，在賈先生那裡完全可以無拘無束，賈先生自己也不講究形式，但其實，賈先生是有他的要求的，做人上的要求，學業上的要求。這些要求就在那些隨意的聊天中透露出來，就在他自己的日常行為中暗示出來。這些要求，不刻板，不是條條框框，在精神上卻不能不說是嚴格的；同時。又因為是在開闊的境界里，雖然嚴格，卻不死板，反而能夠激發和喚起人的潛能。
從南區到賈先生家的路太近了，我兩三天去一次，有的時候天天去，甚至一天去兩次。我好像沒有什麼問題要向先生請教，但也可以說，那時的我也正經歷著精神上的困惑和苦惱，這種困惑和苦惱說不清楚是什麼，可它又確實在那罩；我甚至想說，這樣的困感和苦惱不只是我一個人的，跟我差不多年齡和經歷的人或多或少都有。
大學畢業的夏天，火車站「一場遊戲一場夢」的歌哭之後，同學們風流雲散；和我一起讀研究生的同學，到崇明島農場去割稻子，要勞動一年以後才回來。我因為讀的專業是比較文學，屬於外語類，上面說是學外語的不能中斷，中斷就都忘了，所以不用去勞動。我住在南區空空蕩蕩的十四號樓里，每天自己讀書，一個人吃飯，再就是，去賈先生家。坐在先生書房的沙發上，聽先生講歷史和現實，講他自己的傳奇經歷，講他所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和奇奇怪怪的事，講寫書編書譯書（先生認為，這是一個學者應該具備的基本技能），講社會新聞，講潮流風尚，不知不覺中，心就安靜下來，堅定起來。我的困惑和苦惱也慢慢地化解於無形之中，又在無形中培育起新的精神力量。
在賈先生的日記里，我看到這樣一段話：「下午，張新穎來替我整理堆在地上的舊雜誌，作了一些剔除，只保留一些有專業學術價值和文獻價值的東西，剔下來的東西預備作廢紙賣掉。他晚飯後別去。和他談了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的人生追求和生活道路，作為他們青年一代的歷史參照。」（1990年12月26日）最後這一句的鄭重其事，在多年後的今天讀到，仍然令我心裡一凜。
就這樣，去賈先生家成了習慣。最頻繁的時期，是在研究生快要畢業的時候。那時候，原定的工作突然沒了，倉促間要找一個新單位。先生很著急，四處託人。去先生家，不僅是因為這件具體的事情，還因為，在受挫的時候，習慣更加強了。
後來，在《文匯報》工作那四年，離開了學校，卻沒有從先生身邊離開。先生送我一本英文版的德國傳記名家艾米爾·路德維希的《人之子》，希望我把他翻譯出來。這本書先生年輕的時候讀過，對它很有感情。我就在工作的間隙，在一個近二十人共用的大辦公室里，斷斷續續完成了翻譯。我把這本書的翻譯看成是我自己工作那段時間的一個紀念，更把它看成是受教於先生的一個紀念。
我曾經天真地以為，長期的監禁生活沒有在賈先生身上留下什麼陰影，這是人性光輝沒有黯淡的標誌和奇蹟；而先生身上那種突出的樂觀和通透，更容易強化這種印象。在1996年12月，我寫過一篇《賈植芳先生的樂觀和憂憤》，多少含有這個意思。但就在12月底，先生住進第一人民醫院，一住就是半個多月，期間發生了一件事，卻使我改變了看法。
那一天是我在陪先生。先生說，好了就趕快回家，醫院這地方不能住，醫院就像監獄。這樣聊著，我也沒太在意，因為每次住院，先生都是這樣的態度，說差不多的話。但漸漸地，先生就越說越激動，不太像閑聊了。我請先生不要說話，休息休息，睡一會兒。可是先生顧自說下去，他說的還是醫院，我聽著，卻越來越像監獄了。到後來，已經分不清說的是醫院還是監獄，他高聲罵起來。他罵醫生，罵護士，罵同病房的人，罵來看望他的人，見誰罵誰。我手足無措，沒有辦法讓先生安靜下來，只好趕緊跑到住在近旁的陳思和老師家，把陳老師叫來。陳老師來了，又請來醫生，吃了鎮定葯，先生才安穩下來。
後來先生說，那一刻出現了幻覺，覺得就是在監獄裡。
這件事給了我持久的震驚。我反省自己以前的想法，長期的牢獄、監禁、改造，怎麼可能不留下巨大的創傷和沉重的陰影？而要壓抑這種刻骨銘心的創痛，要阻擋這種噩夢般的陰影的侵擾，又需要怎樣非凡的力量？賈植芳先生的幽默、風趣。賈植芳先生的閑話、笑聲，底下是怎樣的坎坷、苦難、恐怖和永遠也無法治癒的傷害？
但先生還就是一個風趣和有爽朗笑聲的人。後來談起他罵人的事，先生問我，新穎，我當時罵你了沒有？我說，沒有。先生又問，我罵你們陳老師了沒有？我說，沒有。
先生是明知故問，臉上帶著「狡猾」的表情。問完，我回答完，這個時候，先生就笑了起來。
在賈先生家裡聽他談話，師母常常坐在一旁，插幾句。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師母開始持續地寫東西，從卧室開著的門可以看到她伏在靠窗的桌子前，聽到人來了，就放下筆，走到書房裡招呼。先生就說，老太太在寫回憶錄呢。師母話不多，等我抄寫這部回憶錄時，才完整地了解了師母流放青海和山西二十餘年的情形。這就是後來發表的《流放手記》。
每想到師母，就一定同時想起先生叫師母的聲音。那是在各種不同情形中的聲音。譬如一起出去散步，如果還有其他的人分別陪著先生和師母，先生走著走著就到前頭去了，他走路快，慢不下來，卻會突然停住，轉過身來喊，任敏，任敏；譬如在書房裡坐著，喝了一口茶，就說，任敏，任敏，喝茶。同時把杯子遞過去。1997年10月之後，先生叫「任敏、任敏」的聲音，就只能在師母的病床前了。
2002年那一年，我在韓國。11月的一天，突然收到師母去世的消息。我想像不出賈先生會怎樣承受這一打擊，雖然我知道先生的堅毅，但我也同樣知道先生和師母相濡以沫、相敬相愛的感情。
我給先生打電話。直到電話撥通，我仍然沒有想出什麼話來安慰先生。先生聽到是我，就說，老太太昨天去了。先生跟我講師母去世時的情況，我怔怔地說不出話來。先生又跟我說，你一個人在外面，要當心身體，要吃好飯一先生還特意說，今天的《義彙報》上有你一篇文章。
放下電話，我一個人獃獃地在房間里坐了整整一個下午，直到暮色四起，窗外的燈光亮起來。
胡風在漫長的牢獄生涯中想念友人，寫《百花贊》——因為沒有紙筆，其實不能叫作「寫」，只能是「吟」，儲存在記憶里。其中《酒醉花贊——懷賈植芳》後來憑記憶寫出，共十首，開題句是「酒醉花無忌，常披急義心」。第一首是總括，後面九首從賈先生各個時期的經歷和追求刻畫他的壯氣豪情和丹心赤膽。第一首，賈先生的精神氣質和人格特徵就躍然而出：
能生師俠盜，敢死學哀兵。
懶測皇天闊。難疑厚土深。
欣誇煤發火。恥贊水成冰。
大笑嗤奸佞，高聲論古今。
就從這篇《酒醉佗贊》，也可見出有著生死情誼的兩個人之間的深刻理解。胡風詩中的賈先生的形象，和20世紀中國社會的複雜變動聯繫在一起，突出了一個人大義凜然、能生敢死的勇者氣概。我在這些年的平常日子裡聽賈先生談話，看他做事，表向上似乎這樣的年代沒有那種危機時刻的選擇和行為了，我卻依然感受到胡風詩的真切：賈先生還是那個樣子。
只是，我更多地從細小的事情上感受著一個豐富的人格。
兩年前的一天晚上，和賈先生一起在外而吃飯，賈先生見了我三歲的兒子，稱他為「張先生」，晚飯後要給「張先生」買糖吃。這個小傢伙本來誰都領不走，一聽要買好吃的好玩的，就乖乖地跟著老公公走了。但不巧，因為太晚了，沒有買到小傢伙想要的那種又好玩又好吃的糖。
第二天，賈先生讓家裡人打電話，叫我去一趟。我還以為有什麼事。原來是先生買好了給「張先生」的東西。
我說，小孩子沒記性，早就忘了有這回事。
先生很認真地說，不，不，答應小孩子的啦情，就一定要做到。
路翎的「心臟」
路翎於1955年5月16日《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第一批材料》公布後的第三天被隔離審查，入獄羈押了18年，直至1973年才被宣判20年徒刑（從1955年算起）。這種「不告訴時間的囚禁」對路翎所造成的精神上的壓力相當巨大，中間曾有一段時間被移往精神病院接受治療和「保外就醫」。1975年6月刑滿釋放後，在北京做了四年半掃地工，直至1979年11月為其在「保外就醫」期間「上書攻擊黨中央」的個人「反革命罪」平反；1980年11月他的另一項「反革命罪」即胡風集團案初步平反。
從1978年起，路翎過去的朋友們，如牛漢、曾卓、綠原、賈植芳、冀坊、羅飛等，差不多都是懷著劫後再逢的不平靜心情來看望過他，可是幾乎無一例外地驚異於路翎的冷漠、遲鈍、寡言少語、沒有交談的慾望。他甚至跟家人都極少說話。友人和親人都對他的生活和精神憂心忡忡，特別是對他能否恢復創作能力耿耿於懷。
然而，奇異的是，災難過後的路翎並不怎麼直接敘說個人身經的災難和創傷，從《路翎晚年作品集》來考察，他的很多作品都給人一種罕見的寧靜、明亮之感。他恢復創作後寫的一些散文，「消新、細膩，用一種難得的平靜，描述自己對往事的回憶和對市井生活的觀察」。特別是寫得最多的做掃地工的生活的篇章，散發出「令人難以置信的一種詩意」。（李輝：《靈魂在飛翔》，《路翎晚年作品集》）
暮春，/掃地工在衚衕轉角的段落，/吸一支煙，/坐在石頭上，/或者，/靠在大樹上：/槐樹落花滿衚衕。
掃地工推著鐵的獨輪車，/黎明以前黑暗中的鐵輪/震響，/傳得很遠。/寧靜中彌滿/整個衚衕。（《槐樹落花》）
牛漢特別注意到，路翎重新回到家裡那幾年，「同執而焦渴地到陽光下面行走」。這種對平常日子的「陽光」的非同尋常的「同執」和「焦渴」，其實可以看作是一種心理和精神狀態的隱喻。
呈現在人們眼前的路翎，如同一棵「黑綠色」的「老棗樹」，「有著猙獰的外貌/度過崢嶸的歲月」，只是「靜靜地」「站立著」（《老棗樹》），近乎獃滯地面對一切，無感無應；可是他的心靈世界卻異常的活躍、豐富，並且相當奇特，他的靈魂「像是要飛翔起來」：在沉靜的夜晚，「星斗閃爍像是要飛翔起來」，「刺目的亮光像是要飛翔起來」，「頂端的窗戶亮著像是要飛翔起來」，「夜的寂靜像是要飛翔起來」，「嬰兒的笑像是要飛翔起來」，「深沉的夜像是要飛翔起來」（《像是要飛翔起來》）。
路翎有長達20年的徒刑，可是寫這種生活的詩只有兩首，一首寫拉車，一首寫種葡萄。
塞上寒冷/荒涼的黃土裡扒出去年的葡萄/冷風和白雲一同飛翔/夜晚有寒月和監獄的探照燈照耀/冤案錯案里的犯人們種植葡萄/冤案錯案的犯人們夜間諦聽著/從荒涼的黃土裡出來的葡萄/在風裡輕微地響著的聲音/伸出來的柔嫩的枝/嫩綠的葉子（《葡萄》）
路翎內心世界的奇蹟在於，他把個人這樣恐怖、慘烈的經驗承擔了起來而沒有被壓倒，沒有讓這樣黑暗的經驗把心靈佔滿、把思路阻塞、把精神的不斷生成能力扼殺。他的靈魂還有能力、還有空間飛翔，「劫灰深處撥寒灰」，晚年竟然在自己的內心世界裡造就出巨大的詩性存在。
我們在使用諸如「內心」「心靈世界」這一類的辭彙的時候，常常會覺得浮泛、模糊、無力，特別是當我試圖以它們來描述和揭示路翎埋藏極深的那一面時，更覺得詞不達意就在這時，路翎詩中一個反覆出現的詞突然灼疼了我的眼睛，這個詞就是一「心臟」。我一下子明白過來，「心臟」就是很難抓住的路翎內心世界的核心，而且也就是路翎晚年詩的核心。路翎晚年超過5000行的詩，因此而融會貫通。
長達600行的長詩《旅行者》無疑是路翎晚年詩歌中的重要作品，他反覆修改，「可能直至臨終都不認為自己已將它改定了」。這首詩以「旅行者」第一人稱寫道：
我於是從心臟里極深地和黑暗的地獄結成仇恨，/仇恨——刀子是總在我的身邊/而有對於黑暗的知識。
詩里醒目地重複道：
我的心臟是，/穿著多層火焰衣服的，內核是極強的火焰的、血液盈滿的心臟。
這是一顆「越過」了「綜合的煉獄」仍然有「極強的火焰」與「閃光」的心臟，只不過別人看不見——這也不要緊，「它自己看見」。
這顆「越過」了「煉獄」的心臟的堅強性、凝聚力、爆發度實在是罕見的，它的詩性表達創造出了幾乎是不可思議的事實。從1990年3月1日到12日，是路翎晚年詩歌創作的巔峰期，在短短的十幾天時間裡，這位老人寫下了兩千多行詩，其中包括篇幅巨大的組詩《陽台上》和異常優秀的短制《落雪》《雨中的青蛙》《馬》《蜻蜓》《失敗者》等。自此以後，再也沒有見到路翎的詩作。彷彿路翎積聚了全部的心力，在這一個巔峰期輝煌地消耗光了。
事業失敗，生活挫敗者沿著朦朧、似乎變異的路歸來，來到陽台上凝望命運了。（《失敗者》）
長期受到深重摧殘和傷害的人在身體上、在精神上留下傷疤，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路翎沒有本領脫胎換骨，卻憑藉著一己生命所具有的強大的自我救治能力，開始了晚年的創作。他的晚年創作既可以說是他自我救治的結果，同時，在更大的意義上，也是他進行自我救治的方式，而且是最重要的方式，特別是詩歌創作。
那麼，在路翎的詩中，時常跳出一些刺眼的辭彙、句子，表露創傷尚未完全恢復時的意識和思想形態，乃至於呈現已經結了口、定了形的傷疤，這不是很自然的嗎？所以對此是一點兒也用不著諱飾的。不但不需要諱飾，而且應該睜大眼睛，看個清楚。要求一個人飽受摧殘和傷害卻不允許留下傷疤，即使留下傷疤也不允許傷疤太難看，誰有這樣的權力？
路翎從1981年到去世，創作r不下於550萬言的作品，佔總量90%的中長篇小說至今未能發表和出版，《路翎晚年作品集》儘可能全面地囊括了此外的作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詩歌。本文所論，基本限於詩歌。錢理群曾經發出過這樣的呼籲：「如果我們真有勇氣的話，應該把路翎的著作（包括晚年所寫那些難以發表的長篇小說）全部出版，留給後人一個完整的遺產。」（《精神界戰士的大悲劇》）
而晚年路翎為了留下這份遺產，他全部的「魂魄」進行了怎樣的「掙扎」，他「火焰」般的「心臟」穿越了怎樣的「煉獄」：他「死前幾天竟然還在服用——冬眠靈。知道嗎，這種葯為了抑制病人的狂躁，寧可讓他變得痴呆」。（綠原：《路翎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