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述先生與史語所「斷而未斷」的關係

陳述雖於1940年離開了史語所，但他始終與史語所保持著聯繫，認為自己只是從史語所請假至東北大學，故而後來屢次請求返所。只因時局動蕩，未能如願。1948年出版的《史語所集刊》第20本下冊刊發了陳述的《乣軍考釋初稿》一文。這是史語所為配合中研院成立二十周年，推出的一期「本院成立第二十周年專號」，刊發的文章多為史語所學人內稿，陳述之文刊載其中，折射出他與史語所「斷而未斷」的關係。

2018年1月，中華書局出版了陳述先生（1911—1992）遺著《遼史補註》。這部十卷本、240萬字的史學名著，是陳述歷時一個甲子的心血所萃。它的出版，彌補了《遼史》過於「簡略」和「脫漏甚多」的缺陷，必將有力地推進遼史研究的深入發展。然而追述此書編纂的緣起，則不能不從陳述與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的關係說起。

1

《金史氏族表》：

進入史語所的「入場券」

1935年，陳述從北平師範大學畢業之後，進入史語所從事研究工作。史語所隸屬於中央研究院，是民國時期全國史學研究的重鎮，匯聚了傅斯年、陳寅恪、李濟、董作賓等眾多學術名家。在當時，想要進入史語所工作，並非易事，唯獨北大史學系的畢業生受到傅斯年的青睞。對此，錢穆曾評價說：「凡北大歷史系畢業成績較優者，彼必網羅以去。」（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168頁）從後來史語所的人員構成來看，歷史組的勞榦、全漢昇、余遜、張政烺、王崇武、傅樂煥、何茲全等人，均是北大史學系的畢業生，這一點頗能印證錢氏的說法。故而，陳述後來回憶，能夠進入史語所工作的年輕人，「一般都是北大畢業生，我算是例外」。（《陳述先生憶往事》，《中國史研究動態》1992年第3期）

陳述的史學成就之所以能夠引起傅斯年的重視，應與他紮實的學術功底、敏銳的學術識見和陳垣的大力提攜密切牽涉。1929年，他以優異的成績同時考取了北京大學預科和北平師範大學預科，由於他的父親知道陳垣在北師大兼課，所以就讓他選擇了北師大預科就讀（劉鳳翥語）。1931年，陳述考入北師大史學系。

在師大就讀的四年，是陳述初識史學門徑的重要時期。在這裡，他得到名師指導，博覽眾籍，善學深思，學術才華逐漸施展，於是在同學之中脫穎而出。這一時期，他相繼撰著了《陳范異同》《補南齊書藝文志》《金史氏族表》《蔣心餘先生年譜》等論文，表現出廣泛的學術興趣。其中，《金史氏族表》一文，甚得陳垣欣賞，遂將它在友朋中傳閱。陳寅恪看過此文後，認為寫的很好，作者年齡「起碼四十」。陳垣告訴他，作者是自己的學生，「今年才二十齣頭」。於是陳寅恪說：「讓他跟我見見面。」因此機緣，《金史氏族表》成為陳述結識陳寅恪的學術紐帶。在他們第一次見面時，陳寅恪談到了王國維，並對陳述說：「王觀堂是中外聞名的大學者。他的興趣經常轉換。如果他不換，成就會更大。」陳述事後體會陳寅恪說此話的用意在於教導他「做學問要專一」。（參見《陳述先生憶往事》，《中國史研究動態》1992年第3期）檢視陳述在大學時期發表的4篇論文，涉獵多個時期的史學問題，然畢業之後則專攻遼金史，這種治學方向的轉變應與陳寅恪的啟示不無關係。

《金史氏族表》還在陳述與傅斯年之間架設了一座橋樑。此文經陳垣的推薦，引起了傅斯年的興趣。傅氏在閱讀陳文之後評價說：「陳述先生潛修成此一書，精勤可佩，堅實可欽。」「此書之充實，當以所參檢文集、碑誌之數量為準，而其優越，當以發見沿習之誤為標。今初稿已堅實豐盈至此，後來必為金源一代史事研究作礎柱矣。欣甚幸甚！」（陳智超編註：《陳垣往來書信集》[增訂本]，三聯書店2010年版，第414頁）

於是傅氏將陳述之文分為上下兩篇，發表於1935年出版的《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第三分和第四分。《史語所集刊》是當時國內的權威期刊之一，在國際漢學界也享有一定的聲譽。陳述以本科生的身份在上面發表學術論文，反映了傅斯年對他學術水平的認可。

傅斯年創辦史語所的初衷之一，是「成就若干能使用近代西洋人所使用之工具之少年學者」，並認為「此實後來歷史語言學在中國發達命脈所系，亦即此研究所設置之最要目的」。（《傅斯年全集》（六），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0頁）傅氏慧眼識珠，對於陳述這樣優秀的年輕學人，自然不會因其非北大畢業而將其拒之門外。在決定刊發《金史氏族表》不久，傅斯年便邀約陳述見面，約定讓他畢業之後到史語所工作。就這樣，陳述甫一畢業，便與北大史學系畢業的全漢昇、余遜同年進入了史語所。

2

在顛沛流離之中筆耕不輟

從1935年到1940年，陳述在史語所工作了五年半的時間。在這期間，日本侵華的步伐不斷加快，史語所的發展因受時局影響而不斷播遷。1935年11月，史語所歷史組遷入南京北極閣新址，陳述亦隨所南下。1937年8月，淞滬會戰爆發，史語所開始遷往長沙，在長沙短暫停留兩月之後，便決定再遷昆明。1938年3月，陳述剛剛抵達昆明，便與勞榦一起寫信向傅斯年彙報了遷徙情況：「此次千里長途運公家要物來此，李啟生、高曉梅諸君費力甚大，梁先生尤賣氣力，生等亦隨同料理，不敢分一、三組畛域，亦不敢辭事物工作也。惟房屋至今無著落，故一切均未進行。」（傅斯年檔案，Ⅱ-455）然而，好景不長，隨著滇邊軍事吃緊，昆明成為日軍轟炸的重要目標，史語所不得不於1940年10月從昆明陸續遷往四川李庄。就在此時，金毓黻向史語所商借陳述到位於四川三台的東北大學任教，所以陳述未隨史語所到達李庄，而是直接去了四川三台。由此觀之，陳述在這五年半的時間裡隨著史語所由北平至南京，過長沙，到昆明，最終落戶三台，生活大受影響。

可貴的是，陳述在顛沛流離之中依然筆耕不輟。於史語所任職期間，他先後在《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發表了《阿保機與李克用盟結兄弟之年及其背盟相攻之推測》《曳落河考釋及相關諸問題》《頭下考》《契丹世選考》《東都事略撰人王賞、稱父子》5篇論文。這些論文的撰寫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陳寅恪的指導。從陳寅恪書信集來看，他寫給陳述的書信數量很大，共計22通。這些書信一是請求陳述等人代為尋書的短箋，一是對陳述治學的指導意見。譬如，針對陳述對曳落河相關問題的疑惑，陳寅恪在一封回信中寫道：「曳落河最初為何民族語，尚待考。……尊著所定為契丹語之文獻似較晚，能得時代更前者尤佳，但恐不易求也。」「祿山於契丹關係深切，不獨孫孝哲為其驍將也。」「曳落河在祿山前是否亦專名，即一種民族之名，而健兒之義轉為後起，與赭羯同耶。」（《陳寅恪集·書信集》，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181頁）觀照陳述發表的《曳落河考釋及相關諸問題》一文，可知他在撰寫「安祿山曳落河下落之臆測」一目時，採納了陳寅恪的觀點。故而，陳述在此文結尾處突出強調：「本文屬稿，承陳寅恪先生馳書啟誨者再，幾千數言。敦敦不厭煩瑣。」（陳述：《曳落河考釋及其相關諸問題》，《史語所集刊》第七本第四分，1938年）

除以上5篇刊出論文之外，陳述在史語所任職時期還曾撰成《舍利橫帳考釋》一文，並且此文後來被編排在《史語所集刊》第十本第四分。然而，令人頗感意外的是，史語所檔案中有一封傅斯年1943年6月3日寫給賀師俊的信件，內容是告知賀氏將「《舍利橫帳考釋》抽出換入《講史與詠史詩》」。（史語所檔案，李9-3-17）《講史與詠史詩》是史語所的張政烺所撰。傅斯年的這一做法，是否因為陳述已到東北大學任教，而此時處在抗戰時期，出版困難，所以盡量優先刊發留在所內的同人著作？此中緣由，不得而知。在史語所的公文檔中還有一通那廉君寫給陳述的信，主旨是詢問陳述是否收到了寄還的《舍利橫帳考釋》一文。（史語所檔案，李9-9-5）《舍利橫帳考釋》在陳述生前終未刊發，直至他去世之後，才刊於2000年5月出版的《燕京學報》新八期。

不惟論文的撰寫、發表，陳述於史語所時期最值得稱道的著作應是《遼文匯》。根據史語所1935年的工作報告記載，陳述參照「繆荃孫《遼文存》、王仁俊《遼文萃》、黃任恆《遼文補錄》、羅福頤《遼文續拾》及新得之遼碑誌若干種為《全遼文》之校訂。」（《傅斯年全集》（六），第489頁）後來，陳述考慮《全遼文》「極端形容之『全』字，過為隆重」，於是徵得傅斯年同意，改為《遼文匯》。（《陳垣往來書信集》，第622頁）1937年傅斯年在致中研院總幹事朱家驊的信函中特別提到，史語所在著作上「有特殊貢獻者六人」，其中之一便是陳述。他說：「陳述最近將出版者有《遼文匯》一書，並著有重要論文。」（史語所檔案，元127-11a）陳述至遲於1937年2月即已撰成《遼文匯》並交付商務印書館（史語所檔案，元339-9-2），但該書至1940年他離開史語所至東北大學任教時，仍未能出版。分析其中的原因，應主要在於，陳述精益求精，在校對清樣的過程中根據新見史料不斷增補，以至商務印書館在1941年7月8日致史語所的公函中說：「《遼文匯》曾經作者校閱數次，為求早日結束期間，此次改正後，擬不再奉寄複閱，即由北平分廠徑打紙型，以便付印，尚祈鑒諒。」（史語所檔案，李7-4-17）。儘管此書即將付印，但仍因時局影響而未能出版，直至1953年，才在郭沫若的協助下得以刊行。

陳述在史語所中從事的另一項重要工作是《遼史補註》的編纂。從中華書局新近出版的《遼史補註》來看，陳述於1935年10月已初步擬定了《遼史補註》的《序例》，但這項工作在史語所歷年的工作報告及史語所檔案中卻很少被提及。譬如，陳述於1938年曾向傅斯年書信彙報年來研究情況，談到已往未了的工作有：唐宋之際南北和戰系年，曳落河考釋，遼文匯；渴望整理的問題有：契丹南面官制考，契丹開國前史跡，契丹蒙古（同源說）因革考，沙陀考，女真與胡里改；今後工作：頭下考。（傅斯年檔案，Ⅲ-230）顯然，這封書信對於了解陳述在史語所已經從事的研究和即將開展的工作具有重要意義，但是陳述卻隻字未提《遼史補註》。筆者以為，陳述最初無意撰成一部史注，後積累漸多，感嘆「在此千年諸史之中，尤以《遼史》記載最缺漏，遂以厲（鶚）、楊（復吉）之書附《遼史》，並以五代、宋、元諸史及《冊府》、《會要》、碑誌、雜記補其闕，參取錢大昕《考異》、陳漢章《索隱》彙集一編」（陳述：《遼史補註·後記》，中華書局2018年版，第3773—3774頁）。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之後，陳述將補註《遼史》的書稿「攜之轉徙後方，亦未多有增益」。可知陳述在1938年給傅斯年寫信之前，《遼史補註》已初具規模，但因「未多有增益」而未達到自己期許的要求，故而在向傅斯年彙報研究情況時並未提及此書。其後，陳述被借調至東北大學，《遼史補註》曾列於出版計劃，但因困難重重，終未能面世，直至2018年，方由中華書局出版。

3

離而欲返的史語所情結

陳述於1940年12月26日抵達東北大學，以至離所而未能返回。事情的經過是：1940年11月8日，金毓黻致電傅斯年，商議借聘陳述到東北大學任教一事：「傅孟真兄：東大聘陳玉書為研究員兼副教授，薪二百八十元，八折，盼就複電。」（傅斯年檔案，Ⅲ-406）3天後，金毓黻與傅斯年相晤於聚興村，至此「商聘陳玉書事已諧」（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遼瀋書社1993年版，第4605頁）。據陳述言，金氏聘請他的原因在於，「三台東北大學成立東北史地經濟研究室，金靜安先生主其事，急欲有所撰作公於世。述被借聘襄助之，研究東北、遼金史。」（《遼史補註·後記》，第3773—3774頁）實際上，在此之前，陳述與金毓黻已有書信往來，金毓黻在1940年10月1日的日記中記載：「陳君玉書自昆明寄所撰《投下考》上篇來。余前曾與陳君數次討論此題。」從金氏所言「數次討論」，可知他對陳述的治學成就深有體察，這也是他決定借聘陳述的動因。陳述到達三台後，金毓黻於1941年元旦致信傅斯年，表達了感激之情：「前得復箋，知陳君不日抵潼，正深懸企，乃於年前，陳君同夫人安抵是間，欣快為之莫名。弟正苦研史頗乏良友，茲得陳君之助，為之生色不少。我兄援手指惠，至可感也。」（傅斯年檔案，Ⅲ-407）

東北大學向史語所「借聘」陳述，史語所的批複為「准借」，因此陳述是以「請假」的名義離開史語所，期限一年。就人事關係來說，陳述仍然隸屬於史語所，故而他到東北大學之後，依舊向傅斯年彙報讀書、講學情況（史語所檔案，李15-2-9），儼然還將自己視為史語所的一員。從相關檔案來看，陳述借調期滿後，史語所並未致函東北大學要求陳述返所，而是陳述於1942年11月25日主動向傅斯年提出返所的請求，並提及三台物價高漲，生活不易，同時彙報了他所從事的《遼史補註》工作。傅斯年於12月7日給陳述回復了一封長信，主要述及三點：一是返所沒有路費，「蓋一人旅行，已經不堪，而一家旅行，直非我輩所可能也」。二是回所之後待遇不及東北大學，「去年院務會議通過，（弟未在，由他所起）凡請假中，加薪不計，（即無加薪與升級）如是，則兄返後仍須先為『助理研究員』而全（漢昇）、張（政烺）諸君明年已為副研究員矣。此間待遇不如大學，兄所知也」。三是承諾若遇人事糾紛可設法解決，「假如在三台人事上有問題，弟可函臧（啟芳）、蕭（一山）諸公也」。據此來看，史語所不是要將陳述拒之門外，而是無法擔負他返所的路費。傅斯年又在信件的最後補充說：「此時問題，只在搬家費。寅恪先生以無搬家費留在桂林，亦一例也。故只有再忍兩年耳。」（參見史語所檔案，李15-2-8）陳述回信說之所以要返所，是因為「此間非讀書之地，不宜作久留」，「請假以來愧無進益」，並表示在不能回所的情況下，仍將全力從事《遼史補註》。（史語所檔案，李15-2-5）由此看來，兩人之間並未因此生隙。

值得注意的是，陳述到東大之後，撰有一本《遼金史論集》。這本《論集》大約完成於1944年，其中包含陳述新撰論文8篇及《遼史補註序例》1篇。陳述將《論集》寄給了傅斯年，「懇師為函薦呈教育部學術審議會」（史語所檔案，李15-2-1）。從陳述寫給傅斯年的另一封信中說道「拙稿蒙薦得審」，可知傅斯年曾向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推薦了《遼金史論集》。但評審的結果似乎並不理想，故而陳述說「原擬請求所內能收入單刊」，但現在「已無自信」，因此希望傅斯年能夠「介至商務印為普通小冊子」。最後感慨「離所四年毫無成績，深愧多負，因此間非讀書之地，屢盼早日回所」。（史語所檔案，李15-2-4）實際上，陳述所說「四年毫無成就」，也並不完全是謙辭。只要將陳述在史語所時期的研究計劃和他在東大所刊論文相比較，便可知曉他在東大時期的研究，實為史語所時期研究計劃的延伸。但在史語所的公文檔案中並沒有發現傅斯年對陳述此信的回應。

1944年6月2日，陳述再次致函傅斯年，要求返所，其中談到了東北大學「人事之繁，實感無法應付」，所以「勢非離潼不可」，如果史語所無法贊助他舉家返回，可以一人返所，而「眷仍留潼」。從這封信看，陳述對返回史語所的希望似乎感到渺茫，所以他認為如不能返所，則希望傅斯年能「由渝代覓一教書或研究機會」，或者「由某基金會酌予津助」。（史語所檔案，李15-2-10）因東大人事紛擾，陳述一月之後不得不再給傅斯年寫信求助，說「此間人事繁複，整年風波」，故而「屢請回所也」；又說：「仍懇我師向中庚會代求一研究之費，最盼能代替薪俸，如不能代替薪俸，即作為補助手一人，使述可減少人事之牽扯。」（史語所檔案，李15-2-11）這兩份陳述寫給傅斯年的信，透露出陳述當時境遇的尷尬、對現實的無奈，以及對於重返史語所的期盼。然而陳述終究未能再返史語所。

要之，陳述雖於1940年離開了史語所，但他始終與史語所保持著聯繫，同時認為自己只是從史語所請假至東北大學，故而後來屢次請求返所。只因時局動蕩，未能如願。抗戰勝利後，陳述受聘位於上海的暨南大學，一年後回到母校北平師範大學任教，似乎他與史語所完全中斷了聯繫。然而，1948年出版的《史語所集刊》第20本下冊刊發了陳述的《乣軍考釋初稿》一文。《史語所集刊》第20本是史語所為配合中研院成立二十周年，推出的一期「本院成立第二十周年專號」，刊發的文章多為史語所學人內稿，陳述之文刊載其中，折射出他與史語所「斷而未斷」的關係。

（作者為西北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本文系2015年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中外史學交流視野下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學術範式與成就探析」[15CZS002]階段性成果）

原標題：陳述先生與史語所

來源：文匯報

責任編輯：劉淼 排版編輯：張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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