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從長安城發往居延塞的天子詔書
原標題：一封從長安城發往居延塞的天子詔書
近日我在「戰爭史研究」老師的微博上看到了史語所藏《元康五年詔書冊》的照片，遂有感而發，在此圍繞這一冊木簡介紹一些常識。
漢代人把竹簡或木簡當作最常用的書寫載體，當一枚簡容不下文字內容時，往往會再加上更多的簡繼續寫。他們會將寫好的木簡按次序排列好，並用繩子穿起來，稱之為「冊」。就造字方法而言，「冊」字是一個象形字，體現出簡牘時代的特徵。然而，當代出土的木簡，其順序早已被打亂。將出土的簡復原成儘可能完整的冊書，如同複雜的拼圖遊戲，是考驗學者文獻功底的難題。關於木簡分類與復原的方法，王國維先生與勞榦先生在較早的年代裡已經有所總結。「元康五年詔書冊」在出土之初也是分散無序的，日本學者大庭脩先生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對其進行了復原，通過綜合考慮簡文內容、出土地點、文字筆跡等多種因素，使之成為我們今日看到的完整冊書模樣。
漢代的居延地區在行政區划上屬於張掖郡，位於涼州刺史部的最北端，南面是浩瀚的巴丹吉林沙漠。弱水經此地注入居延澤，在沙漠戈壁中形成了河谷綠洲。武帝太初三年（前102），強弩將軍路博德在此築居延塞，沿河修建了大量烽燧與關城。此後，漢廷設置居延都尉與肩水都尉，這是張掖太守之下的武職。居延塞有甲渠、卅井、殄北三個候官，一個候官管理著幾個部，每個部又管理十幾個烽燧，構築起漢帝國邊塞防禦體系的一環。匈奴右部長期駐牧於不遠處的范夫人城、浚稽山、渾邪山一帶，時刻夢想著奪回水草豐美的河西走廊。從築塞之日起，居延就承受著極大的軍事壓力。
《元康五年詔書冊》屬於最早發現的一批居延漢簡。1930至1931年，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在額濟納河沿線發掘到11000枚簡牘。這些簡牘最早收藏在北京大學，抗戰爆發後被轉移到四川李庄，並由勞榦進行了初步整理。1949年前後，這批簡牘最終輾轉到台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70年代與世紀之交，居延地區又分別出土了兩批數量巨大的簡牘，被稱為「居延新簡」與「額濟納漢簡」。這些簡牘以邊塞漢軍的行政文書居多，也有部分古籍、醫方、日書等。
《元康五年詔書冊》涉及到幾個在《漢書》中有傳記的人物，分別是御史大夫丙吉（字少卿）、丞相魏相（字若翁）、車騎將軍韓增。這三人為宣帝時代的重臣，皆名列麒麟閣十一功臣。表面上看，簡牘上的文字似乎是御史大夫丙吉的上奏。然而，第三枚簡上的「制曰可」三個字徹底改變了文字的性質，使其成為帝國皇帝下達的神聖詔書。蔡邕《獨斷》曰：「群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下有司曰制，天子答之，若下某官云云，亦曰詔書。」
詔書的內容主要是傳達元康五年夏至日需要遵循的一些禮儀，比如讓士兵休息五天，以及用燧取新火替換故火。在胡騎隨時可能入侵的西北邊塞，讓士兵休息五天的命令究竟有多大的可操作性？我對此持懷疑態度。詔書提到的授火地點，除了京師長安，還有甘泉宮所在的雲陽縣。雲陽在直道南端，是「僅次於長安的准政治文化中心」。武帝在雲陽修建了眾多宮館仙台，希望在此與自己信仰的太一神相遇。到了宣帝時代，其重要性也未見減弱。
長期以來，已有眾多學者對《元康五年詔書冊》進行了探討。復原詔書冊的大庭脩根據詔書由御史大夫丙吉起草，認為御史在最初也是「草制之官」，直到尚書成為天子的秘書官，御史才漸漸轉變為監察官。另一位日本學者目黑杏子則細緻分析了詔書提到的夏至禮儀，並將其與魏相本人的哲學思想聯繫起來。她認為：「《詔書冊》所記之事，與其說是行政命令，不如說更近乎試圖基於公認的世界觀將人事與宇宙的循環運動相聯繫的王朝意志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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