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陶德曼調停自始至終是出由日本人導演的騙局？

日本方面對國民政府的「毫無誠意」十分惱火。1938年1月11日，日本內閣御前會議通過了《處理中國事變的根本方針》，決定對華繼續用兵，對蔣氏政府「設法使其崩潰或使它歸併於新的中央政權」。13日，日本限中方在72小時之內表態。16日，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發表了《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宣布「帝國政府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並坦言這「較之否認該政府更為強硬」。

陶德曼

對此，國民政府立即作出反應，1月18日發表《維護領土主權與行政完整之聲明》，宣布「中國政府於任何情形之下，必竭全力以維護中國領土主權與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復和平辦法，如不」以此原則為基礎，決非中國所能忍受」。 同時中日兩國互相召回駐對方大使。至此中日「和談」之鬧劇暫時收場。陶德曼調停也自此宣布完全失敗。

調停過程中的陶德曼

陶德曼調停，可以說自始至終是出由日本人導演的騙局，其目的最初是為了抵擋國際聯盟的壓力，勾引國民政府墮入其直接談判之圈套；後來又欲利用談判來輕易地達到軍事侵略的目的，迫使中國政府不戰而降。雖然這些企圖因種種原因而未能最後得逞，但是這場誘和醜劇卻暴露了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與分裂，暴露了汪精衛親日派的降日面目，亦暴露了蔣介石抗戰決心曾經動搖的一面。德國人的調停在客觀上對中國抗戰起到了惡劣的影響。因此為顧及國際形勢、外交因素以及德國調停，蔣介石在上海、南京諸戰役中做出了一系列脫離實際的錯誤決策，結果直接造成了八一三淞滬戰役的迅速潰敗和保衛南京作戰計劃之失誤，這是十分令人痛惜的。

淞滬戰場

比較中日兩方的情況，我們發現，日本是軍方在戰爭上掌握著絕對的主動權，以致在華北及淞滬戰場上都出現了日本內閣的政令追隨著前方軍令及戰爭發展而不斷變化的情況。日方貫徹的是戰爭第一、戰場需要第一，政治外交都是為了軍事戰略服務的宗旨；而中方則常以政治、外交等非軍事因素來指導戰爭，結果造成軍令朝令夕改，前方將士無所適從，使整個戰爭偏離了軍事規律。中國統帥部在指揮正面戰場抗日作戰時，表現出的這種缺乏信心、瞻前顧後，在兩軍交戰的關鍵時刻總把希望寄託於戰場之外等不正常舉動，其結果必然是導致戰事一敗再敗。

馬振犢、陸軍：《抗戰正面戰場啟示錄——八一三淞滬抗戰》

編輯：浙江大學近現代史碩士生 蕭宸軒

季我努學社青年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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