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美總統特使赫爾利飛往延安見毛主席到底是為了啥？
赫爾利曾經是胡佛總統時期的陸軍部長，出任羅斯福總統特使之後不久，他便成為美國駐華大使。由於深陷中國內戰開始時複雜的政治漩渦中，這個美國人很快就被共產黨人視為一個出爾反爾的政客。
1944年美總統特使赫爾利飛往延安見毛主席
一架帶有美軍標誌的飛機在中國黃土溝壑的上空盤旋。
這是一九四四年七月里的一天。在此之前，因為很少有飛機在延安降落，這個共產黨中央所駐紮的偏僻小城內還沒有稱得上機場的設施。現在，那個被稱為「機場」的地方只是一片較為平坦的空地。
由於手中有共產黨領袖毛澤東事先親自起草的一封關於這塊空地的規模、走向以及各種可以利用的地面標記的電報，駕駛飛機的美軍飛行員很快就發現了那個「機場」，並且迅速地俯衝下去。美軍飛行員此刻的行動如同一次氛圍奇特的飛行表演。——但是，還是出事了。飛機的輪子剛剛接觸地面，左輪猛地撞上一個看似鬆軟實際上異常堅硬的黃土堆，機身立即向左傾斜，瞬間變成一團帶著尖厲呼嘯的巨大的黃色煙塵，煙塵在接近那片空地盡頭的時候戛然而止，機頭戳在地上使整個飛機幾乎豎立起來，機艙的左側裂開一個大窟窿。駕駛和乘坐這架飛機的數名美國軍人驚魂未定地從機艙里爬了出來。他們顯然沒有受到嚴重的傷害，他們立即感受到延安炙熱耀眼的陽光和濃烈醇厚的黃土氣味。
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發生在中國的規模巨大的戰爭——戰爭的一方稱之為「解放戰爭」，另一方稱之為「戡亂戰爭」——毫無疑問是一場典型的內戰。——敘述二十世紀中葉發生在中國的那場規模巨大的戰爭，必須從戰爭爆發前一年一架倒霉的美國飛機開始。因為，當那架飛機在跑道盡頭變成一團跌跌撞撞的煙塵的時候，站在空地邊的延安軍民驚駭的叫聲以及爬出飛機的美軍觀察組成員迷茫的神色，無疑是中國即將進入的那段動蕩歲月和即將爆發的那場戰爭的極具意味的開端。
那個夏天，美國人急於飛往延安的原因是：首先，中國國民黨軍隊在對日作戰中一再失利，而蔣介石需求的對華援助越來越多，引起美國朝野的一片不滿；其二，美軍已經開始轟炸敵後日軍目標，迫切需要共產黨抗日武裝提供有關情報和營救降落在敵後的美軍飛行員；其三，或許這一點是最重要的，即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和軍事力量，已經發展到令人無法忽視的程度，與中國共產黨人接觸並了解他們，是戰後美國政府制定符合美國利益的對華政策所必需的。
延安，已從一個普通的地名，變成了一個含義複雜的政治辭彙。延安指揮的武裝力量遍布整個中國，人數已達六十三萬之眾。——在某種程度上講，這裡就是一個「國家」，儘管蔣介石從來沒有承認過其合法性。
中外記者們發現，共產黨人在這片黃土地上所創造的一切遠遠超出他們的想像，意外和新奇紛至沓來。共產黨軍隊總司令朱德宴請了他們，並和他們一起欣賞了藝術家們演唱的《同盟國進行曲》和《黃河大合唱》。被國民黨報刊描繪成「匪首」的共產黨領袖毛澤東性情溫和，除了不斷地吸煙之外，這個高個子長頭髮的南方人，舉止從容不迫、神態安然自得。在回答記者們提出的「國共兩黨是選擇戰爭還是和解」這個問題的時候，毛澤東說，共產黨人和人民的選擇不是內戰，而是一個真正的民主制度。中外記者們從日常生活的層面上認識了毛澤東。——「在延安，毛是可以接近的，並且是很簡樸的。他會在遍地黃土的大街上散步，跟老百姓交談，他不帶警衛。當和我們在內的一群人拍照時，他不站在中間，也沒有人引他站在中間，他站在任何地方，有時在邊上，有時站在別人身後。」
美軍觀察組雖然被延安的一個黃土堆弄得心驚肉跳，但是《解放日報》刊發的題為《歡迎美軍觀察組的戰友們》的社論，還是讓美國人十分高興。社論不但說美軍觀察組到達延安，「是中國抗戰以來最令人興奮的一件大事」，而且據說社論標題中的「戰友們」三個字，是毛澤東親自加上的。毛澤東對隨行的美國駐華使館二等秘書謝偉思表示，在目前情況下，因為國民黨政府依靠美國的大量援助，所以在中國防止內戰很大程度上有賴於美國的影響。由於擔心一旦抗戰結束，美軍撤離後，國民黨軍會立即發動內戰，毛澤東甚至向美軍觀察組提出：「美國是否有可能在延安建立一個領事館？」
受到友好接待的美軍觀察組吃上了延安生產的麵包，而毛澤東和延安軍民則興緻勃勃地觀看了美軍觀察組帶來的電影。——汽油發電機轟轟作響，銀幕上是一個永遠走著鴨子步的落魄的美國流浪漢，在流浪漢的身後，是那個距離延安十分遙遠的國度閃閃爍爍的摩登時代。
接著，美國總統特使帕特里克·Ｊ·赫爾利到達延安。
赫爾利曾經是胡佛總統時期的陸軍部長，出任羅斯福總統特使之後不久，他便成為美國駐華大使。由於深陷中國內戰開始時複雜的政治漩渦中，這個美國人很快就被共產黨人視為一個出爾反爾的政客。但是，他第一次來延安的時候，受到了真誠的歡迎。毛澤東特別交代，要專門為赫爾利「開個歡迎會」，「再搞點音樂晚會」。延安方面期待的心境，源於重慶傳來的情報。不久前，在重慶的共產黨代表已與赫爾利見過面。赫爾利對林伯渠和董必武說：蔣介石對共產黨的態度已經緩和，並且同意他必要時與共產黨人接觸。他代表羅斯福總統來到中國，就是要促成中國一切軍事力量的統一，以最終戰勝同盟國共同的敵人。
在此之前，包括毛澤東在內，共產黨主要領導人都沒有見過赫爾利。於是，與前些日子那架運載美軍觀察組的飛機出現意外一樣，這位美國特使也令延安的共產黨領導人感到了頗多的意外。赫爾利乘坐的飛機在延安降落時，周恩來正好在那片空地上，當他得知走下飛機的外國人是赫爾利時，立即招來一個步兵連作為臨時儀仗隊。六十一歲的赫爾利「伸直身子，挺起胸膛」接受步兵連的檢閱，「像一個得意洋洋的小夥子那樣高叫印第安人的戰爭口號」。這一情景令急忙趕來歡迎他的共產黨領導人不禁「瞠目結舌」。第一次會談，面對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基本上是赫爾利一個人在滔滔不絕。他再次強調自己到延安來是得到國民政府批准的，蔣委員長不但願意承認共產黨作為一個政黨的合法地位，並且願意承認中國其他一切政黨的合法地位，同時正在考慮以某種形式吸收共產黨人參加軍事委員會。赫爾利拿出一份名為《為著協定的基礎》的文件，親自為共產黨領導人朗讀起來：
一、 中國政府與中國共產黨，將共同工作，來統一在中國的一切軍事力量，以便迅速擊敗日本與重建中國。
二、 中國共產黨軍隊，將遵守與執行中央政府及其軍事委員會的命令。
三、 中國政府與中國共產黨將擁護為了在中國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孫中山的原則。雙方將遵行為了提倡進步與政府民主程序的發展的政策。
四、 在中國，將只有一個國民政府和一個軍隊。共產黨軍隊的一切軍官與一切士兵，當被中央政府改組時，將依照他們在全國軍隊中的職位，得到一樣的薪俸與津貼，共產黨軍隊的一切組成部分，將在軍器與裝備的分配中得到平等待遇。
五、 中國政府承認中國共產黨的政黨地位，並將承認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政黨的合法地位。中國一切政黨，將獲得合法地位。
毛澤東問赫爾利，這份文件究竟是什麼人的意見？赫爾利解釋說，這是兩黨談判的基礎，不帶有任何強迫性。參加會談的美軍觀察組組長包瑞德上校對赫爾利說，毛澤東想知道的是，您剛才說的是蔣介石的意見還是您自己的意見。赫爾利猶豫了一下說，原來是我自己的意見，後來蔣先生作了若干修改。
午飯之後，接著會談。
毛澤東不再給赫爾利滔滔不絕的機會。在警告赫爾利「中國的事情很難辦」之後，毛澤東著重談了兩個問題，即聯合政府問題和改組軍隊問題。——這兩個問題，是解放戰爭爆發前，國共兩黨始終無法妥協的最主要的問題。毛澤東說，抗戰以來，「我們從不妨礙國民黨，而國民黨卻來妨礙我們」，一共一百九十五萬軍隊，「有七十七萬五千人來包圍我們」。雖然如此，我們仍然擁護國民黨，以打擊日本侵略者。我們戰鬥在敵後的六十三萬軍隊和九千萬人民，拖住了日寇的尾巴，如果沒有這個力量拖住日寇的尾巴，國民黨軍隊早就被打垮了。軍隊是需要改組，中國人民的公意是：哪個軍隊腐敗，就改組哪個。「而不是英勇善戰的八路軍和新四軍」。
赫爾利認為毛澤東的話不公平，他說蔣介石抗戰八年，是他周圍的腐敗分子利用了他。但是赫爾利依舊認為，關於他帶來的那份文件是有溝通的可能的，他請毛澤東親自修改文件上的條款。毛澤東表示，贊成第一條，把第三條放在第二條之前，建議加上聯合政府的條款：「現在的國民黨政府改組為包含所有抗日黨派及無黨無派政治人士的代表的聯合國民政府」；同時，軍事委員會「改組為包含所有抗日軍隊代表的聯合統帥部。」毛澤東強調增加的這一條款意味著：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軍事上，國民黨只是聯合政府與聯合統帥部中與其他黨派平等的一員。
赫爾利以他對中國極其有限的了解，顯然無法認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
在第二天的會談中，赫爾利表示：「我將盡一切力量使蔣先生接受，我想這個方案是對的。」他甚至表示如果蔣介石願意，他可以陪同毛澤東去見蔣介石，並以「美國的國格」擔保毛澤東在與蔣介石見面後能「安全地回到延安」。毛澤東的回答是：「我很願意和蔣先生見面，過去有困難，沒有機會，今天有赫爾利將軍幫助，在適當時機我願意和蔣先生見面。」可以肯定地說，毛澤東對經過修改的方案在蔣介石那裡獲得認可，持嚴重的懷疑態度。因此，他問赫爾利：「今天把文件準備好，明天簽字」，不知蔣先生是否會同意？包瑞德上校在一旁說，有赫爾利將軍見證，如果蔣先生拒不簽字，將軍就可以明確地告訴羅斯福總統，我們認為很公平的協議，「毛同意了，蔣不同意」。這時，赫爾利提出一個看似十分尖銳的問題：「我要再證實一下，您是否願意和蔣先生合作，由他當政府主席？」毛澤東的回答是：「他當政府主席。」赫爾利變得十分樂觀了。他問毛澤東，與蔣先生見面的地點如果不在重慶，那麼應該選在別的什麼地方？毛澤東說：「當然在重慶。」
毋庸諱言，美國政府做出的主動接近的姿態，確實給中國共產黨人帶來了某種希望，即希望美國可以成為中國對立的政治和軍事力量之間的調解人。儘管毛澤東終生都對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強國抱有極大的警惕。
赫爾利帶著美國式的天真回重慶去了。
毛澤東沒有想到，首先給共產黨人造成困難局面的，不是美國而是蘇聯。一九四五年殘冬時節，美國總統羅斯福和英國首相丘吉爾到達位於蘇聯克里米亞半島南端的雅爾塔。當時，盟軍對日作戰的大勢是：在由蔣介石指揮的中國戰區，戰局始終沒有好轉的跡象，羅斯福甚至接到過蔣介石表示中國可能不得不退出聯盟戰爭的信函。——而一旦日本從中國戰場脫身，將上百萬軍隊投入英美對日戰場，那麼，在美軍以巨大代價征戰的太平洋戰區和仍讓英軍處在噩夢中的印緬戰區，戰局將會出現難以想像的困難。羅斯福和丘吉爾來到雅爾塔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動員斯大林出兵，直接打擊中國本土上的日軍，以減輕盟軍在亞洲其他戰場上的壓力，推進整個戰爭的迅速結束。為此，羅斯福和丘吉爾決定在戰後利益分配上向斯大林作出讓步。
果然，斯大林對蘇聯紅軍承擔對日作戰「開價」很高。除了從日本那裡恢復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中蘇聯損失的各種權益之外，大部分的條件涉及中國。包括保證蘇聯在中國大連的權益，恢復租用旅順港為蘇聯海軍基地，蘇聯和中國共同經營中東（滿洲里至綏芬河）鐵路和南滿（哈爾濱經長春至旅順）鐵路。另外還有：維持外蒙古現狀，庫頁島南部及附近一切島嶼交還蘇聯，千島群島交與蘇聯。
為了促使蘇聯儘快對日作戰，以犧牲中國主權為前提的《雅爾塔協定》簽字了。
當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如此則我民族之大，憑藉之厚，今日雖不能由余手而收復，深信將來後世之子孫亦必有完成其領土、行政、主權之一日。」
而在政治信仰上與蘇聯有著親緣關係的中國共產黨人心情更為複雜。
一九四五年的春天來了，延安的山坡染上了一層斑駁的綠色，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了。
毛澤東所作的政治報告的題目是《論聯合政府》。
這個在解放戰爭爆發前公開發表的文件，明確表述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立場，即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用和平的而不是戰爭的手段，建設一個新的中國。
《論聯合政府》的小冊子在重慶印發了三萬冊。蔣介石侍從室主任陳布雷看完這本書只說了兩個字：內戰。陳佈雷的意思是，共產黨的政治攻勢有顛覆政府的巨大力量，國民黨根本沒有招架之功，對付共產黨只剩下戰爭這一種手段了。
毛澤東擔心的是：一旦日本戰敗，內戰全面爆發。就在共產黨人對未來提出設想的時候，一個巨大的事件突然降臨。
一九四五年八月初，美國人在日本廣島和長崎投下了原子彈。八月九日，蘇軍的重炮打破了中國東北邊境的寂靜。由馬林諾夫斯基元帥指揮的後貝加爾方面軍的八個集團軍六十個師的機械化作戰部隊，沿著四千多公里的邊境線開始向中國境內大規模突進。同時，蘇軍轟炸機群對偽滿洲國首都和日本關東軍司令部所在地長春，開始了猛烈的轟炸。
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
毛澤東和延安的軍民一樣，是在廣播中聽到日本投降的消息的。
同樣，設在重慶的盟軍總部，也是在廣播中聽到這個消息的，只不過比延安早了一天。
突然到來的勝利，給國民黨人帶來巨大的驚喜和無比的自豪。蔣介石在重慶中央廣播電台以國民黨總裁、國民政府主席兼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名義發表了廣播演說：「我們的抗戰，在今天獲得了勝利。正義戰勝強權，終於得到了它最後的證明，這也就是表示了我們國民革命歷史使命的成功……」
延安的毛澤東自然也十分興奮，他把勝利歸結於「我國全體軍民共同努力的結果」。
對於抗戰勝利後的中國，政治家和軍事家們充滿焦慮。自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來，中國這片土地上最主要的政治和軍事爭端，都來自於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這兩個從聯合走向分裂的政治派別，由於政治信仰的巨大差異，多年來始終處在嚴酷的敵對之中。十年前，共產黨人和他們數量有限、裝備簡陋的武裝，在國民黨軍的大舉圍攻下幾乎面臨絕境，不得不放棄一個又一個根據地，轉戰在這個國家的急流險山之間。最終，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落腳於中國西北的黃土高原上。而這個特定的歷史條件，就是當日本入侵中國後，中華民族面臨著生死存亡的危機，國共兩黨必須聯合起來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但是，無論是國民黨人，還是共產黨人，都清楚這種聯合與統一是暫時的，一旦共同對日這個大前提消失，兩支力量在政治上與軍事上的對立就會重新顯現，那麼隨之而來的也許就是衝突或交戰的再次爆發。
此刻，贏得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的同盟國，他們對中國可能爆發大規模內戰的焦慮，絕不是出自於對中國社會與民生的擔憂。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之間的衝突，本質上是資本主義陣營與社會主義陣營的衝突，這一衝突的性質決定了其結局必然影響到世界主要強國的在華利益，影響到世界主要強國在國際事務中政治聯盟的格局。
來自蔣介石政府和軍隊、國內各地軍閥和地方勢力、國際戰勝國和戰敗國的各色情報，雜亂地集中在共產黨中央所在地延安。毛澤東格外關注國民黨軍隊日漸緊迫的大規模調動：新六軍被運到南京，第九十四軍被運到上海，第九十二軍被運到北平……這種規模甚至超出了抗戰時期的軍事調動，顯然是針對共產黨人的。毛澤東擔憂的是，五萬美軍準備在中國華北沿海港口城市登陸，名義上是配合中國政府對日本佔領軍受降，實際上既是等候著蔣介石的軍隊前去接收，同時也不排除打算與蘇聯爭奪控制中國的勢力範圍。而更讓共產黨人感到吃驚和困惑的消息，依舊來自蘇聯。
蘇軍對日作戰開始後，朱德命令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準備接受日軍投降，但是蔣介石宣布日軍只能向國民黨軍投降。就在日本正式宣布投降數小時之前，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世傑與蘇聯外交人民委員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簽署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蘇聯與國民政府保持著外交關係，簽署外交文件當屬正常，不正常的是這一「條約」簽署的時機涉及中國共產黨人未來的生存環境。條約的要點，是落實蘇聯在《雅爾塔協議》中取得的在華利益。國民政府以此換取了斯大林的承諾：上百萬蘇軍已經開進中國東北，雖然此刻那裡沒有國民黨軍的一兵一卒，但是蘇軍只接受國民政府對東北的接管；並且，「蘇聯政府同意予中國以道義上與軍需品及其他物資之援助，此項援助當完全供給中國中央政府即國民政府」。
有外國記者評論說：「一切都已昭然若揭，如果內戰爆發，中共將獨立作戰。」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毛澤東起草了發至各戰略區的電報：《關於日本宣布投降後我黨任務的決定》。電報表明，日本投降後，面對國民黨軍準備向解放區「收復失地」，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的任務分為兩個階段：目前階段，「應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敵偽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體情況發動進攻，逐一消滅之，猛力擴大解放區，佔領一切可能與必須佔領的大小城市和交通要道，奪取武器與資源，並放手武裝基本群眾，不應稍有猶豫」；將來階段，「國民黨可能向我大舉進攻，我黨應準備調動兵力，對付內戰，其數量與規模，依情況決定。」
同一天，蔣介石發布了三道命令：
一、命令國民黨軍前線各部隊「對敵放棄要點，應即派部隊進駐」，「距敵較遠之部隊，應察狀況可能向前推進」，「對於敵人遺留之武器彈藥材料財物，必須派兵嚴為看管」，而共產黨武裝「如有爭奪城鎮，妨害我之行動，應斷然剿辦為要」；
二、命令各淪陷區偽軍「應就現駐地點負責維持地方治安，保護人民。各偽軍尤應乘機贖罪，努力自新，非本蔣委員長命令，不得擅自移動駐地，並不得受未經本委員長許可之收編」；
三、命令第十八集團軍（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應就原地駐防待命。其在各地區作戰地境內之部隊，並應接受各該戰區司令長官之管轄。政府對於敵軍之繳械、敵俘之收容、偽軍之處理及收復地區秩序之恢復，政權之行使等事項，均已統籌決定，分令實施。為維護國家命令之尊嚴，恪守盟邦協議之規定，各部隊勿再擅自行動為要」。
蔣介石的第三條命令，涉及日本投降後國共兩黨衝突的核心，即中國共產黨及其武裝是否「合法」的問題。八月十三日，朱德、彭德懷回電蔣介石，電文充滿了毛澤東的文風：
重慶蔣委員長勛鑒：
我們從重慶廣播電台收到中央社兩個消息，一個是你給我們的命令，一個是你給各戰區將士的命令。在你給我們的命令上說：「所有該集團軍所屬部隊，應就原地駐防待命。」此外還有不許向敵人收繳槍械一類的話。你給各戰區將士的命令，據中央社重慶十三日電是這樣說的：「最高統帥部今日電各戰區將士加緊作戰努力，一切依照既定計劃與命令積極推進，勿稍鬆懈。」我們認為這兩個命令是互相矛盾的。照前一個命令，「駐防待命」，不進攻了，不打仗了。現在日本侵略者尚未實行投降，而且每時每刻都在殺中國人，都在同中國軍隊作戰，都在同蘇聯、美國、英國的軍隊作戰，蘇美英的軍隊也在每時每刻同日本侵略者作戰，為什麼你叫我們不要打了呢？……我們認為這個命令你是下錯了，並且錯得很厲害，使我們不得不向你表示：堅決地拒絕這個命令。因為你給我們的這個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違背中華民族的民族利益，僅僅有利於日本侵略者及背叛祖國的漢奸們。
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 朱德
副總司令 彭德懷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
緊接著，毛澤東為新華社撰寫了評論，毛澤東質問道：「試問要偽軍維持的那種『治安』，不就是偽軍在日寇指揮下維持了八年的那種『治安』嗎？試問要偽軍『保護』的那些『人民』，不就是日寇和偽軍一向保護的那些奴事日寇、魚肉人民，為非作惡，發財致富的那些漢奸賣國賊嗎？」
十四日，蔣介石的回電到了，電文竟是這樣的：
萬急，延安
毛澤東先生勛鑒：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實現，舉凡國際國內各種重要問題，亟待解決，特請先生克日惠臨陪都，共同商討，事關國家大計，幸勿吝駕，臨電不勝迫切懸盼之至。
蔣中正未寒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這樣的邀請出乎毛澤東的預料。
應該說，延安對於赫爾利的政治調解最初充滿期待。期待的核心是：共產黨人準備與國民黨人在政治上再次合作。合作希望達到的最終目的不存在任何雜質，無論當時還是現在看來，共產黨人的要求甚至有些「簡陋」：「如果蔣介石簽字承認，即是最大的讓步，因為我們得到了合法地位，這是前所未有的。」但是，赫爾利從延安帶回重慶的那份由毛澤東修改過的協議，還是被蔣介石斷然拒絕了。國民黨方面的答覆是：只有共產黨領導的軍隊接受改編，並且全部移交給國民政府統轄，國民政府才有可能承認共產黨的合法性。
八月十六日，毛澤東給蔣介石回電：重慶
蔣委員長勛鑒：
末寒電悉。朱德總司令本日曾有一電給你，陳述敝方意見，待你表示意見後，我將考慮和你會見的問題。
毛澤東
未（八月）銑（十六日）
以朱德總司令的名義發出的電報，向蔣介石提出的要求「請求你制止內戰。其辦法：就是凡被解放區軍隊所包圍的敵偽軍由解放區軍隊接受其投降，你的軍隊則接受被你的軍隊所包圍的敵偽軍的投降，這不但為一切戰爭的通例，尤其是為了避免內戰……」
八月二十日，蔣介石發來第二封電報，邀請共產黨人「共定大計」的口吻更加熱烈：
延安
毛澤東先生勛鑒：如何以建國之功收抗戰之果，甚有賴於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計，則受益拜惠，豈僅個人而已哉！特在馳電奉邀，務肯惠諾為感。
蔣中正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
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會議討論了毛澤東是否去重慶的問題。朱德同意，說要解決問題，去是有利的，對將來的選舉也是有利的，「讓蔣介石當總統，我們當副總統吧」。彭德懷也同意，但是建議暫時先不去，等和老蔣打一下，把他的氣焰打下一點來再去。
就在政治局開會的時候，蔣介石的第三封邀請電到了：
延安毛澤東先生勛鑒：
未養電誦悉，承派周恩來先生來渝洽商，至為欣慰。惟目前各種重要問題，均待與先生面商，時機迫切，仍盼先生能與恩來先生惠然偕臨，則重要問題，方得迅速解決，國家前途實利賴之。茲已準備飛機迎迓，特再馳電速駕！
蔣中正 哿（二十四）
八月二十六日，政治局再次召開會議，毛澤東明確表示：去！這樣可以取得全部主動權。他隨後提出，在不損害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共產黨武裝可以讓步的地域是：第一步廣東至河南的根據地，第二步江南的根據地，第三步江北的根據地。
毛澤東起草了一封很長的電報，發至各中央局和各大戰略區，電報將共產黨人力爭國內和平的態度表述得十分清晰：
……現在蘇美英三國均不贊成中國內戰，我黨又提出和平、民主、團結三大口號，並派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三同志赴渝和蔣介石商量團結建國大計，中國反動派的內戰陰謀，可能被挫折下去。國民黨在取得滬寧等地、接通海洋和收繳敵械、收編偽軍之後，較過去加強了它的地位，但是仍然百孔千瘡，內部矛盾甚多，困難甚大。在內外壓力下，可能在談判後，有條件地承認我黨地位，我黨亦有條件地承認國民黨的地位，造成兩黨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發展的新階段。……
毛澤東決定去重慶與蔣介石見面。他說：「我們還要鑽進去給蔣介石洗臉，而不是砍頭。」中國有「洗心革面」的成語，意為通過改過面目一新。毛澤東接著又說：「年紀愈大愈不願意洗臉。」
那一年，毛澤東五十二歲，蔣介石五十八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