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 | 袁南生：諸葛亮 de 外交

原標題：三國 | 袁南生：諸葛亮 de 外交

袁南生：諸葛亮外交中的四張大牌

諸葛亮是三國時期的蜀漢丞相，其外交活動基本上是在戰爭背景下進行的，主要是為了解決當時蜀國最為緊迫的軍事問題，可以說，諸葛亮外交實際上是軍事外交，其外交行動也與其軍事行動密切結合。諸葛亮的外交思想、外交風格和外交謀略，特別是他外交中的四張大牌，在中國古代外交史上留下了重大的影響。

戰略外交上打鼎立牌

東漢末年，諸葛亮在襄陽隆中「躬耕隴畝」。建安十二年（207年），劉備屯兵新野，徐庶為幕僚，向劉備推薦諸葛亮。劉備三顧茅廬，諸葛亮與其相見，精闢地分析了當時形勢，並提出建議，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隆中對》。劉備聽了，連連稱善，說我有了諸葛亮，如魚得水。（《三國志》卷35《蜀書·諸葛亮傳》）

《隆中對》一方面對天下形勢進行了分析，從劉備集團的角度出發提出了對待各個割據勢力的態度:反抗曹操，聯合孫權，圖謀劉表和劉璋，從而規划出了曹、孫、劉三足鼎立的戰略前景。另一方面指出了三足鼎立後，天下有變，進一步北伐中原、中興漢室的戰略目標。官渡之戰，曹操以少勝多，戰勝了貌似強大的袁紹。諸葛亮看到了曹操軍事力量的強大，得出了不可與其單獨爭強，必須聯合其它力量與之對抗的結論。孫權則有地理優勢，加上孫氏家族已經歷經三世，在所轄區域得民心，可以成為未來天下三極中的一極。諸葛亮看到了這兩大軍事集團將會成為三極中的二極。劉備當時是個只擁有幾千人馬的荊州客居者。其他的軍事集團，如劉表、劉璋、張魯、馬騰等，最多算為天下英雄的配角，不足以形成稱霸一方的力量。

《隆中對》指出了實現三分天下的基本途徑。在正確認識和分析孫權、曹操力量的基礎之上，諸葛亮提出了三分天下的基本途徑。諸葛亮提出統一天下的步驟是：首先「跨有荊、益，保其岩阻」，然後致力於內部建設，開展和平外交。「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最後兩路北伐，鉗制中原，「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這樣，達到「霸業可成，漢室可興」，實現統一天下。由於劉璋暗弱，劉璋的謀士們和將領們都有了尋找明主之心，這使得具有漢室宗親優勢的劉備有很大可能性獲得荊州這塊沃土，得到了荊州，益州也就不在話下，佔據益州之後，可以通過益州出漢中達西涼，與荊州形成犄角之勢，可以在戰術上形成相互支援之勢，使外敵很難入侵，再利用時機奪取中原興復漢室。可以看出，諸葛亮採取的是避實就虛的辦法。

建安十三年（208年），劉備敗走夏口，而孫權之前又派魯肅到來觀察情況，並向劉備建議向孫權求救，諸葛亮便自薦作為劉備的使者到柴桑作說客，與魯肅結為朋友。到達柴桑後，諸葛亮面見孫權，先用二分法給孫權兩個選擇，「如果能以吳、越的軍力與中原之國抗衡，不如早和曹操斷交」；另一個選擇則是激將法，「如果認為不能抵擋，為何不停止軍事行動，向北方稱臣呢！」孫權卻反問諸葛亮，劉備為什麼不投降。諸葛亮便提高劉備身價，說劉備有氣節，絕不投降，以向孫權顯示劉備的決心。孫權大怒，誓言不會向曹操投降，但卻有所擔心劉備還有多少兵力戰鬥。諸葛亮最後才分析兩軍的情況，先說出自軍散兵歸還和關羽水軍有萬人，加上劉琦凡江夏士兵亦不下萬人，再說出曹軍遠來疲弊，追劉備時，又用輕騎一日一夜行了300多里，正是「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三國志》卷35《蜀書·諸葛亮傳》）而且北方人不習水戰，荊州百姓又是被逼服從曹操，不是心服；最後肯定地說曹操必定可打敗。這是諸葛亮親自出馬參加的一次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戰略謀劃與外交磋商。

孫權與諸葛亮會面後十分高興，後又受到魯肅、周瑜的遊說，決定聯劉抗曹，派周瑜、程普、魯肅等率3萬水軍，隨同諸葛亮會見劉備，組成吳蜀聯軍，與曹操開戰。曹操大軍在赤壁遭遇孫劉聯軍火攻，曹操大軍遭受了非常大的損失，而此時曹軍中又爆發瘟疫，曹操不得已引軍北還。赤壁之戰後，三國鼎立形成。劉備藉機收取江南，任命諸葛亮為軍師中郎將，統領零陵、桂陽、長沙三郡。建安二十六年（221年），劉備在成都稱帝，任命諸葛亮為丞相。蜀與魏、吳形成鼎足之勢。

道德外交上打正統牌

諸葛亮把選擇的著眼點主要放在政治上，即以正統為旗幟、以統一為目標，高調宣稱所從事的事業是以仁義之師打一場正義之戰。諸葛亮在一生的外交生涯中，一直都在打正統牌，正統就是漢室，雖然漢室被曹操脅持，徒有其名，但畢竟是正統，沒有任何政治勢力否定漢室的合法性。所以，諸葛亮始終指曹操「名為漢相，實為漢賊」。這八個字，既彰顯了漢室的合法性，更突出了曹操的非法性。諸葛亮一生打的牌都是「興復漢室」，堅持正統，這無疑有利於贏得政治上和外交上的主動，有利於凝聚人心。蜀漢政權對外的策略都是圍繞興復漢室這個最高目標進行的。諸葛亮的「興復漢室」不是指的興復桓、靈之世的漢室，而是興復高祖劉邦、光武皇帝劉秀那樣統一而強盛的漢室。興復漢室最本質的內容是恢復漢朝時期大一統局面，達到天下和而歸一的目的。

建興元年（223年），根據形勢的變化，諸葛亮發表《正議》一文，再次就蜀國的外交方針作出說明。這一年，劉備去世後，蜀漢朝廷出現了多種危機，曹魏集團認為勸降和策反諸葛亮的時機到了。曹丕下令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尚書令陳群、太史令許芝、謁者僕射諸葛璋等，紛紛致書諸葛亮，「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這涉及蜀國對外方針政策問題，蜀漢是與魏對敵呢還是親善呢？諸葛亮一開始是「遂不報書」。（《三國志》卷35《蜀書·諸葛亮傳》）但他又擔心來自敵人營壘的勸降活動引起蜀漢朝廷的思想混亂，於是作《正議》一文加以回擊，明確陳述了自己堅定的抗拒曹魏、光復漢室的政治立場和態度。這篇外交文獻表明了諸葛亮堅持正統、對曹魏強硬的敵對立場，在內外多難的情勢下穩定了蜀漢臣民的政治信心。

結盟外交上打聯吳牌

諸葛亮恢復漢室、統一中國的政治抱負，從一開始就建立在聯孫抗曹的基點上。在三國鼎足還沒有形成之際，諸葛亮在《隆中對》里就把聯孫抗曹作為基本國策提出來了。在劉備、關羽等在貫徹這個原則出現偏差的時候，諸葛亮及時加以扭轉，緩解了蜀國陷入孤立的被動局面。可以說沒有這個成熟的聯盟戰略就不會有蜀國存在的餘地。諸葛亮一出山，就為劉備集團提出了與外部勢力交往的方針，即「外結好孫權」，共同抗魏，興復漢室。這一外交方針在諸葛亮後來的軍事行動中不僅沒有捐棄，反而加以發展和完善，一直指導著蜀漢的外交活動。

《隆中對》是指導劉備集團發展壯大的綱領性文件。在這份綱領性文件中，諸葛亮高屋建瓴地向劉備提出了聯吳抗曹的外交方針。諸葛亮從戰略的角度分析了聯吳抗曹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首先從形勢發展的趨勢入手，諸葛亮指出實力弱小的劉備有重新崛起，並戰勝強敵的可能性，但一個重要條件就是不僅要抓住「天時」，而且要發揮「人謀」的作用，其中包括在外交上積極謀劃。他說:「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在從群雄混戰到北方基本統一的歷史過程中，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當初比較弱小的割據勢力，依靠自身努力，變得強大起來，那些強大的割據勢力最後卻失敗了，最具典型的事件就是袁、曹之爭。曹操以低微名望和弱小實力，擊破袁紹，成為強者，其獲得成功的關鍵就是發揮了「人謀」的作用。曹操的崛起就是劉備要效仿的榜樣。

其次，指出弱小的劉備在圖謀發展與壯大過程中，必須要對曹操實行戰略防禦，對東吳「結好孫權」，將孫權作為崛起過程中援助的力量，把攻曹圖吳改變為防曹聯吳。第三，諸葛亮指出外交上聯吳也是實現蜀國政治戰略的需要。諸葛亮認為等到蜀國力量強大後，一旦天下形勢發生重大變化，即可發動消滅曹魏勢力的戰略進攻，兵分兩路，一路，「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另一路，劉備「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三國志》卷35《蜀書·諸葛亮傳》）實現最終戰略目標：消滅曹魏，興復漢室。在這裡，諸葛亮外交戰略的意圖很明顯：在蜀漢北伐曹魏時，依然需要東吳外交的支援和幫助。在消滅共同敵人的時候，兩弱聯合抗強，取勝的概率遠遠勝過一國的努力，即使不能統一全國，能實現三分天下的局面也是很好的結局。從另一角度看，劉備在外交上如果不主動出擊聯結吳國，那麼曹魏敵人就有可能拉攏對方，一旦吳魏兩強結合，攻打實力較弱的蜀國，那結局不可想像。所以，即使蜀漢在北伐的過程中，在外交上與吳國結成聯盟也是極端重要的。簡言之，劉備在成就霸業的過程中，必須聯結孫吳共同抗擊曹魏。

公共外交上打統一牌

「實現統一」是蜀漢外交中最常見的外交辭令。諸葛亮的外交謀略，始終立足於大一統的傳統理念。自從董卓以來，許多地方勢力擁兵自重，不過是為了割據一方，以利於一己私利。而諸葛亮的戰略起點就是統一國家，恢復漢室。把打統一牌與打正統牌結合起來，極大地提高了蜀漢的軟實力和話語權。

如何實現統一呢？諸葛亮提出的策略是打皇叔牌，劉備雖然力量弱小，但由於是皇叔，據有興復漢室的正道，信義名聞四海。劉備作為一個軍事集團，它有「正統」的政治優勢，因為他是皇族血脈，所有他可以藉此獲得一定的政治資本；但是，也正是由於他是皇族血脈，這就決定了劉備必然與曹操不共戴天，始終與勢力強大的曹操集團處在戰略對抗的狀態。諸葛亮非常重視拿劉備的皇叔身份做文章，把劉備的皇叔身份變成了一個可資利用的重要外交資源。

諸葛亮外交中的四張大牌，是諸葛亮外交思想、外交戰略和外交策略的具體體現，史稱他「達智多變，正而有謀」，既給我們留下了許多有益的啟示，也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教訓。其中最重要的有三條：

一是把示強與示弱有機結合起來。示強與示弱是對外交往中的兩手，有時需要示強，又不可以一味地示強，有時需要示弱，也不能一味地示弱，能夠在二者之間找到平衡，這才是外交的智慧和真諦。外交既拼實力，也重感情。成熟和成功的外交既要善於示強，也要善於示弱，也就是說，該亮劍的時候要敢於亮劍，該亮情的時候要善於亮情。一味示強，等於主動樹敵。在借荊州的過程中，諸葛亮讓劉備適時地哭鼻子、流眼淚，主動亮情，起到了比亮劍更重要的作用。

二是把原則的嚴肅性和實踐的靈活性有機結合起來。建興七年（229年），孫權稱帝，遣使至成都，要求蜀國在外交上予以承認。這一事件引起蜀漢群臣強烈反對，「咸以為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三國志》卷35《蜀書·諸葛亮傳》）孫權稱帝對諸葛亮以蜀漢為正統的觀念來說，無異於是一個公開的挑戰，對他能否堅持聯吳抗魏的外交方針，處理好吳蜀關係，也是一次嚴峻的考驗。諸葛亮經過反覆考慮，權衡利弊得失，力排眾議，決計承認孫權為吳國皇帝，維持吳蜀同盟關係。於是作《絕盟好議》一文，以釋群疑。諸葛亮認為，當前蜀國的主要敵人是曹魏，而不是孫吳，為實現蜀國的最終戰略目標，應當繼續奉行「結好孫權」的外交政策。不要因為有次要矛盾的干擾，就改變自己的對外政策。如果蜀國拒絕承認孫吳稱帝，就會加深吳蜀之間的隔閡，互不信任，蜀吳對敵，再「移兵東伐，與之角力」，結果將可能導致「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的不利局面，這反而妨礙了蜀國「興復漢室」戰略目標的實現。

三是把維護意識形態利益與維護國家整體利益結合起來。意識形態利益是國家利益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國家的軟實力和意識形態的影響力是聯繫在一起的，意識形態利益要服從、服務於整體國家利益。同東吳外交相比，蜀國的外交過於意識形態化，這是蜀國在三國當中最先亡國的一個主要原因。東吳外交不受意識形態影響，只要國家利益需要，既可以聯蜀抗魏，也可以聯魏抗蜀。但是，對蜀漢來說，其立國的政治基礎是「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諸葛亮《後出師表》）。既然蜀漢和曹魏勢不兩立，帝王之業不能苟且偷安於一地，蜀漢政權的合法性與對抗曹魏聯繫在一起，蜀漢就不可能像孫吳那樣左右逢源，既可以聯蜀抗魏，也可以借魏抗蜀。

這樣一來，意識形態的利益事實上就綁架、約束了國家利益。「興復漢室」是諸葛亮畢生為之奮鬥的目標。如果說在建安十二年打出「興復漢室」的旗幟以作號召，自有其外交策略上的合理性的話；那麼，在後主劉禪建興五年（227年），諸葛亮自漢中北伐前夕的上疏（即有名的《出師表》）中仍然講要「興復漢室，還於舊都」，這已明顯的不符合時代的要求了。「漢室不可復興」的思想早在建安五年（201年）魯肅就提了出來。這一建立在正確估量當時客觀鬥爭形勢基礎上的政治見解，日後歷史的發展證明是完全正確的。諸葛亮在一生的外交生涯中，一直都在打正統牌、統一牌和皇叔牌，說白了，打的都是意識形態的牌。外交的意識形態化大大壓縮了蜀漢的外交空間。

歐陽健：決策：諸葛亮藝術形象的本質和靈魂

——談《三國演義》關於諸葛亮決策活動的描寫

諸葛亮是我國古代小說所塑造的最為成功的「軍師型」的藝術形象，毛宗崗所謂「《三國志》中第一妙人」（1）是也。諸葛亮之「妙」，究竟妙在哪裡？通常的觀點是把他看作「智慧的化身」。我以為，「智慧」說不能概括諸葛亮形象的獨特本質，因為在《三國演義》中，具有聰明才智的人物，在在皆是，不獨孔明一人為然；而由於專從「智慧」一點著眼，致令對於這—藝術形象的評價難中肯綮。如魯迅批評《三國演義》「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2）的意見，就值得重新考慮。作為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諸葛亮形象的獨終性體現在比「智慧」居於更高層次的「決策」上。在《三國演義》中，關於諸葛亮決策活動的描寫居支配地位，而且貫串始終。它既是諸葛亮這一彪炳千古的藝術形象的本質和靈魂的根本所在，也是《三國演義》統攝全局、把那近百年間紛紜雜亂的歷史事件構成一部有機藝術品的總綱目。

同宋江在《水滸傳》第十八回方始出場相仿，諸葛亮更是在《三國演義》第三十八回劉備三顧之中姍姍登場的。但他的晚出無害於他作為小說主人公的地位。因為在這之前，《演義》儘管已經寫了二十多回，卻從來不曾出現過「三國」的字樣，唯有諸葛亮的出場，《三國演義》才正式「點題」，這樣一部長篇巨著才開始有資格被稱為「三國演義」 ；諸葛亮的一席話，猶如一盞明燈，照亮了那混沌的世界，照亮了迷茫的前景，三國的歷史，彷彿就按照諸葛亮的設計和安排，一步步走完了它的全程。可以說，諸葛亮是三國鼎立的設計者，是《三國演義》的主腦和核心，而這一切，又主要是通過對於他的決策活動的描寫來完成的。

關於諸葛亮的出場，《新刊全相平話三國志》二十四標目為：「孔明下山」，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卷八為：「定三分亮出茅廬」；倫敦博物館藏《原本三國志傳》卷七為：「玄德三顧茅廬先知天下三分」，（3）至毛宗崗本《三國演義》第三十八回，方作：「定三分隆中決策」，拈出「決策」二字，可謂大有識見。當然 毛宗崗所謂「決策」，與時下的「決策科學」不能混為一談。不過，作為一種社會實踐，決策活功卻是自有人類社會以來就有的，一切決策活動的成敗得失，同「決策科學」的規律也應該是吻合的。什麼是「決策」？學術界目前尚無統一的定義，大體說來，決策就是為達到最佳目標而在多種方案中選擇最佳方案的行為。劉備因「漢室傾頹，奸臣竊命」，「欲伸大義於天下」，然其「雖有匡濟之誠，實乏經綸之策」，勞頓半生，迄無成就。劉備所要追求的目標，當然也是諸葛亮決策所要達到的目標。然而，諸葛亮所選的行動方案，不僅與劉備所曾實行者不同，而且大有出於常理之外者：

北讓曹操占天時，南讓孫權佔地利，將軍可占人和。先取荊州為家，後即取西川建基業，以成鼎足之勢，然後可圖中原也。

這種「不勸玄德取孫、曹之地，而勸玄德取二劉之地，將欲扶漢而反自翦其宗室」（4）的決策，正是建立在他對於敵、友、我三方客觀形勢的全面、綜合的估計的基礎之上的。第四十三回寫諸葛亮舌戰群儒時，曾以醫道喻劉備彼時之景況，以為「人染沉痾當先用糜粥以飲之，和葯以服之；待其腑臟調和，形體漸安，然後用肉食以補之，猛葯以治之；則病根盡去，人得全生也。若不待氣脈和緩，便投以猛葯厚味，欲求安保，誠為難矣。」與自己力量的不足形成強烈對比的是：曹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以令諸侯」，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二者暫時都不是可以攻取的對象。但是，對於孫、曹，又應當採取不同的對策：「孫權不可取則結之」，「曹操雖不可取而終當伐之「（5）。諸葛亮後來把這種決策概括為「北拒曹操，東和孫權」八個字。這種避開強大敵手，首先在荊益二州建立自己的基業，以成鼎足之勢，然後徐圖中原的決策，大體上符合當時政治軍事鬥爭的形勢。美國管理學專家亞歷山大·H·科內爾說：「一切企業和事業單位的政策、策略、短期計劃、長遠規劃以至日常工作，都是由堅定的實際決定和更為堅定的預見兩部分組成。這些決定和預見應該是最佳的」（6）。《三國演義》關於諸葛亮的決策活動，不僅寫出了他的「三分」的堅定的預見，也寫出了為實現這一預見所採取的一個個堅定的實際決定。寫他把自己的總的決策，化為一個個實際的決定；而一個個實際的決定，又無不為著實現那總的決策。這種描寫，充分體現了諸葛亮決策的整體觀、綜合觀和長遠觀。從《三國演義》關於諸葛亮決策過程的描寫中，我們不僅可以看出諸葛亮決策本身的成敗利鈍，看出無論是寫他的勝利還是失敗，都是入情入理的，符合歷史的和藝術的邏輯的，驅除了神秘色彩的，而且可以看出《三國演義》為了實現自己的總的創作意圖，表達總的思想傾向，在藝術上又是如何來處理這種決策中的成敗利鈍，亦即如何在熱情讚美諸葛亮決策的勝利的同時，而又巧妙地回護他的失策，努力不去損害諸葛亮的光輝的。

從決策主體上分類，諸葛亮的決策屬於個人決策。而個人決策能否發揮其積極作用，關鍵在於他是否具備一定的個人條件和社會條件。就個人條件而言，諸葛亮的品質、智慧、才能、經驗和精力都應該說是充分勝任的；就社會條件來說，諸葛亮自得劉備草廬三顧，即被委以重任，獲得了相當的權力。但這一點又不是一成不變的，我們可以依據社會條件的變化，把諸葛亮的決策活動分為兩大階段，自三顧茅廬至白帝城託孤為第一階段；白帝城託孤至五丈原歸天為第二階段。毛宗崗在第八十五回「劉先主遺詔託孤兒」的回評中說：「自桃園至此，可謂一大結局矣。然先主之事自此終，孔明之事又將自此始也。前之取西川、定漢中，從草廬三顧中來；後之七擒孟獲、六出祁山，從白帝託孤中來。故此一篇在前幅則為熬尾，在後幅則又為引頭耳」，是很有道理的。

先看第一階段。劉備自得孔明，「猶魚之得水也」，但魚還是劉備自己。劉備非凡庸之主，自有其主體性的意志和信念在，因而對於諸葛亮的決策，難免時有干擾和違離，而這種干擾與違離是來自諸葛亮的權力之上，所以結果就非同一般。諸葛亮出山，「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劉備問拒曹兵之計，孔明曰：「近聞劉景升病在危篤，可乘此機會，取彼荊州為安身之地，庶可拒曹操也。」「取荊州為家」，本是隆中決策極為明確的一項屬於短期規劃中的實際決定，但劉備卻以「備受景升之恩，安忍圖之」加以拒絕。劉表死，劉琮僭立，獻荊襄九郡於曹操，孔明贊同伊籍以弔喪為名擒劉琮而取荊州之議，劉備又不從。毛宗崗評曰：「失此不取，而使荊州為曹操所有之荊州，又為孫權所欲得之荊州，於是借荊州，分荊州，索荊州，還荊州，遂至遺無數葛藤於後，則皆此卷中一著之錯耳」（7）。荊州本來是可以輕易奪得的，但劉備之「過於仁」，遂致失卻良機，還幾不免予難，干擾了諸葛亮的決策。不過，劉備此舉，符合隆中決策「可占人和」的精神，所謂「舉大事者必以人為本」，所以很難說是劉備之過。

劉備之不從諸葛亮的決策，還有一次是討伐東吳，孔明諫曰：「吳賊逞奸詭之計，致荊州有覆亡之禍：隕將星於鬥牛，折天柱於楚地；此情哀痛，誠不可忘。但念遷漢鼎者，罪由曹操；移劉祚者，過非孫權。竊謂魏賊若除，則吳自賓服。願陛下納秦宓金石之言，以養士卒之力，別作良圖。」劉備報仇心切，率師東下，致為陸遜所敗。劉備嘆曰：「朕早聽丞相之言，不致今日之敗。」

除了來自劉備的干擾外，桃園三結義中的關、張等一輩老將，位高而權重，難以駕馭。關公之欲入川與馬超比武，後又不願與黃忠為伍，孔明唯有以「絕倫超群」之類諛詞以順其意。其留關公一人守荊州者，亦為難有人選足與頡頏故也。關公之驕傲輕敵導致了「東和孫權」決策的破壞，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失。

但總的來說，終劉備之世，諸葛亮還是獲得了得心應手的運籌幄幄之權的，從而使他的決策，一步步得到了實現。

諸葛亮決策的第一個重大成就是荊州的獲得，而這又牽涉到聯吳策略的巧妙運用。面對曹操勢力的南侵，孫、劉雙方都有聯合的願望。但就實力對比而言，劉備明顯處於劣勢。諸葛亮在這力的不平衡的關係中，運用了他的決策才能，化被動為主動，「孔明巧處，不用我去求人，偏使人來求我」，「求人之意甚急，故作不屑求人之態；胸中十分要緊，口內十分遲疑」（8），他不僅玩老實人魯肅於股掌之上，在機巧人周瑜面前，也處處超勝一籌。在聯合中，孔明始終保持著清醒的頭腦，既注意到顧全大局，又注意到聯合中的鬥爭，從而保證了赤壁抗曹的輝煌勝利。但是，諸葛亮並沒有把這種又聯合又鬥爭的實踐經驗上升為理論，化為決策的有機組成部分。他從沒有談到，孫劉聯合的基礎只是抗曹，一旦曹操退走，雙方的矛盾就會不可調和地突出起來。劉備欲得荊州，孫權又何嘗不欲得荊州呢？而劉備之卒奪荊州，與其說是從曹操手中奪得，還不如說是從孫權口中奪得。儘管孔明可以辭之以荊州乃「襲之於曹氏，非襲之於東吳，取東吳之所將取，非取東吳之所既取」（9）；但從道義上講，這種襲取聯盟者的勝利成果的做法，使孔明自感理曲，為了緩東吳之急攻，遂先借劉琦以緩之，又以取西川以緩之，最後乃以立「暫借荊州」文書以緩之。從文學角度看，寫得固環曲折，好看煞人；但從決策的角度看，為保守既得之荊州，本有多種方案可供選掙，而竟以「借荊州」一策出之，卻種下日後無窮之隱患。趙翼以為，「借荊州之說，出自吳人事後之論，而非當日情事也」。他的理由是： 1、「夫借者本我所有之物而假與人者也，荊州本劉表地，非孫氏故物」； 2、諸葛亮之說孫權，已謂「將軍能與豫州同心破操，則荊、吳之勢強，而鼎足之形成矣」，故「此時早有三分之說，而非乞權取荊州而借之也」； 3、「赤壁之戰，瑜與備共破曹」，「未嘗獨出吳之力，而備坐享其成也」；4、「破曹後，備即表琦為荊州刺史，權未嘗有異詞，以荊州本琦地也」；5、劉琦死，「群下推備為荊州牧……遣將分駐，惟備所指揮，初不關白孫氏，以本非權地，故備不必白權，權亦不來阻備也」〔10）。《三國演義》所寫，與趙翼所揭示的幾點完全一致，諸葛亮亦不會慮不及此；但他之所以擇取了「借荊州」之下策，原因蓋在於他的行為與「東和孫權」的理論發生了牴牾，因而意欲補苴罅漏 以圖遷延。及至龐統死，諸葛亮不得不入川而交荊州於關公時，唯囑以「東和孫權，北拒曹操」之語，其內涵就更顯得貧乏了。須知隨著形勢的急劇變化，孫、劉的關係已遠非赤壁大戰前夕可比。就劉備方面講，為了抗曹，聯吳固有其相當的必要；但就孫權方面講，奪回夢寐以求的荊州，乃是其求發展的第一要著。其時孫夫人已去，孫、劉聯盟實際上已經破裂。處其時其地，孔明不教以既聯合又鬥爭的應變之策，不教以警惕孫權背盟的危險，實在是太不夠了。尤為不該的是，當曹操議取西州之日，諸葛亮竟設下分江夏、長沙，桂陽三郡還免，令吳起兵襲合肥牽動其勢之計。按初得荊襄，劉備問馬良保守之計，馬良曰：「荊襄四面受敵之地，恐不可久守，……然後南征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積收錢糧，以為根本，此久遠之計也」。桂陽、長沙等亦非吳地，乃趙雲、關公攻戰所得。孔明方得西川，就割讓三郡，這種以退讓求聯合的做法，更是大大的失策。荊州之失，責在關公之輕敵，但從根本上講，卻是孔明決策的失誤。細思龐統入川之時，孔明尚留關公、張飛、趙雲三將與己同守荊州；龐統死，孔明入川，則並張、趙亦帶走，留圖關公一人守之，已見輕忽之意。後聞關公拒東吳之求婚，孔明曰：「荊州危矣，可使人替關公回。」然竟沒有實行；荊州前線捷報頻傳，小說云：「因此玄德放心」，孔明是否放心了呢？書未明言，看來至少也比較放心了。劉備之伐吳，其戰略目標是奪回荊州，因而是完全正確的和必要的。決策應該是一種適應環境變化而採取果斷行動的動態的過程，而不是一成不變的手段。在特定情況下，東吳既悍然襲奪荊州，致使戰略要地失去，此時此際，和東吳的矛盾衝突已上升為支配地位，必須用全力解決方是。即使要講聯合，也不能排斥鬥爭，妥協退讓，實無益於聯合。然而孔明過於執著「北拒曹操，東和孫權」的條條，甚至說「竊謂魏賊早除，則吳自賓服」。試想，如果不把荊州奪回來，「早除魏賊」的目標又怎能實現呢？劉備不顧諸葛亮的諫阻，興兵七十五萬，一舉而得猇亭，聲威大震，江南之人，盡皆膽裂，孫權心怯，縛還降將，並允交與荊州，送回夫人，永結盟好，共圖滅魏。形勢的變化證明了聯合中的鬥爭的必要性。劉備不肯得風便轉，下了「先滅吳，後滅魏」的決心，此策容有不夠冷靜之處，但也不能說沒有道理。毛宗崗以為：「從來除殘去暴者，必先剪其黨。如殷將伐桀，而先伐韋伐顧伐昆吾；周伐紂，而先伐崇伐密是也。」（11）吳與魏密謀偷襲荊州，確系黨魏行徑，問題在於，劉備之兵以憤而益之以驕，終至敗於陸遜之手。伐吳之役之敗，主要是主觀指揮失誤，並無必敗之理。設若劉備大勝東吳，難保不能實現其滅魏的雄圖。可惜這一仗打敗了，弄得元氣大喪。諸葛亮對於伐吳，存在著感情與理智上的矛盾。《三國志·法正傳》載，當劉備敗績，諸葛亮嘆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三國演義》不敘此事，但諸葛亮並非不知伐吳的意義，卻不能對決策的諸因素進行全面、準確的判斷選優。如果他積極支持劉備的決策，隨軍東行，則至少亦可保「必不傾危」。陸遜設火燒連營之計，即曰：「吾這條計，但瞞不過諸葛亮耳。天幸此人不在，使我成大功也。」可見，對於這一逆轉的傾危局面的出現，諸葛亮是負有嚴重責任的。

諸葛亮決策的另一個成就是益州和漢中的獲得，保劉備為帝，實現了「鼎足三分」的目標。劉備既得荊州，曹操聞言大驚，曰：「劉備，人中之龍也，平生未嘗得水。今得荊州，是困龍入大海也。」曹操把荊州視為劉備的「大海」，而諸葛亮則不過把荊州看作暫時的「家」，他的目標是要奪取益州以建「基業」。奪益州並沒有錯，問題在於一開始諸葛亮就存在著重益輕荊的思想。應該說，這種思想在當時的是很有普遍性的。如張松就認為荊州「東有孫權，常懷虎踞；北有曹操，每欲鯨吞，亦非可久戀之地」，唯有「益州險塞，沃野千里，民殷產富，智能之士，久慕皇叔之德，若起荊襄之眾，長軀西指 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龐統亦謂「荊州東有孫權，北有曹操，難以得志。益州戶口百萬，土廣財富，可資大業」。孔明傾師入川，唯命關公一人留守荊州；方得西川，就輕割三郡（荊州之一半）以「還」東吳，都是這種輕荊重益思想的產物。而這種指導思想，又是與對於曹操的力量估計過高，看不到各方力量對比與消長轉化的規律有關。隆中決策所謂「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對於當時處於新野蕞爾之地兵微將寡的劉備，主張不要硬拼蠻幹，暫時避其鋒芒，是正確的，但上升為一種戰略指導方針，就不能說沒有問題了。從當時軍閥混戰的局面看，鬥爭形勢瞬息萬變，強弱對比刻刻在向自己的反面轉化。董卓、袁紹、袁術、呂布，都曾猖獗一時，然而卻一一歸於失敗。即便是曹操，隆中決策也說：「曹操勢不及袁紹，而竟能克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既然「名微而眾寡」的曹操，能憑恃「人謀」去「以弱為強」，那麼，又有什麼理由要拱手讓曹操「北占天時」呢？況且曹操決非強大到不可戰勝，張松曾舉「濮陽攻呂布之時，宛城戰張綉之日；赤壁遇周郎，華容逢關羽；割須棄袍於潼關，奪船避箭於渭水」等當面嘲諷之，證明對曹操的迷信，是毫無根據的。樊城之役，尤可說明問題。其時曹操結連東吳，欲取荊州，孔明使關公起兵取樊城，目的只不過是「使敵軍膽寒，自然瓦解矣」。從決策上看，只是一種以攻為守的策略，而不是圖謀更大的進取。當時，關公取襄陽如反掌，又水淹七軍，擒于禁、斬龐德，威震華夏，曹操至欲遷都以避之。設若此時諸葛亮作出乘機北伐的決策，其結果將大不衚衕。毛宗崗感嘆地說：「當單福取樊城之時，其兵力不足以守登戰 故其後終至於棄樊城。及關公圍樊城之時，其兵力將不止於取樊城，則其時甚利於得樊城，而惜乎其中阻也。」 （12）取樊城之中阻，乃因呂蒙之襲荊州。孔明既使關公取樊城，而又不遣別將代守荊州，至令荊州之失。「大意失荊州」，與其說是關公大意，不如說是孔明失策，歸根到底，還是輕荊重益思想的結果。

荊州逼近孫、曹，形勢十分重要，唯其如此，方足以與其爭鋒競雄，看不到這一點，片面強調曹操的不可爭鋒，遂視荊州為「難以得志」之地，而把益州當成「建基業」的場所，骨子裡不過是依恃益州形勢之阻塞。但是，形勢實際上是一種不可依恃的東西，王夫之批評諸葛亮入蜀之謀「皆資形勢以為制勝之略」，指出：

且形勢者，不可恃者也。荊州之兵利於水，一逾楚塞出宛、洛而氣餒於平陸；益州之兵利於山，一逾劍閣出泰川而情搖於廣野。恃形勢，而形勢之外無恃焉，得則僅保其疆域，矢則只成乎坐困。（13）

王夫之認為「蜀漢之保有宗社者數十年在此，而卒不能與曹氏爭中原者亦在此矣」。這是很有道理的。隆中決策曾規劃鼎足三分之後，「待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兵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以圖天下，僅只視荊州為一支偏師，已然失其輕重；及一旦荊州丟失，就從此失去了在中原與曹操爭鋒的機會，實際上也就失去了統一中國的機會。「鼎足三分」，作為一種近期的戰略目標，是被諸葛亮實現了，這是他的決策的勝利；但是，他的決策的種種弱點，又只能達到「三分」的限度，而無力實現更大的躍進，即「興漢滅曹」的最終目標 這又是他的悲劇。

白帝城託孤，是諸葛亮決策活動第一階段的「煞尾」，又是第二階段的「引頭」。後主無用，對諸葛亮事之如父，委以諸事，諸葛亮獲得了他之作為個人決策所應具備的社會條件，即真正唯一決策者的權力。按理說，他應該更加放開手腳地盡其所欲，以實現自己的宏圖大業了。然而，獨掌大權的決策者孔明並沒有這樣做，他反而變得更加謹慎起來。這當然是由主客觀諸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其中之一是客觀形勢的逆轉。隨著荊州戰略要地的丟失，和伐吳時有生力量的大量損耗，「益州疲敝」，確實處於「危急存亡之秋」。相形之下，曹魏「其勢甚大，急難動搖，當徐徐緩圖」，不由孔明不謹慎從事。二是主觀心理因素的負擔。劉備託孤，至曰 「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為成都之主。」孔明汗流遍體，手足失措，泣拜於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盡忠貞之心，繼之以死乎！」無論劉備託孤之辭是真心還是權術，他這種不同尋常的做法，無疑給諸葛亮增添了巨大的責任感，或者說一種沉重的心理負擔。所以「受命以來，鳳夜憂思，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若稍一不慎，即可「生疑隙不逞之釁」，為此，他必須兢兢業業，保證自己的決策必須是萬無一失的，這就是他變得萬分小心的根本原因。

諸葛亮的謹慎，表現在北伐的問題上，就是不「弄險」，從決策科學的角度看，即企圖以最低的風險度，去換取最大的效益。諸葛亮初出祁山，用馬謖反間之計，使魏將司馬懿削職回鄉，蜀之大患已去，新任之大都督駙馬夏侯?乃膏粱子弟，懦弱無謀，魏延獻策曰：

廷願得精兵五千，取路出褒中，循秦嶺以東，當子午谷而投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夏侯楙若聞某驟至，必然棄城往橫門邸閣而去。某卻從東方而來，丞相可大驅士馬，自斜谷而進，如此行之，則咸陽以西一舉可定也。

魏延此計，固有相當之風險度（孔明所謂「倘有人進言，于山中以兵截殺，非惟五千人受害，並大傷銳氣」是也），但確為知彼知己，發揮主觀能動性去改變決策諸要素對比關係的有氣魄的抉擇，連司馬懿也說：「諸葛亮平生謹慎，未敢造次行事。若是吾用兵，先從子午谷徑取長安，早得多時矣。他非無謀，但怕有失，不肯弄險……」確系孔明之知已也。實踐證明，諸葛亮之取「平坦大路，依法進兵」的常規決策，導致了孟達之失上庸，馬謖之失街亭，「上庸失而使孔明無進取之望，街亭失而幾使孔明無退足之處矣」（14）平生不肯弄險的諸葛亮，卻偏偏碰到了以二千五百軍當十五萬之眾的危險局面。當然，「空城計」表現了諸葛亮對於實施中的決策進行控制的才能，終於化險為夷，以至成為膾炙人口的佳話。但退一步想，「平生謹慎，必不弄險」的諸葛亮，卻於此處不得已而行險，充其量亦不過保全首領而已。毛宗崗說：「魏延於午谷之謀，未嘗不善，武侯以為危計而不用，蓋逆知天意之不可回，而不欲行險以爭之耳。知天意之不可回。而行險以爭之，即爭未必勝。爭之不勝，而天下後世乃得以行險之失為我咎矣。惟兢兢然業一至慎之心，出於萬全之策，而終不能回天意於萬一，然後可以無憾於人事耳。」（15）所謂「知天意之不可回」，就是缺乏必勝的信心，還是「北讓曹操占天時」、「此誠不可與爭鋒」論的流波，既然如此，他的伐魏，不過盡老臣之責，一則藉以安蜀，一則藉以杜幼主之疑而已。所以，他的決策，自然就要把最低的代價和最小的風險度這兩個要素放在首要地位來考慮；對於效益的大小，只好抱著聽其自然的態度。諸葛亮伐魏之無成，乃必然之事。

遍觀《三國演義》關於諸葛亮決策活動的描寫，貫串著一個中心：諸葛亮這一「古今來賢相中第一人」的決策是極為英明正確的。但是，這一總的傾向卻與三國歷史發展的總進程，亦即與《三國演義》情節演變的總趨勢相矛盾。諸葛亮的全部決策描動，與「鼎足三分」的局面相始終，這是孔明的傑出處，也是他的悲劇所在。因為「三分」既非孔明的最終理想，也不符合歷史發展趨勢和人民願望，而他的「一統天下」的宏圖在他手中沒有實現，在他的繼承人手中也沒有實現。《三國演義》不願意承認這是諸葛亮決策的缺陷所造成的，於是在藝術上採取了種種揚長避短、隱惡揚善的手法。比如大多數失誤，都被處理成諸葛亮不在場或不幸被他言中；比如突出敵手之強或強調天意難回之類，尤妙在寫六出祁山，孔明改變了前幾次兵出隴右的迂迴戰術，自斜谷直至劍閣，連下十四個大寨分屯軍馬，以為久計，又造木牛流馬搬運糧米，且於渭南大敗司馬懿，魏兵十傷八九，蜀兵直逼長安，眼看勝利在望，不料孔明舊病複發，命在旦夕，五丈原禳星以增壽（這大約就是所謂「近妖」之一證），祈禳已及六夜，主燈明亮，忽被魏延將燈不慎撲滅，孔明之死遂無可挽回，給讀者留下無窮惋悵之情。「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這正是《三國演義》的高明之處。

然而，最最要緊的還在於：諸葛亮的決策活動容有這樣那樣的失誤或不足，但從他之所以決策中所表現出來的精神品德，卻足以傳千秋萬代而不泯。他之出山，經歷了一個從「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到積極用世、拯民於水火的抉擇，經歷了對於曹操、孫權等強者的摒棄和對劉備的擁戴的抉擇。據《蜀記》載，晉初一些士大夫「多譏亮託身非所」，其實，他的傑出之點恰好在此。諸葛亮在隆中時，與崔州平、石廣元、孟公威、徐元直四人為密友，謂四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問其志若何，但笑而不答。裴松之以為：「夫其高吟俟時，情見乎言，志氣所存，既已定於其始矣。若使游步中華，騁其龍光，豈夫多士所能沈翳哉！委質魏氏，展其器能，誠非陳長文，司馬仲達所能頡頏，而況於餘哉；苟不患功業不就，道之不行，雖志恢宇宙，終不北向者，蓋以權御已移，漢祚將傾，方將翊贊宗傑，以興微繼絕克複為己任故也。豈其區區利在邊鄙而已乎？」（16）以諸葛亮之才略，若追求個人功業，則委質魏氏，投靠東吳，皆可展其器能；然他方以管仲、樂毅自命，以興微繼絕為己任，他在劉備極為困難的時候，看中他是寄託自己理想的明主，毅然決然地擔當起輔佐的重任，這種對於個人人生道路的正確決擇，就賦予他的全部決策活動以靈魂，因而是諸葛亮贏得人民尊敬的根本原因。同時，為了自己的信念，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先生不但知伐魏之無成、出師之不利，而又逆知其身之必死於是役也。以漢、賊不兩立之故，而至於敗亦不惜，鈍亦不惜，即死亦不惜。嗚呼，先生真大漢忠臣者。文天祥《正氣歌》曰：「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殆於後一篇而愈見之」（17）。《後出師表》所謂「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這種知其不可而為之，以盡人事臣責的精神是極為可貴的。總之，《三國演義》關於決策活動的描寫，不單單顯示了諸葛亮的權智英略，更顯示了他的性格和品質的崇高。這種描寫，既是十分客觀、十分合理的，又是充滿著激情的。諸葛亮決策本身的成敗利鈍，將永遠是後人思維的極好的思想材料，而《三國演義》關於決策描寫，尤其是如何處理從思想感情上褒揚諸葛亮和諸葛亮決策上的缺陷和不足的矛盾的成功經驗，更是值得總結和借鑒的寶貴財富。

轉載自，愛思想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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