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韓國文學家：當代韓國文學的表達、創造與分享

8月22日晚，朴范信（右一）與中國作家畢冰賓（左一）在「中韓小說對談」中。左二為翻譯家徐黎明。 午荷/攝

說起韓國文學，一些讀者難免將其與韓流、韓劇畫等號，然而，有位韓國作家的作品，卻一舉打破了這樣的認知。他，就是被譽為「韓國國寶級現實主義作家」的朴范信。

8月22日晚，2018年中韓文化文流活動在北京駐華韓國文化院拉開帷幕。專程從韓國來華的朴范信，無疑是此次活動的主角。在睿智而風趣的中韓文學對談中，中國作家畢冰賓（黑馬）盛讚朴范信的小說《骯髒的書桌》「充滿了力量」，讓人感受到了「真正的韓國文學的魅力」。

那麼，《骯髒的書桌》究竟是一部什麼樣的作品？作家為什麼要寫這樣一部小說？什麼是韓國文學的主流和特質？同屬漢字文化圈的韓國作家與中國文化、文學有何關聯？如何發揮文學翻譯在中韓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等等，活動前後，記者就此分別與韓國著名作家朴范信、韓國文學翻譯院院長金思寅進行了對話。

朴范信在其下榻的酒店接受本報記者採訪。 午荷/攝

朴范信，韓國著名作家，明知大學文藝創作系教授，1946年出生於韓國忠清南道論山郡，畢業於圓光大學國文系和高麗大學研究生院，1973年以短篇小說《夏日的殘骸》登上文壇，著有《火之國》《沉默的家》《喬拉傑峰》《古山子》《銀嬌》等四十餘部長篇小說以及多部短篇小說集和散文集，作品被改編成影視劇、舞台劇達近三十次之多，曾獲大韓民國文學獎、萬海文學獎、大山文學獎等多項韓國文學大獎。

如何轉換歷史和現實的寫作資源

《中國社會科學報》：《骯髒的書桌》算得上是您的自傳體小說嗎？

朴范信：可以這麼說，因為裡面有很多自傳性的要素。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曾說過，比起作家的稱號，您更喜歡被稱作「藝人」。那麼，「藝人」該如何轉換自己所擁有的歷史和現實的寫作資源？

朴范信：我在這本書的後記里也說過，每個人內心可能都會有一個惡魔或是野獸，它是極為敏感的，它常會在不經意的瞬間感到傷痛。比如身邊掠過的一絲微風，或者是坐在那裡的一位老人，這可能像是幼年未成熟的野獸那種非常敏銳的感覺，可能是內心存在的所謂藝術性的自我。這種藝術自我是非常敏感的，可能在路上走的時候，在和人談話的時候，在看報紙的時候，突然間就傷感起來，這種傷感又會喚起我的種種記憶。我會把現實中受到傷害的自我和那些傷痛喚起的記憶放在一個籃子里，花很長時間去觀察它們，努力尋找它們之間的聯繫。如果有一天我發現了它們之間的因果關係，我的小說就開始進入構想階段了。《骯髒的書桌》就是這樣的例子。我把現在的我和過去的歷史回憶放在一起思考，揭示和闡明二者之間的關聯，從而構成了小說的基本構造。

小說家重要的是想像力，但是想像力不是躺在那裡就會出現的東西，只有當作家所處的現實環境，或者遇到的種種事物和其潛意識兩者相遇，並發生某種因果關係的時候，才是真正的想像力。

《中國社會科學報》：韓國媒體稱「《骯髒的書桌》是在自我和世界之間孤獨徘徊的少年的報告書」。書中所描寫的主人公16歲和56歲時孤獨的不同狀態，以及他在不同階段反抗孤獨的種種嘗試，讓人感到了一種悲壯和詩意之美。您認同《百年孤獨》的作者加西亞·馬爾克斯所說的「孤獨是一個永恆的主題」嗎？孤獨對於作家是否具有多重意義？

朴范信：我同意馬爾克斯的話。孤獨感是文學的子宮，這對於所有的作家來講應該都是一樣的。我年輕的時候，從十幾歲到三十齣頭，曾經有過四次自殺未遂的經歷。年齡大了以後，我對自己這種經歷有過很多思考。我經常在想：那個時候我為什麼那麼想自殺？這種對於死亡的渴望到底是一種反抗還是順從？這種思考促成了《骯髒的書桌》這部小說的緣起和開端。但是最終寫出來之後，卻只寫了十幾歲時那兩次自殺未遂的經歷，20歲後半期和30歲出頭那兩次沒能寫到這部小說里，或許將來會寫一些短篇。

我出生在一個並不和睦的家庭，從小認識的世界就是不和睦的，充滿了衝突。在這樣一個環境里長大的我，看到這個世界的時候，會覺得這個世界也是不和諧的、充滿衝突的。在開始讀書，有了相對客觀一些的思考之後，我眼裡的世界仍舊充滿了衝突。這個時候我就有了疑問：如果我是正常的，那麼世界就是瘋狂的；如果世界是正常的，那麼我就是瘋狂的。自我和社會之間的不協調和衝突構成了根本上的孤獨感。這種孤獨感的根源有兩個，第一個就是人生來就是不自由的、有限的，這種不自由和有限性，這種天生的孤獨和對世界的不安，就構成了第一個層次的生命的孤獨感。第二個就是進入社會以後，與社會之間溝通不暢所產生的孤獨感，作為一種社會存在的孤獨感。我在寫小說的時候，主人公與生俱來的孤獨感，和他在與社會交流過程中產生的絕望和反抗心理所帶來的孤獨感，這兩種孤獨感作為經線和緯線相互交叉，像織成一匹布一樣，構建著我的小說。

對於我們每一個人來說，都會擁有這兩種孤獨感，它們總是同時存在於我的身上。我現在已經70多歲了，依然無法克服這兩種孤獨感。可以說，《骯髒的書桌》就是一部想要探討這些問題才著手撰寫的小說。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這部小說中，56歲的「我」，以第三人稱講述16歲、17歲、18歲、19歲和20歲的自己，現在的自己注視、審視著過去的自己，同時交叉講述現在的自己，這種形式非常獨特，卻讓人讀起來毫無違和感。這是在寫作時自然而然形成的，還是對結構進行了一番精心設計？

朴范信：不能說只是其中任何一個。在我年齡大了以後，常常會陷入一種無力感。於是，我有意把年輕時候最熱烈、最有熱情的「我」呼喚出來，希望他能重新附在我身上。寫這部小說時，有一部分像是韓國的巫師在施行巫術時神靈附體一樣，是很自然地產生的。但是小說的創作是無法脫離理性的創造化的過程的，所以這兩者無法說更重視哪一者，其實是兩者的結合。

韓國文學翻譯院/供圖

金思寅，韓國詩人、評論家，1956年出生，畢業於首爾大學國文系，現為韓國東德女子大學文藝創作系教授、韓國文學翻譯院院長，2005年獲得第50屆現代文學獎，2006年獲得第14屆大山文學獎，曾任韓國作家會議理事。

韓國文學新動向：重新找回從容穩定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您看來，《骯髒的書桌》是一部什麼樣的小說？

金思寅：這是一部具有詩的美感和密度的作品，用短章的形式描寫了一個嚮往文學的少年自我分裂的內心世界。2014年，這部作品被譯為法文後，吸引了法國讀書界和文學界的關注。莫里斯·穆利埃等評論家給予其很高的評價，認為該書具有「嘲諷而病態的美」，是一部「像某種預言一樣的書」。

《中國社會科學報》：作為文學教授和評論家，您如何評價朴范信在韓國文學史上的地位？

金思寅：朴范信先生在過去的40年間，平均每年寫出一部長篇小說，這是一種以全部的生命來寫作的真誠。有句老話說：「不是為了活著寫作，而是為了寫作而活著。」從這個意義上說，朴范信可以說是真正的專業作家。

自1973年處女作發表後，朴范信先生的初期作品因其感官性的筆觸和直面現實的問題意識為人矚目，20世紀80年代發表的報刊連載小說《生如草芥》《火之國》等作品深受讀者熱愛，一時「洛陽紙貴」。此後經過三年多的停筆，20世紀90年代後期以來，憑藉長篇小說《喬拉傑峰》（Cholatse，喜馬拉雅山的山峰之一，朴范信曾多次前往登山）、《銀嬌》《古山子》以及最近的《流離》，他的文學開啟了新的全盛時期。他在作品中對生命與世界本質的深刻質疑，為感性的筆觸提供了支撐。其中，2004年發表的《骯髒的書桌》，就是在這一不斷調整、轉變創作風格的時期，作家潛在的能量與創作中的痛苦高度凝結的產物。

《中國社會科學報》：回顧韓國當代文學史，從朴正熙時期到亞洲金融危機的20世紀90年代末，從新世紀初至今，韓國文學從內容到形式有哪些重要變化？比如文學形式的大膽創新，外來文化的刺激，對現實的關注和作家的責任感，關注亞洲及全球的文學視野等。韓國文學有何新動向？

金思寅：簡單來說，到1987年為止，包括朴正熙總統任期在內的所謂「開發·獨裁期」的韓國文學，為反抗政治、社會中的不義和經濟上的不公發出了聲音。多數情況下，小說表現為與現實密切相關的現實主義敘事，詩歌表現為對抗爭激情的表達。

從部分實現民主修憲的1987年到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這段時間，潛伏下來的多種矛盾和慾望大規模噴發出來。同時，電子媒介、視聽媒體壓倒了印刷媒體，「文學危機論」大行其道。新的形式實驗和打破禁忌的內容，在詩歌和小說中都有很多的嘗試。從那之後到21世紀的今天，韓國文學或許正處於一個重新找回從容穩定的時期。和此前相比，小說在重新發現個體和內心的同時，敘事也更具有彈性。與SNS（社交網路服務）相結合的新的寫作形式和創作範疇的探索變得更為重要。如果不考慮語言的障礙，韓國文學現在獲得了一種在情感與問題意識上與西方主流文學高度一致的某種共時性。

進入21世紀以來，女性作家的大量出現也是韓國文學的重要特徵。對今天的韓國作家來說，具有很大影響的可能是「世越號」、新政府、me-too運動等。當然，對「永恆價值」的嚮往，作為文學重要本質，也在另一方面繼續存在。

《中國社會科學報》：說到韓國女作家，中國讀者並不陌生。申京淑的《單人房》《尋找母親》（2011年獲第五屆英仕曼亞洲文學獎），韓江的《素食者》（獲2016年曼布克國際文學獎），金愛爛的《老爸，快跑》《我的忐忑人生》等作品，被譯成中文後受到讀者喜愛。我報「國際月刊」還刊登過一篇介紹韓國女作家的文章。正如該文作者薛舟所說：在多元的世界格局中，韓國女作家正以其獨特的視角和魅力，呼應了愈來愈熱的女性寫作世界潮流。您覺得在韓國這樣一個典型的男權社會，是什麼造就了女性文學的繁榮？

金思寅：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雖然不能一概而論，但可能首先是因為男性作家相對來說寫得不夠好吧？或許是男性作家宿命性地帶有男性中心主義的虛偽意識、家長式習性，使得他們在直面新的時代要求時，難以實現自我與現實的客觀化。

關於女性文學的繁榮，是因為女性被各種原因推到了現實的外圍，處在弱者的地位，所以能夠客觀地觀察人生和世界的真實，揭露問題的願望非常強烈。同時不能漏掉的是讀者層的變化，韓國日益提高的女性教育水平和女性越來越廣泛地參與社會事務，使得文學讀者層的主流由受過教育的男性階層變為女性階層，她們希望看到自己的故事。

何謂韓國文學的重要特質

《中國社會科學報》：由於韓劇的影響，一些讀者對韓國文學多少會有些誤解、誤讀，認為韓國文學多是風花雪月，比如像《來自星星的你》那樣的浪漫愛情故事，或是像《巴黎戀人》那種「霸道總裁愛上你」的類型，而實際情況當然不是這樣。是時候展示韓國文學的本來面目了。那麼，韓國文學的最大特質是什麼？相對於其他國家的文學，韓國文學有哪些獨特的審美趣味？它與韓國民族文化傳統有哪些聯繫？

朴范信：韓流或者韓劇表現出來的，可以說是韓國普通人浪漫幻想的一部分，可以說它是虛偽的、非真實的。大眾文學或者說大眾藝術表達大眾的幻想，這也沒什麼可以指責的。韓流、韓劇等可以給普通人一些麻醉性的安慰，但是我認為這不是韓國文化的主流。

韓國是世界上少有的分裂國家，也是一個在短時間內飛速成長的國家。韓國作家接觸到了資本主義的種種弊端和罪惡，這些都是韓國作家的命運。對於韓國所有的作家來講，他們創作最基本的背景是分裂的現實，最根本的痛苦可能源於國家分裂的痛苦，這種痛苦甚至融入他們的DNA中，也是其他國家的作家所不具備的。但是對於韓國作家來說，這種痛苦同時也是一種力量，是一筆重要的財富，這可能是韓國文學很重要的一種特質。

《骯髒的書桌》里有一個場景，媽媽在擦地的時候，突然把抹布撕裂了，她向我走過來那一剎那，實際上是媽媽內心裡長期被壓抑的那種痛苦，在一個瞬間的爆發。這種痛苦的表達是韓國很有代表性的一種表達。我的一個讀者跟我講，這個場面是這本書里非常美麗的一個場面，這種表達方式看起來是一種悖論，但它是韓國人才能理解的一種表達方式。媽媽的這種非常痛苦、神經質式的表達方式，在韓國人看來充滿美感，因為它是韓國人特有的一種分解內心痛苦、表達痛苦的方式，是一種韓國的「恨」文化，同時也是一種遺憾的文化，是一種把內心一個個結解開的過程，這也可以說是韓國文學一個非常有代表性的特質。

韓國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從一個落後的國家變成一個經濟發達、快速發展的國家，很大的原因來源於她的痛苦，痛苦成為這個民族的力量、品格，成為他們的星星。這是韓國能夠發展的秘密，而且韓國人也領悟、理解了這個秘密。

金思寅：我回答兩點，雖然都可能帶有過度主觀性的危險。

第一個特質是韓國文學的生命力和開放性。這個特徵從長遠來說，源於夾在大陸和海洋之間、身為橋樑的地緣學本性，近一點說來是20世紀的100年間，因為外來勢力的強迫而導致的急劇變動與深度痛苦。

在經歷了日本的侵略和南北分裂以及朝鮮戰爭之後，韓國依然以驚人的速度實現了經濟成長和西方式的現代化。韓國當代文學也是在傳統（東亞）與現代（西方）的結合後達到了相當的高度，有著經過洗禮後的美感。海外的大眾對於K-pop（韓國流行音樂）、K-drama（韓劇）的廣泛關注，和這種走向不無關聯。

第二個特質是，韓國文學作品不管運用什麼形式，總是包含著對社會現實的密切關注。其結果對於國內讀者來說是熟悉和自然的，但是也會因為其地域性和特殊性過多，使得韓國文學在探索世界範圍內的普遍性上尚有不足，令人扼腕。但是這種對共同體的命運與現實的關注，其根源在於儒家文化圈特有的經世（指極其關心社會、參與政治）寫作和志士（指以天下家國為己任的士大夫）型寫作。

中國古典文學：最基本的文學養分

《中國社會科學報》：《骯髒的書桌》里的少年在成長過程中，接觸了不少外國文學和本國文學，書中提到的外國作家和詩人有葉芝、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馬爾羅、薩特、讓·熱內、三島由紀夫等，還有韓國詩人林和、吳章煥等。那麼，您本人從一個少年成長為一個著名作家，在這個過程中，有哪些作家對您產生過影響？從創作理念或寫作技巧的角度，哪位作家對您影響至深？

朴范信：實際上，在我十多歲的時候，也就是小說裡面描寫的那個年紀，我更多是通過書本來認識現實世界，由於當時讀了很多書籍，所以小說裡面很自然地會出現這麼多的作家和作品。實際上在我從一個少年成長為一個作家的過程中，給我帶來最大、最基本影響的，其實是中國的古典文學作品——由於是最基本的，反而沒有被提及——像《論語》《詩經》《水滸傳》《三國演義》等。我是韓國最後一代受過漢字教育的人，所以受這些古典作品的影響很深。

我雖然受到中國古典文學的影響，但是在20世紀60年代，我能接觸到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就是魯迅的《阿Q正傳》和《狂人日記》。經過了朝鮮戰爭以後，包括戰亂時期，在當時能夠被廣泛接受的是存在主義，所以對我影響最大的是存在主義哲學和存在主義文學，比如薩特、加繆等人的作品，而且當時我正年輕，正如大多數少年都會做的那樣，我比較喜歡西歐文學，尤其是法國文學，因為這樣可以在別人面前顯得我更加有才華。所以當時會讀很多剛才您提到的這些作家，例如紀德、讓·熱內、司湯達等。當時由於翻譯上的限制，中國當代文學沒能讀到，但是我讀過一些日本作家和俄羅斯作家的作品，例如三島由紀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甚至高爾基的作品，只不過當時我幾乎完全是從存在主義的視角來接受這些作品的，這些閱讀可能成了我兩次自殺未遂的根源。

對我年輕時第一次自殺影響最大的可能是熱內說的那句話：「只有死亡才是證明我活著的唯一證據。」當時這句話給了我很大的刺激。可是我後來才知道，熱內活到了76歲，享受了他的青春和生活，可他的話卻讓一個東方的少年完全沉迷其中，企圖自殺。如果能見到熱內的話，我很想抓著他的脖領子質問一下。

《中國社會科學報》：中韓建交後，您同中國作家交流多嗎？哪位作家的作品令您印象深刻？

朴范信：正如剛跟您所說的那樣，中國文學對我的影響主要是古典文學，對於現當代文學的接觸相對較少，由於韓中關係的原因導致交流中斷，到魯迅為止就沒有多少了解了。到了20世紀80年代後期和90年代初，我才接觸了一些中國當代著名作家的作品，比如後來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莫言的小說。我非常希望韓中兩國的文學交流能夠活躍起來，兩國作家相互能有更多的了解。2010年我曾和中國作家蔣韻在上海的《小說界》上共同參與「中韓作家長篇小說聯展」，她的《行走的年代》和我的《流蘇樹》同時刊登在一本雜誌上，我認為這也是韓中兩國文學交流很好的範例。我最近讀過的一本中國小說是蘇童的《碧奴》。

中日韓三國作家不要只朝西方看

《中國社會科學報》：中韓建交以來，兩國經濟、文化交流越來越密切。有的韓國作家還創作了中國題材的文學作品，比如趙廷來的三卷本長篇小說《叢林萬里》，故事背景是我們稱之為「魔都」的大上海。院長先生如何評價這一類作品？

金思寅：上海可以稱之為新時代飛速發展的中國的縮影，所以，雖然作品的主要背景是上海，但實際上應該說整個中國大陸才是故事發生的舞台。這部作品的主要人物是20世紀90年代以後中國的商人代表們。小說以青年一代和中年一代經歷了激烈的鬥爭，最終又為了共同的利益齊心協力奮鬥的故事展開，描寫了作為亞洲金融中心的上海在巨變中的種種面貌，是一部成熟作家的力作。與此同時，中國對於韓國來說是揭開亞洲發展新篇章的鄰居，描寫對中國的印象，可以說是作者獨具慧眼，令人矚目。

這部作品向韓國讀者介紹了改革開放以後中國選擇這條道路的原因以及變遷的過程，雖然對於一部作品的評價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叢林萬里》中介紹的韓國人視角下的中國面貌，如果在中國被廣泛閱讀的話，對於韓中兩國重新認識雙方，可能是一個非常寶貴的機會。

《中國社會科學報》：請介紹一下韓國文學翻譯院的宗旨，以及貴院在中韓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

金思寅：與全世界讀者共同分享韓國文學的魅力，並向韓國介紹海外文學中寶貴的精華部分，從而使各種語言的文學在維持其固有特性的前提下，建立一種相互尊重、互惠互利的世界文學秩序，是韓國文學翻譯院的宗旨。中國是韓國人長久以來受到文化影響最多的、共同生存發展的鄰居。中國既是對韓國文學傳統影響最大的鄰居，也是未來建立新東亞共同體過程中最需要進行緊密合作的鄰居。為了鞏固長久以來發展的寶貴文化成果，助力未來的發展，翻譯介紹韓國的文學作品，發展讓雙方優秀作家交流的文化事業，是韓國文學翻譯院當仁不讓的職責。

《中國社會科學報》：中國外國文學界、翻譯界也有這樣一種共識：人類需要交流、溝通，而全人類心靈溝通最好的工具就是文學。朴先生已有多部作品被譯成中文出版，您如何看待文學翻譯？對於閱讀您作品的中國讀者，您有什麼話要說？

朴范信：我認為在自然科學領域可能會存在完整的翻譯，在文學領域，完美、完整的翻譯可以說是不存在的，甚至有些時候翻譯本身還會成為障礙的製造者。但是人類本身是非常需要交流的，譯文使我們能夠接觸到更多國家的文化和文學，從這個角度來說，翻譯有極大的存在必要，而且是越多越好。但是有一點我覺得很可惜，中日韓三國都屬於漢字文化圈——我剛才也提到過，中國古典文學是我最基本的文學養分，因為都屬於同一個文化圈，如果從比較文學的角度，會發現很多有意思的地方，對於作家來說，也會發現很多可以學習的地方，這是非常有意義的。但是三個國家的作家都很少互相看對方的作品，反而都在朝著西方看。今天的中日韓三個國家的文學都有一種忽視對方的傾向，我覺得非常遺憾。

現在留學生越來越多，本來文化交流變多後是可以培養出很好的翻譯家的，但是可能是因為文學翻譯沒有市場，翻譯家的利益得不到保障，所以這方面不盡如人意。我覺得這個工作不能只靠市場來完成，要靠政府、學界和一部分有識之士聚集在一起，來建造這個市場。這個工作可能是今天邀請我來的韓國文學翻譯院等機構正在做的事情。

希望中國讀者不要只關心西方的文學作品，雖然我本人對於中國文學的了解也遠不如對於西方文學的了解，但是我會努力來關心中國文學作品，希望中國讀者也多關注韓國文學作品，通過韓國文學作品發現自己的內心，看到更多與中國不同和相同的東西。這是我想對中國讀者說的話。

（感謝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韓語系徐黎明老師的傾情翻譯和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朝韓語系孫曼寧同學的錄音整理）

原標題：當代韓國文學：表達、創造與分享——對話韓國著名作家朴范信、韓國文學翻譯院院長金思寅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宗悅 排版編輯：宗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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