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父親周榮鑫：中南海的「救火大隊長」

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網 原刊《思想理論動態參閱·文史參閱》

作者｜周少華

周榮鑫抱著年幼的周少華

當時最年輕的部長

1961年，父親被調到教育部任副部長，1962年調國務院任代理秘書長，1964年經人代會批准任秘書長。

周恩來選擇國務院秘書長，除政治可靠外還有四個條件：一是要能自己動手寫國務院公告和文件，即有一定的文字能力；二是善於處理與各個方面的關係，即俗話說的人緣好、脾氣好。國務院當時有16位副總理，還有幾十位部長，近十個直屬國務院辦公室，另還要處理與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軍兵種之間的工作問題，秘書長必須能協助總理妥善協調各方關係；三是秘書長要年輕，身體好，跟得上總理的工作節奏；四是級別不能低。越級使用老同志會有意見。薄一波伯伯對我父親很了解、很信任，是他向周總理推薦我父親擔任這一職務的。父親出任國務院秘書長時只有40多歲，是當時最年輕的部長，他的虛心和對老同志的尊重愛護使他得到了各方面的信任。

在周恩來的親自指導和要求下，國務院帶頭制定了關於用車、住房等嚴格的規章制度，連開會喝杯茶都要交錢。對這些制度，父親都嚴格執行。我的小妹妹當時每天都要到醫務室看病，但不能坐父親的車，於是，父親就帶著她，天天步行繞北海一圈，進中南海北門去上班。步行上班這個習慣一直堅持到「文革」開始後才不得不改。

父親由於工作忙，經常會帶些文件回家看，有時我會偷看父親的文件，雖然明知如果被發現，會受到父親的嚴厲批評，但還是忍不住會溜到父親的房間偷看幾眼。一次，我在偶然偷看文件時，居然看到羅瑞卿在挨批，嚇了我一跳。羅瑞卿伯伯是我們非常敬重的老領導，他怎麼了？回到客廳想問父親，但看到父親沒有了往日見到孩子們時的慈愛和喜樂，而是坐在沙發上神色凝重，不發一言，悶頭抽煙，我終於沒敢發問。當時哪裡會知道，羅瑞卿伯伯出事，正是「文革」的前奏曲？

他們終於對父親下手了

「文革」初期，我父親經常受周恩來之命，接見學生、做學生們的工作，也經常去從學生那裡救回被揪斗的老幹部。毛澤東十次接見全國的紅衛兵，部長們都要在天安門上陪同參加，否則就會被認為已被打倒，也就會受到更大的侮辱和批鬥。所以每次開大會前，總理都會要我父親去核實各位部長的處境，把被揪斗的部長們找回來。一次去找被機械學院學生們揪斗的一機部部長段君毅，只見他正穿著唱戲的大紅袍站在台上挨斗呢！父親忙向學生們傳達了周恩來的指示，學生們把段君毅放了回來。這樣的事情多了，惹惱了「中央文革」，說我父親是「消防大隊長」，他們終於對父親下手了。

1966年12月16日下午，在一次6萬人參加的群眾大會上，江青在周恩來毫不知情、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發動突然襲擊，點名說周榮鑫是西城糾察隊的後台，讓他站到台前來示眾。

隨著江青的公開點名，抄家的學生也就要來了，周恩來要我父親收拾好文件搬到中南海里住，父親被保護起來，母親和我們姐弟也各奔東西，躲藏起來。

中南海的「救火大隊長」

為使被批鬥的部長們有個可以安心吃飯、睡覺、休息的地方，周恩來就把部長們接到中南海里住下。但即使在這裡，也不得不被造反派們揪出去挨斗，我父親就成了這個避風港的聯絡員，每位部長在出去挨斗時都不忘叮囑我父親：老周，我到時不回來，千萬記住讓總理找人去要我！我父親惦記著這裡每一個人，關心著他們，總是要看著他們回來才放心，在中南海里繼續當他的「救火大隊長」。當時賀龍和烏蘭夫伯伯被揪斗得厲害，我父親受總理之命，把他們藏在西山的某處秘密房子里。

但是隨著形勢的持續惡化，中南海這個避風港也不行了，部長們不得不離開中南海，回到群眾中，在風雲激蕩的日子裡度過艱難的歲月。這時在中南海北區里除了總理和先念伯伯家，就只住了谷牧、余秋里和我父親三人。他們三人在中南海里共同度過近兩年的歲月。即使在最艱難的日子裡，他們樂天的性格也難改，經常商量著要什麼好吃的，要喝什麼，就打電話叫家裡人送去。我們三家人輪流買了送去。因我們家離得最近，所以我們送得多一些。到中南海北門送東西，是我們姐妹們最愛做的事情了，因為可以見到父親。有時，他們三人會一起等在北門接東西，見到我們，他們會笑著問：「小姑娘，今天送什麼好東西來了？」

在北京養病，成了老幹部和總理的「民間聯絡員」

後來毛澤東要幹部上五七幹校，學生要上山下鄉。全國人民都不得不響應號召，我們家七口人，分了五個地方：父親帶著二妹和只有14歲的弟弟到寧夏平羅國務院五七幹校(那裡原來是個勞改農場)；母親到河南；小妹到陝西延長縣：三妹到山西大同；我到天津靜海。一家人各奔東西，相隔千里。

大約是在1970年左右，父親在寧夏得了心臟病。周恩來知道後，批示：「告周，安心靜養，穩定後回京治療。」總理的批示是我父親戰勝疾病的最大精神支柱。在國務院五七幹校及北京同志的關懷照顧下，父親回到北京，住進阜外醫院。父親病好回家繼續療養的這段時間，因為沒有工作，是他一生中與家人子女相處最多的日子。

當時來我家的客人很多，王震伯伯就是常客。王震伯伯每次來我家，都會帶些信來，都是些遭受迫害的老同志和他們的親屬寫給總理的，要我父親轉給總理。父親和王震伯伯聯手成了老幹部和總理的「民間聯絡員」，幫助解決了很多老同志的困難。

在周恩來的保護下，我們沒有搬家，父親也沒有被扣發工資，所以，很多家庭受到衝擊的孩子們，包括一些外地省委書記的孩子們，來京時就吃住在我們家。據粗略統計，平常日子裡，在我家吃飯的外人，每月就有近百人次，有一個月甚至有207人。

苦口婆心做工作，「成功解救」于若木

1972年，毛澤東點名要四個人寫檢查，有胡耀邦、林乎加、蘇振華和我父親，檢查通過了就分配工作。用當時的習慣用語，就是要「解放」了。我父親和耀邦伯伯，我和胡德平就一起商討該如何寫這個檢查。耀邦伯伯有骨氣，堅決不承認犯了「走資派」錯誤，而且要我父親翻西城糾察隊的案。父親和我斟酌再三，此事涉及總理，不能把責任搞到總理頭上，父親為此承擔了責任。大家的檢查交上去了，我父親的檢查據說受到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肯定。中央把他的檢查發給各地方，給各位該解放的老同志當樣板。其實就是想解放大批的老同志，準備逐漸讓他們恢復工作。

1973年，吳慶彤來告訴父親，按照周恩來的安排，辦公室已經準備好了。爸爸興奮地等著回國務院上班，但是科學院院長郭沫若找周恩來點名要他去科學院主持工作，周恩來駁不過郭老的面子，讓我爸爸去了科學院。

陳雲同志的夫人于若木也在科學院工作。於阿姨在「文革」初期寫了江青的大字報，揭發江青奢侈腐敗，被造反派揪住不放，開除了黨籍，下放到植物園勞動，不許回家。我父親就找了造反派做工作，耐心地告訴他們，于若木同志是個非常正直的人，她寫的大字報並沒有給誰造謠，所以應該恢復她的黨籍，恢復工作。經過多次說服工作，於阿姨被恢復了黨籍，允許回家。父親親自向陳雲伯伯彙報，陳伯伯對這樣的結果心裡感到非常寬慰。

他倒在「文革」後期的批鬥會上

1974年父親就向國務院報告唐山可能有大地震。

當時國家地震局歸科學院管，從1974年下半年，家裡牆壁上就掛起兩張地震形勢圖，他回家經常研究地震局的材料。在邢台地震和渤海地震後，大多數專家認為遼南50年內無大震，有的認為有5~6級地震，唯獨北京地震隊的耿慶國主張一二年內遼南將發生7級以上地震。耿慶國總結我國西周以來乾旱和地震關係的歷史記載，提出旱震理論。他發現1972年華北和渤海地區出現百年不遇大旱，構成8級地震或兩組7級地震的物理背景，於是他在1974年5月31日寫報告作出7級以上地震的中期預測。

當我父親了解到耿慶國對河北南部及山西交界一帶的特旱區已發生過邢台地震，再次強震並無把握時，在他寫給國務院的報告中刪去這個危險區，正式做出遼南和唐山地區可能發生強震的中期預報，並成立了京津唐張協作組和渤海協作組，以加強對這兩個危險區的短臨監測。

我父親於6月15日簽發了科學院給國務院的報告，介紹了地震專家的三種意見，提出「立足於有震，提高警惕，防備六級以上地震的突然襲擊，切實加強幾個危險地區的工作」。他還向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的李先念做了口頭彙報和說明。國務院1974年6月29日以國發［1974］69號文件把科學院報告批轉給有關各省區。文件中指出，「報告提出的一些地方今明年內可能發生強震，只是一種估計，可能發生，也可能不發生，但要立足於有震，做到有備無患。」

渤海地區協作組主要由瀋陽地震大隊和遼寧地震辦公室開展短臨監測，我父親在海城地震前一天派地震局長劉英勇到現場發布短臨預報並組織群眾避震。當時天寒地凍，怕群眾回家，要求基層放電影吸引群眾到野外。1975年2月4日海城73級地震雖然造成大量房屋倒塌，但是人員損失不大。極震區許多公社傷亡很少，甚至無傷亡。

海城大地震之後，各地天天報來情況，如唐山化肥廠發現地光，通縣井水含氡量變化等。爸爸每天都仔細聽、仔細看。

爸爸1975年1月已經到教育部上任，但科學院的工作一時還交不出去。直到離任前，他的卧室都掛著地震圖，每天對著地圖看震情簡報。在離開科學院前他親自簽發給國務院的最後一份報告中，再一次強調京津唐張一二年內可能有6級以上破壞性地震。可惜在「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中，地震局的造反派批判京津唐張協作組是我父親搞的「條條專政」，使協作組陷於癱瘓。他們還壓制了耿慶國7月中旬根據五項氣象指標做出的短臨預測。

1976年7月28日唐山發生7.8級地震，同一天灤縣發生7.1級地震，傷亡極為慘重。我父親當年4月已經被「四人幫」迫害致死，沒有見到唐山大地震。但當我聽到唐山地區青龍縣委書記自覺執行國發［1974］69號文件，全面設防，在房屋大量坍塌情況下竟然無一傷亡，感到這是對我父親的最好悼念。

教育部長是替罪羊？

我父親脾氣好，但也敢于堅持原則，堅持真理，不怕得罪人。在籌備全國第四屆人民代表大會，草擬政府組成人員名單時，周恩來提名要我父親任教育部部長。我還記得，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幕前一天，我和父親坐在家裡沙發上聽廣播，宣布政府工作人員組成名單，當念到我父親任教育部部長的時候，我對爸爸說：「我就猜到會讓你干這個工作！可要小心點。蘇聯的農業部長，中國的教育部部長，都是要當替罪羊的！」爸爸說：「不但要干，還一定要干好。」鄧小平主持工作，工作風格剛正不阿，雷厲風行，大刀闊斧，針鋒相對，寸步不讓。在小平同志領導下，各項工作的整頓很快見到轉機。

我父親堅定地貫徹小平同志的指示。在教育戰線他大聲疾呼，直言批判「四人幫」的讀書無用論，提出對知識分子狀況的估計，要根據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情況，做出符合實際的調整，不能一講知識分子就一概當做資產階級。他說：「過去只講學文化，現在不講學文化。一方面要搞四個現代化，一方面又不要文化，這怎麼行？」「這幾年有個最大的危機，我們教育部門就是不讀書。教育戰線的形而上學很猖狂」。

父親親自到上海復旦大學召開座談會，貫徹毛澤東和周恩來關於加強基礎研究的指示，要求大學招生要經過文化考核。毛遠新借著張鐵生交白卷製造了個「朝農經驗」，要求大學生「社來社去」，畢業後必須回農村。我父親回家說，難道農民的孩子就不能進城？大學畢業生應該哪裡需要去哪裡。

為了讓更多農家子弟上大學，他提出在中小學十年制的基礎上再學兩年大學基礎課程的想法。他還和大寨郭鳳蓮商量，準備在山西昔陽搞十年制加兩年讀大學的試點。遲群等人組織他們在教育部安排的人把我父親的言論都記錄下來，出了一本厚厚的周榮鑫黑話集，斷章取義，極盡歪曲之能事，向毛澤東告黑狀，搞秋後算賬。

沒過多久，「四人幫」開始反攻倒算。他們說這是「右傾翻案風」，胡耀邦、周榮鑫、萬里、張愛萍都是「右傾翻案風」的黑幹將，鄧小平是風源。

「四人幫」正式向父親「興師問罪」

在和「四人幫」的激烈鬥爭中，我父親再一次得到周恩來的關懷和支持。當時，周恩來重病住院，多日見不到總理，父親非常惦念。

有一天，父親下班回家，告訴我說：「明天周總理要接見聯合國教科文總幹事姆博，要我陪見，並要我提前一小時到北京飯店等候。總理安排提前見我。」聽了這個消息，我們和父親一樣，又激動又盼望。第二天下午，爸爸兩點鐘走的，五點多鐘回來的。我們迎上前去，把爸爸擁進了客廳。一進了客廳，我們就迫不及待地問爸爸見總理的經過。爸爸緩緩地告訴我們：周恩來詢問了爸爸的工作情況。爸爸向周恩來彙報了他在科學院和教育部的工作，彙報了遲群等人的干擾和破壞，彙報了自己的做法。周恩來聽完後，明確表態同意我爸爸的觀點，說：你在科學院和教育部的工作，做的是對的，處理得很好！周恩來囑咐他要注意和遲群等人的關係，當心一些。我父親又說：「我看總理精神還好。就是又瘦了許多。我勸總理吃中藥，用中醫調理一下，也許會好一些。但總理卻對我擺了擺手，說：讓他們治吧。」

有一些在北京工作的老同志來提醒父親說，遲群等人整理了你的黑材料，已經報告給毛澤東，要小心。

1975年10月，當我父親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團團長訪問扎伊爾和茅利塔尼亞回北京那一天早晨，廣播了兩報一刊發表的社論《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四人幫」正式向周榮鑫興師問罪了。那天晚上，我到機場去接父親，告訴父親說：兩報一刊今天給你致「歡迎詞」了！回到家裡，爸爸心情沉重地說，他們是打隔山炮。

大字報圍攻：「一家開花，大家撒籽」

此後，爸爸又開始了他挨批鬥的艱難生涯。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及其他一些地方，批判周榮鑫的大字報鋪天蓋地。我父親心臟病很重，還要被迫去清華大學看大字報。在大字報圍攻的同時，「四人幫」也不放過我父親，張春橋找我父親談話，逼我父親承認錯誤，逼他交代問題。張明確表示，只要把上面的關係說清楚，你就可以解脫。張的意思太清楚了！他們的矛頭是指向周恩來，指向小平同志。但我父親寧願自己承擔一切責任。在激烈的爭論中，我父親堅持要執行毛主席的教育方針，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的勞動者；而張春橋也說出了他的「名言」：「我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也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最後，張春橋生氣地說：「你這個人真固執，九頭牛也拉不回來！」可想而知，在這次談話之後，我父親的日子更不好過了。

在極大的政治壓力之下，朋友們都不敢上門。而在這個時候，卻恰恰是父親最需要支持的時候。一天晚上，父親讓我和二妹妹去看看王震同志。他說：「去看看你鬍子伯伯，向他請教，問問他該怎麼辦？」那天晚上，我和妹妹騎自行車找到了鬍子伯伯家。當我們問到要不要寫檢查時，王伯伯凝神想了想說：「對毛主席的批評意見還是要檢查的。」回家後，我們把王伯伯的話告訴了父親，父親熱淚盈眶。父親說：「寫檢查也只寫自己的問題，決不把責任上推下卸！」

其他老同志也以各種方式表達了他們的關心。我記得童小鵬叔叔打電話，問我父親怎麼樣了？我告訴他說：「這回是大家撒籽，我們一家開花。」因為幾乎所有老幹部都支持小平同志的整頓工作路線和方針，這就是大家撒籽；「四人幫」當時重點整了四個人，即胡耀邦、周榮鑫、萬里、張愛萍，而我父親在教育戰線是首當其衝，成了他們重點批判的目標，這就是一家開花。他們目的很清楚：既「打」了鄧小平，又刺激了在重病中的周恩來。

在批鬥會場上昏迷4小時得不到救治

教育部在遲群一夥的把持下，斗我父親越來越狠。明明知道他有心臟病，卻連續十幾天開批鬥會，非要置我父親於死地而後快。

4月12日上午，我父親在批鬥會場上突然昏迷不醒，當時的衛生部部長劉湘屏卻不許父親住醫院。說什麼北京醫院不能成為走資派的避風港！父親就在批鬥會場的地板上躺了四個多小時，昏迷不醒。最後還是吳慶彤找到紀登奎批准，華國鋒也批示要全力搶救，我父親才住進醫院，但是已經晚了！我父親被迫害去世了，至死也沒有說一句對不起黨的話。他的秘書、司機、警衛員、炊事員流著熱淚和我們一起與父親最後握別，給他送行。他的秘書許永躍握著他的手，一直把他送到太平間。那悲傷的一幕，我們永生難忘！

父親的骨灰盒在家裡放了一年多，直到1977年8月28日，才給他平反開了隆重的追悼會。敬愛的小平伯伯、陳雲伯伯、先念伯伯等1000多人參加了追悼會，他們來向一位堅貞不屈、寧折不彎、以身殉職，被「四人幫」迫害致死的共產黨員表達最後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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