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詩人該怎麼看待古典傳統？
漁山《湖天春色圖》（局部）
此文系孫文波多年前在人大詩歌節講座的講稿
收錄於《在相對性中寫作》，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
經作者授權發布
現代詩與古典傳統的關係
孫文波
詩歌節的同學給我出了一個大題目，因為無論古典還是現代，都並非一下子能說清楚，何況把兩者扯到一起來談。所以，今天我可能說不出什麼深刻的道道來，只能是聊一聊我怎麼看待傳統，以及什麼是我們所說的詩歌的傳統，當然，因為還是要落實到現代詩的寫作上來，那麼我也會談談現代詩，最後呢？當然是談談今天講座的題目：傳統詩歌與現代詩歌的關係，也就是不少人現在特別關心的問題：一個當代詩人怎麼看待他對傳統的繼承。人們現在一般談到中國詩歌傳統時，腦袋裡首先映出來的無非是《詩經》、魏晉、唐宋詩歌，把這些詩歌所體現的美學意味看作我們民族詩歌的特性。這樣的理解當然沒有什麼大的錯，中國詩歌的確是從它們發展而來的，它們也的確代表了中國詩歌的最高歷史成就。但是，在我的理解中，傳統並非單純地是這些本文性的東西，也不是那些已經成為文學經典的詩篇所體現出來的語言特性，傳統更應該是一種貫穿在這些本文中的人文精神，即我們應該看到在兩千多年的中國詩歌史中，是什麼樣的東西一直成為了詩人們追求的真精神。只有這樣我們才會看到並非表面的，一種詩歌本文的傳統意義的存在。
我們大家實際上都知道，雖然在中國的歷史上曾經有過儒、釋、道這樣的帶有宗教色彩的學說出現，也有不少人把它們看作自己人生的主要精神支撐體，但是，中國從來沒有形成像基督教、伊斯蘭教那樣的成為整個民族、國家精神支撐體的東西——儒家思想雖然在中國佔據過非常重要的位置，並被官方確立為國家信仰，但沒有達到這種地位；佛教西來，雖然建立過「南朝四百八十寺」，也沒有做到這一點。因此，從信仰的角度說，我們很難說中國人從精神上存在共同的傳統。而我們都清楚，如果信仰存在的話，它作為文學的傳統存在是很重要的，這就是共同信仰體現出來的對待事物的一致態度，我們可以說這種一致的態度會在很大程度上起到對文學發展的一以貫之的推進作用，使得寫作面對歷史的變遷時，在精神上求得跟進。這就是我們看到儘管西方現代文學經歷了眾多的反叛，但似乎沒有出現今天在我們的國家所看到的人們對詩人背叛了傳統的指責，包括像艾略特、龐德這樣的詩人，儘管他們的如《荒原》、《詩章》這樣的詩，實際上從文體的意義上講，是完全顛覆了過去西方讀者對詩歌的認知的，但那裡的讀者仍然沒有把他們看作是放棄傳統的詩人，相反我們看到作為信仰者，艾略特在精神上對基督教傳統的認同，恰恰是他文學中最重要的東西。
這裡就出現了一個問題，即當我們在拷問什麼是中國詩歌的傳統時，首先需要釐清的是我們如何看待傳統，即我們怎樣分辯什麼是中國詩歌的傳統，它都在具體的意義上，存在著什麼樣的可以讓我們談論的東西。而以我個人的認識，我一直覺得現在不少人在談到中國詩歌傳統時，更多地只是從文體上去談論它，或者只是從寫作的狀態去認識它，即總是談論著古代詩歌在語言使用的意義上怎麼樣了，還憑空生成出所謂的「民間傳統」來，說什麼中國詩歌從來都是建立在與廟堂相對立的狀態之上的，寫作是一種非常具有獨立主義意義的現象，而很少有人從民族精神的角度去看待它。這裡就出現了很難解決的問題，就是當今天整個中國的意識形態與語言環境都發生變化的情況下，我們怎麼為自己找到傳統的繼承的切入點。因為我們的確很難找到上面說的，可以從各個方面作為我們支撐體的詩歌寫作樣態來，《詩經》不能，似乎唐宋詩歌也不能。儘管有人非要說《詩經》中的「風、雅」部分具有明確的發之先民個體意識的色彩。但是，這是連我們的先輩們都不承認的問題，像歷來的《詩經》解釋傳統，從《毛詩序》、《詩三家義集疏》以降，我們看到的闡釋並非如此。
說起來這也是好多人感到困惑的地方。唐詩的確是好，李白、杜甫的確偉大。但是我們今天很顯然不可能再使用他們那樣的方法寫詩了。我們必須寫自己的詩。那麼怎麼辦呢？現代詩存在以來，曾經有人從中國語言的角度去談論過這些問題，他們的觀點是中國文字存在著別樣之美，應該從這個角度去發現它在當代詩歌寫作中對傳統的傳承。他們的方法是為現代詩尋找可以格律化的方法，其中的一些人，像聞一多、朱自清、林庚等人也寫了一些方方正正的，被俗稱為豆腐塊的新詩，這些詩雖然可以被認為還有一些意思，但是最終的結果卻是很不理想，不能被稱之為是真正成功了的。為什麼會這樣？現在也有人在總結。不過我的看法是：由於他們太機械地理解了中國詩歌傳統，僅僅從語言的表面形態上去看待問題，所以不成功是在所難免的。而以我個人的理解，如果我們真得想與傳統發生聯繫，就必須真正看到存在於幾千年歷史中的中國詩歌，到底有什麼樣的東西是它內在的精神性的存在。而這種精神上的存在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又是通過怎樣的不同的詩體表現出來。或許當我們把這樣的東西找到了後，才能在與傳統建立關係上走出第一步。
前面我已經說到中國並沒有一種民族性的精神信仰作為幾千年來不變的支撐體存在，我們在不同的詩人身上看到的更多的是個人人生觀的體現。譬如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陶淵明，我們在他的詩歌中看到的是什麼？過去人們更多的談論的是陶淵明面對複雜人生的超脫態度，把他看作是對權勢不感興趣的隱士類的人物，因為他放棄了當彭澤縣令，甘願過樸素的田園生活，在澹泊寧靜中度其生涯。人們更是根據他的《桃花源記》把他說成是理想主義者，有烏托邦夢想的人。並且認為在他的身上最好地體現了中國詩人超凡脫塵的精神境界。但是情況果真如此嗎？其實並非這樣。在我看來，陶淵明也可被認定為很虛無主義的詩人，他對於人生的認識實際上很悲觀。這一點我們只要看看他晚年的詩《輓歌三首》就知道了。不要以為我這樣說是對陶淵明進行不好的評價。我非常喜歡他的詩，尤其是《輓歌三首》。我通過他想要說明的是，有一種東西對於中國詩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雖然從總體上來說中國詩人沒有那種宗教性的信仰，但是歷史上大多數詩人卻總是在面對著一個問題表達自己的認識，這就是對時間的態度。他們總是在面對時間時表現出了非常深入的思考，最終通過這種思考說出了自己對生命的認識。
我們可以看到，中國詩人關於時間的詩篇在中國古典詩歌中的比例是非常大的，像《古詩十九首》，幾乎都是關於時間的詩篇。另外如「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以及「人生在世，白駒過隙」，還有「茫茫天地間，生者如螻蟻」之類的詩句，更是俯拾皆是。而為什麼時間成為了中國詩人最關注的詩歌主題？這似乎與中國從上古以來人們對宇宙的認識相關。我們中國人最早在大自然的季節輪迴，日月的恆常不變中，從精神的層面上，甚至可以說從哲學的層面上，體會到了生命的短促，以及它的無常，也是最早感受到永恆的願望對於人類來說是具有多麼要命的吸引力的。這一點不管是在儒家思想，還是道家學說，以及其他的諸家學說里，我們都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雖然我們還不能說這些認識已達到了信仰的高度。因而，從這一點出發，我們可以這樣說，從古以來，咱們中國人就發展出來了一套對於時間與生命的關係的認識，而且這一套認識一直以來都非常直接地支配著大多數人對於人生的看法。雖然從總體上說，我們可以認為在這樣的關於時間的認識中，態度是非常悲觀的，不過就是從這種悲觀中我們看到了從中發展出來的最動人的詩歌。
的確是這樣的。如果我們仔細閱讀，不管是曹操還是謝脁，李白還是杜甫，不管是蘇軾還是其他的什麼詩人，都會發現，正是從對時間與生命關係的認識出發，他們寫出了我們這個民族最打動人心的詩篇。像曹操的四言短歌，杜甫的《秋興八首》等等。而在這方面，李白是一個很能說明問題的例子。在一般人的認識，尤其是這幾十年來具有強烈意識形態化色彩的文學觀的認識中，李白是積極的浪漫主義詩人，他的那些詩，像什麼《將盡酒》等，都寫得熱情豪邁，大有超然於宇宙萬物之上的氣概。但是，就是這樣的詩人，儘管寫出了「天子呼來不上船」、「千金散去還復來」這樣的桀驁不馴、恣意張揚的詩句，其實他在骨子裡仍然受到中國人看待事物的方法的影響，到了晚年，他仍然會情不自禁地寫出「人生一過客」這樣的對時間屈服的詩句。好多人不太注意李白晚年的詩篇，而在我的認識中，晚年的李白更能夠體現李白作為一個中國詩人的面貌。我願意在這裡提醒大家，讀一讀李白晚年的詩篇。因為不讀他晚年的那些在他的詩歌中地位不顯著的詩歌，我們就不可能看到完整的李白。現在的好多人真是這樣，只讀了幾首詩，就敢說自己什麼都曉得了。
說到這裡，有一點不能不說，就是很多人都在說現代詩已走上魔途，叫人不知道在說什麼，根本看不懂，不像古典詩歌那麼清晰好讀，連普通老百姓都能傳誦。我們也的確看到過幼兒園的孩子在阿姨的帶領下齊聲誦讀古典詩歌的情景。其實這裡面是有誤解的，所謂的普通老百姓都知道的古典詩歌並不多，大體上就是蘅塘退士選編的那本《唐詩三百首》。可這是什麼樣的選本？是最簡單的選本。唐代的很多非常了不起的詩歌都沒有出現在這個選本中。因此，我從來不相信把古典詩歌說成是大眾都了解的詩歌這個說法。詩歌能讀懂還是不能讀懂不那麼簡單，更不是詩歌評價的標準。現在連專業人士讀古詩，很多作品也必須藉助工具書才能搞懂，甚至有些還不敢說完全把握住了內涵。說大眾都懂根本就是神話。我們可以馬上找一些古詩，譬如《詩經》中的篇什，屈原的《九歌》、《天問》讓人讀，我相信很多人並不了解《詩經》和屈原說的是什麼。不然的話不論是古代還是今天，出現那麼多的詩歌闡釋著作，光這個詩話那個詩話就不記其數，為了什麼？很多對現代詩歌的指責並不是站得住腳，不能輕率的相信。從這些指責中發展出來的關於繼承傳統的觀點難以說服人。不能將之拿來要求當代詩歌寫作。
剛才那些說的是具體的例子。讓我們再回過頭來看一看。如果我們真得想為自己尋找到能夠可資繼承的傳統的話，那麼很顯然，不能把傳統典籍化。我的這種說法是什麼意思呢？主要是現在很有一些人，一再強調五四新文化運動最大的失敗是把傳統拋棄了，他們在這個問題上言辭懇切，表現出極大的對民族文化的責任心。但是我發現他們關於傳統的看法是很成問題的，原因就在於，他們更多地把一種表面的文化成果作為了要求後來人繼承的東西。也就說他們更多地仍然是在強調中國人對古典文字的感知力，而不是從更根本的本質上去談論傳統對於後來者是什麼東西，有什麼意義。或者說，對於後來者而言，傳統在什麼地方。我認為這恰恰錯了，是觀象而失質、求末而棄本。我在與朋友聊天的時候曾經說過這樣的話：傳統從來不是顯在的。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我的意思是如果我們一味地從表面上去尋找傳統，那麼結果肯定是找不到，也沒有辦法去繼承的，因為如果像古人那樣去寫作，譬如我們也來寫樂府體、律詩，結果肯定是我們不會寫得比古人更好。為什麼？原因在於：一是古典詩歌的形式留給我們輾轉騰挪的空間幾乎已經沒有，再之社會生活的發展變化，已經改變了我們對很多事物的基本認識。
實際上文學史中早有一個現象，即：變。現在我們都把古典詩歌看作一個整塊的東西，好像從屈原以來，中國詩人都是在一種樣態下寫作，實際情況不是這樣，譬如漢詩與梁詩根本不是一回事。清人袁枚、趙翼專門談過變化的問題，在他們的觀點中，都認為詩歌的要旨在於「以新為本」。故而我們才會看到四言衰而五言興，騷體滅而樂府倡，樂府止而律絕行。在這方面，中國詩歌實際上一直在變化，是變化帶來了豐富，帶來了繁榮、帶來了偉大。當然，我們同樣可以看到，在中國詩歌的歷史中還是有很多教訓的，這種教訓就是：宋代以後，好多詩人因為拘泥於學習前人，把前人的寫作看作了不可變更的模式，食古而不化，結果是不單沒有超出前人，還走上了自建樊蘺之途，搞到後來成了文學殭屍。當然，我們也不能這樣簡單地批評他們，說他們是沒有悟性的人，實際上有好多明清詩人是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的，像清人王漁洋、姚鼐等人，他們也在努力想要給自己找到一條新的出路，可是好像他們又都沒有找到。過去我也一直納悶：難道他們都才力不夠嗎？後來發現不是那樣。其實那些人中有很多是才氣縱橫，學識卓越的。現在我有些想通了，他們沒有成功的原因大概還得從總體的文化進程去看。很多時候，文化的變革實際上不過是歷史變革的一部分。是自然而變，而非強制之變。
這樣一來，再來說現代詩，我們就可以不是拘泥於詩歌本身的變與否了。而是應該看到，當今詩歌的發展，它成為我們今天看到的這個樣子，並非是對傳統的簡單放棄，而是傳統變化的結果。在這種變化之中，體現的實際上是社會識力的不同。而具體說來就是：處在我們今天的社會情勢下，對社會的認識，以及這種認識的推力，使得我們在語言的述說上需要另外的形式來講述，才能真正抵達我們要述及的問題的核心。是這樣的需要促成了現代詩歌的發展，而不是別的什麼東西。其實這一點我們只要簡單的看一下就會很清楚，當年發起五四新文化運動時的人們的言論，其最重要的關節點即在於，詩歌從古典語言變為現代口語，其基點是擱置在社會變革的總基面上的。而非有的人總是單純地強調的，現代詩歌是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我並不否認西方文化的影響的存在。影響肯定是有，但如果沒有內在的趨力，也就是說如果沒有內在的需要，影響怎麼可能發生？在這個問題上我感到很多人並不是十分明白，他們在看待問題時，過於強調了一個方面，而對另一個方面沒有看到，或者說看得不清楚。由於看得不清楚，對很多事情的認識就非常模糊，甚至得出讓人不敢恭維的結論。
所以，話還要回到我前面說的問題上來，即對於我們而言，不是從表面上去看傳統是什麼，現代又是什麼，而是真正地為自己找到一個看待傳統的角度，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發現，如果當代詩人的寫作最終是有效的，那麼使寫作的有效性產生的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就像艾略特所說的那樣，肯定不是與表面上的傳統一致的東西，恰恰是偏離表面上的傳統，或者說恰恰是修正了表面上的傳統的那一部分東西支撐他。這樣一來，我們可不可以說在認識到傳統是什麼的前提下，真正對於當代詩人重要的是：從表面上的傳統中退出來。這個退是什麼意思？就是另闢新徑。為自己畫圓而不是進入到已有的圓中去。一句話就是：任何一個時代的寫作，都必須首先做到是獨一無二的寫作，而非照貓畫虎、重蹈前世的寫作。如果那樣，寫作還有什麼意義？說起來這個問題還可以再用唐代以後的詩歌舉例，為什麼有人說律、絕詩讀到唐宋就夠了，沒有必要再讀明以後的作品，是明以後的人寫得不好？其中是有很好的作品的，主要是沒有了新鮮感。詩歌需要給人新鮮感。話說到這裡，不要以為我如此一說，好像是在講中國詩歌除了時間觀，已經沒有傳統可以繼承。情況並非這樣。
實際上我們還是有很多可以繼承的東西，譬如前人說過「以刺為美」，說過詩要「溫柔敦厚」，說過「興觀群怨」，這些仍然可以被看作是詩歌存在的原則，是能夠用以支撐我們對詩歌的認識的。這是我們可以稱之為內在的傳統的東西。我們可以看到，在這裡說到的這幾個原則性的東西都有一基本的意思在裡面，即：詩歌應該體現出人對社會生活的責任感。西方也有人說過「詩人是社會的良心」。意思是一樣。用這樣的認識看中國詩歌，我們會發現雖然我們沒有宗教傳統，但我們可以說存在道德的傳統，也就是古人所說「詩需合道」的傳統。遠的不說，近二十年來的中國詩歌，從八十年代到現在，在那些最具創造力的詩人的作品中，我們一方面可以發現變化的顯著特徵，另一方面可以看到在面對社會生活的巨大變遷時所表現出來的從現象到精神的辯識力。現代詩歌仍然是以對生活說話為基本出發點的。而這種說話，不管是對「小我」的追尋，對「自由」的釋義，還是在進入九十年代面對重商主義的社會現實，詩歌努力表現出的人在這樣的處境中的生存狀況，都應該說符合古來有之的對詩歌的要求。正是這樣，我們可以說當代詩歌沒有放棄它與傳統的關係。而在這裡，有必要說明的是：在認識詩歌的過程中，存在著相對與絕對的雙重要求。
這是什麼意思？我的意思是：我們不能單純的從詩歌到詩歌地談論傳統；不能糾纏於什麼意象、意境，或者說語言形式上與傳統的一致，而是要深入地去理解兩千多年來，中國文化對詩歌提出了什麼樣的要求，希望它最終達到什麼樣的目的。我想：詩歌始終是為人類精神生活服務的。單就此而言，已向任何時代寫詩的人提出了要求。如果要總結的話，那就是不管我們用什麼樣的語言方式寫詩，都必須看到它對於民族文化的責任。而這種責任是沒有變化的，從來都以基本的面貌出現在寫作者面前。我們可以在認識事物的方法上談變，可以在面對文明進程所呈現出來的人類社會生活的內容上談變，我們也可以說由於新事物的不斷湧現，人類的感知力有了變化。但是我們也要談不變。很長時期以來，我不太願意與人談論什麼是現代什麼是傳統，也不覺得有這個必要，就在於我認為傳統從來就存在於現在的寫作中——如果我們認定了一個人的寫作有價值的話。不要以為我這裡說的話與前面的話相矛盾。並不矛盾。如果要用一句話來總結當代詩歌與古代傳統的關係，那麼我可以這樣說：它是變與不變的關係。而關鍵的一點在於，我們必須了解什麼是需要變化的，什麼又是不能變化的。做到了，我們就沒有背離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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