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丨略談四書五經

按照傳統的書籍分類法，傳世文獻分為經、史、子、集四部，最重要的是經部，也就是儒家的經典著作。研究這些經典的學問稱為「經學」，從事經學有成並能指導生徒的學者則稱「經師」，都一向受到人們的高度尊敬。經部書中又以「五經」和「四書」最為基本，這裡洋溢著儒家先賢深刻的思考和豐富的智慧，是人類的寶貴文化遺產，例如下列三點就具有極高的價值：

第一，克己愛人的道德情操。孔子講「克己復禮」，講「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顏淵》），孟子講「仁者愛人」（《孟子·離婁下》），「仁愛之道」代表了人類崇高的理想，這樣的原則放之四海而皆準，歷盡古今而不變。

第二，自強不息的奮鬥精神。《易經》里講「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周易·乾卦》象傳），孔子主張「知其不可而為之」（《論語·憲問》），孟子有「捨我其誰」（《孟子·公孫丑下》）的擔當精神，這些都是很積極很健康，值得發揚光大的。

第三，以和為貴的基本思想。儒家經典反覆強調一個「和」字，講「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講「和而不同」（《論語·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也就是求大同，存小異，既要堅持原則，又注意團結他人。這樣來處理人際關係以至民族和國家之間的關係，都是非常之好的。

從成書的過程說，是五經在前，四書在後，「四書」這個名詞的形成更晚至宋朝。而就中國先前學童的學習安排來說，則總是先讀四書，再讀五經，行有餘力再讀其他經典。現在人們要學的東西太多，不大可能專門來讀四書五經，但對此仍應有一個大概的了解，有一些必備的常識。

一

中國最早的學術史論《莊子·天下篇》指出，儒家的主要經典有六部，它們是：《詩》《書》《禮》《樂》《易》《春秋》，後來《樂》失傳，只剩下五經了。

《詩經》收入西周初（公元前11世紀）至春秋中葉（公元前6世紀）約500年間的各類詩歌，據說由孔子編輯而成，或者是他對業已形成的文本做過若干加工。《詩經》分為風、雅、頌三大部分：風有十五國風，凡160篇。為各地民歌，亦有少數士人之作。雅，有小雅74篇、大雅31篇，共105篇；是周王朝直接統治的首都地區（今陝西一帶）的樂曲，也有少數產生於東都洛陽一帶。當地的語言稱為「雅言」，詩則為正聲雅樂。其中士人之作居多，也有民歌。頌包括周頌（產生於陝西中部）31篇、魯頌（產生於山東東南部）4篇、商頌（產生於河南東部今商丘一帶）5篇，共40篇，乃是祭祀神靈、祖先時的歌舞曲。三大部分加起來一共305篇，當時稱為「詩三百」。

秦秦始皇焚書坑儒以後，詩三百散佚，後來由漢人重新寫定，有不同的詮釋流派，其中今文三家：魯、齊、韓，西漢時立於學官，後漸衰亡；古文一家，即毛詩，東漢立於學官。所謂「今文」，是秦火之後根據口耳相傳用當時通行的文字記錄下來的文本；後來又發現了若干秦以前用古老的文字記錄的經典，則稱為「古文」。今古文學兩派在漢代爭得很厲害，是經學史上的一大問題。古文家《詩經》的注釋先有毛《傳》——荀子的學生大毛公毛亨作《詩詁訓傳》，未能完成，小毛公趙人毛萇完成之，後人有增補；鄭《箋》——東漢末年經學大師鄭玄為毛詩作箋，其說兼用三家，與毛傳不盡同；孔疏——唐人孔穎達領銜編撰《毛詩正義》七十卷（為前人的注釋再加註），總結唐以前《詩經》的研究成果。這一套傳、箋、疏影響非常深遠。

《書經》亦稱《尚書》，意思是上古之書，實為最古老的歷史文獻集。《書經》本來有100篇，而漢初所傳僅29篇，這就是「今文尚書」。後來魯恭王拆孔子舊宅，另得《尚書》一部，用先前六國的古文字書寫，比今文《尚書》多16篇，是為「古文尚書」。孔子的後裔、學者孔安國讀過這個古文的本子以後，獻給皇家，藏於密室，但後來亡佚了，未能列於學官。東晉元帝時，梅賾獻出一種《尚書》以及孔安國的傳（注釋），比「今文尚書」多25篇。這個本子是假的，故稱為「偽古文尚書」「偽孔傳」。「今文尚書」中《秦誓》已佚，另外多分出5篇（29－1＋5=33）；再加上「偽古文尚書」（25），共得58篇，前有一篇序（司馬遷引用過，大約是戰國時人所作）；再加上偽孔安國的傳，唐人孔穎達為之作疏——這就是後來長期流傳的本子。《尚書》的今古文之爭是經學史上著名的公案，早就有人懷疑《古文尚書》的真偽，到清朝，著名學者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丁晏（《尚書餘論》）進行了深入細緻的研究，確證其書乃是偽作。不過這《古文尚書》雖然是後人偽造的，但偽造時也有些文獻上的依據，所以其中仍然有若干有用的史料。

《尚書》的內容無非是上古的應用文，包括虞、夏、商、周的官方文獻，從文體來分，有典（重要史實或專題史實的記敘，如《堯典》）、謨（記君臣的謀略，如《皋陶謨》）、訓（臣開導君的話，偽古文中有之）、誥（勉勵性質的文告，最多見，如《康誥》）、誓（君主訓誡部屬的誓詞，如《牧誓》）、命（命令），等等。以記言為主，亦有記事（如《堯典》《顧命》）。又有《禹貢》一篇，乃是最古老的地誌。

《尚書》中的文章已經有比較完整的結構，布局相當合理，後來的制誥、詔令、章奏之文往往採用類似的章法；其語言採用當時的口語而又有所簡化，現在看去相當難懂；但其中也有至今還在運用的詞語，如「星火燎原」「不可嚮邇」「有條不紊」等等。

《禮經》指《儀禮》，後來又陸續出現了《周禮》和《禮記》，也被列為經典，合稱「三禮」。其中包括政治制度、宗教儀式、社會生活、風俗習慣等方面的規範和理想，內容非常豐富；關於宴會、婚姻、喪葬的規矩和儀式講得尤其詳明，甚至顯得有點繁瑣。

儒家不提倡暴力，強調以「禮」來治國，治家。「禮」的根本精神也許可以說是感恩和安分：對於天地、君主、長輩和老師，都要懂得感恩（所以舊時代家家有「天地君親師」的牌位）；做人要明確地認識自己的身份、地位和處境（「分」），絕對不能越位越軌，更不能犯上作亂——這樣天下就太平，社會就和諧了。這樣的思想有它的合理因素，有助於社會的穩定；當然禮教也會被統治者所利用，作為鞏固其統治的手段，而他們自己卻不講什麼感恩和安分。

《樂經》的失傳是一個極大的遺憾。古代禮樂並稱，儒家認為音樂的本質是和諧，具有提高人的素質、移易社會風俗的偉大作用。「《樂》以道和」（《莊子·天下》），這種美學思想在《禮記·樂記》里講得很充分，對後代具有重大影響。

《易經》亦稱《周易》，本來是一部占卜時備查的手冊，帶有上古的迷信色彩，但其中用一長橫（——）和兩短橫（－－）兩種符號來代表世界的基本構成元素，又將它們排列組合起來形成八卦，再將八卦重疊組合起來而成六十四卦，據以判斷吉凶，預測未來，表明了古人已有發達的抽象思維能力，這是很了不起的。六十四卦的每一卦由六條符號組成。對全卦的解說稱為卦辭，對其中各條符號（由下往上數）的解說稱為爻辭，都相當具體，有可操作性。後來儒家對《易經》提出種種富有哲理性的解釋，統稱《易傳》，「傳」就是解釋的意思。《易傳》影響極大，其中有著豐富的辯證法和對於社會人生的深刻觀察，理論色彩濃厚，意義已遠不限於占卜了。《易傳》的出現大大提高了《周易》的地位，到《漢書·藝文志》，《易》已高居群經之首，這樣的排名後來再也沒有變化過。

在儒家經典中，《易經》的闡釋空間最大，所以後來的研究最繁榮，其中牽強附會的東西不免也最多，至今仍方興未艾。

《春秋》是一部魯國的編年史，以魯國的十二公為紀年順序，起於隱公元年（前722），終於哀公十四年（前481），記載這244年間的戰爭、盟會、篡弒、祭祀、災異、禮俗等等。這部大事紀要據說為孔子所作，後來有三種解釋性的著作，即《公羊傳》《榖梁傳》《左傳》。

孔子對歷史人物的態度含而不露，特別講究措辭的委婉，有所謂「春秋筆法」。《左傳》成公十四年引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污），懲惡而勸善」，其中的褒貶並不明言，但從在用詞上就可以看出。《春秋》的語言非常精鍊，講究造句和修辭，對後代史學家、文學家影響很深。

春秋三傳中《公羊傳》《榖梁傳》屬於今文經學。《公羊傳》出於孔子弟子子夏的學生齊人公羊高，《榖梁傳》出於子夏的另一個學生魯人榖梁赤。這兩部書都是解釋《春秋》之微言大義的，近於歷史哲學和政治學。公羊學的影響尤為深遠巨大。

《左傳》則是所謂古文經，其流傳有兩個系統：一出於孔子舊居屋壁，用秦以前的字體寫成；一由荀卿傳授，又有楚國太傅鐸椒摘抄它，趙國的宰相虞卿撮錄它；到西漢，從張蒼、賈誼一代一代往下傳，以至於劉向、劉歆父子，一直在民間流傳。《左傳》的作者相傳是左丘明，其人的詳細情況現在不是很清楚。

《左傳》不講什麼微言大義，專重史實。《春秋》僅為大事記，這裡則有相當具體的敘述——兩者的關係近於標題與正文；又有糾正《春秋》所敘之錯誤，並說明其原因的內容；對於《春秋》未記之事有時也加以敘述，形成所謂「無經之傳」。總之《左傳》乃是一部更為詳備的春秋時代的編年史，同時也是一部文學名著，因為這裡不取《春秋》那種簡要記事而藏深意的辦法，卻記敘了許多戲劇性的情節和栩栩如生的人物。

左丘明還寫過一部《國語》，乃是國別體的史料彙編，大抵是比較原始的史料，重在紀實，可以與《左傳》互為補充，也被稱為《春秋外傳》。現在一般認為此書乃是先秦史家編撰各國史料而成。全書分8個部分：周語、齊語、晉語、鄭語、楚語、吳語、越語，其中晉語占的比例最大。

《左傳》《國語》和比較晚出的《戰國策》乃是先秦歷史散文中的三大名著，其中精彩的片段經常被選入語文教材。

《詩》《書》《易》、三禮、三傳，加起來是九經；再加上《論語》《孟子》《孝經》和《爾雅》（一部講文字訓詁的專書），合稱「十三經」，一共有六十幾萬字。自從宋朝紹熙年間確定了這一組合之後，再也沒有變動過。最通行的讀本是清儒阮元編校的《十三經註疏》，其嘉慶刻本後來有影印本。把這十三部經典弄清楚，那就是一位儒學專家了。

二

「四書」指《大學》《中庸》《論語》和《孟子》，過去是知識分子的必讀書；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從元朝起就是科舉考試出作文（八股文）題和判卷的依據。

《論語》是孔子的語錄，其中也有孔子和他的弟子之間的問答談話，還有他的弟子們之間的問答談話以及再傳弟子的言論；也有簡單的敘事。記錄這些言行的不止一人，最後的編定大約在戰國的初期。

《論語》的中心人物是孔子，核心思想是「仁」和「禮」。孔子最可靠的言論主要集中在這裡，了解原始儒家思想應以讀《論語》為主。

據《漢書·藝文志》，《論語》最初有三種不同的本子，即魯論（20篇）、齊論（22篇，多出《問王》《知道》兩篇）和古論（21篇，這裡有兩個《子張》篇），西漢末年的張禹加以整理，他以魯論為主，兼取齊論，形成所謂張侯論，仍作20篇，這就是今本《論語》之所從出。鄭玄注釋《論語》，以張侯論為主，兼顧齊論、古論，從殘存的鄭氏《論語注》中還可以略略窺見三種本子的異同。《論語》的注本有收入《十三經註疏》的何晏集解、邢昺疏；而過去影響最大的是朱熹的集注，在《四書章句集注》中。清朝人劉寶楠、恭冕父子有《論語正義》，近人程樹德有《論語集釋》、楊樹達有《論語疏證》，材料都非常豐富。初學者可以從楊伯峻《論語譯註》一書進入。

孔子作為一個思想家、教育家和古代文獻整理專家，具有極大的影響。舊時代的知識分子沒有不熟讀《論語》的。儒家思想在中國曾經是長期佔據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至今仍然有相當大的力量。

《論語》中許多話後來成了格言，例如「吾日三省吾身」（《學而》）；「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述而》）；「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為政》）；「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當仁不讓於師」（《衛靈公》），「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子罕》）；「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述而》）等等。孔子又是一個感情很豐富的哲人，「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子罕》）雍容和雅，感慨很深，流露了他自強不息的精神，很有開宗立派的氣象。

孟子是儒家學派第二號代表人物，孔子是聖人，孟子是「亞聖」。《孟子》一書是他晚年與弟子共同編纂而成的，凡七篇，各篇又再分上下兩部分。其中心思想是性善論與仁政論。與《論語》相似，此書仍為語錄體，各篇之間沒有邏輯上的聯繫，一篇之內的各則也沒有什麼聯繫；不同之處則在比較長，對話比較多，文章的風格比較統一。此書舊有後漢趙岐注，在《十三經註疏》中。又有朱熹《四書章句集注》、清人焦循《孟子正義》，近人楊伯峻《孟子譯註》最便初學。

《論語》中也有對話，但分量只佔三分之一，而單人語錄則佔三分之二；《孟子》里對話要多得多，這樣就便於使問題的討論走向深入。例如《論語》中有「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仁斯至矣。』」（《述而》）只提出論點，沒有展開；而《孟子·告子下》中則有詳細的討論，說明為什麼「人皆可為堯舜」。《萬章》篇幾乎全是辯論。《滕文公上》許行章、《公孫丑上》四十不動心章、《梁惠王上》齊桓晉文之事章等，都是洋洋大篇，與專題論文相近。

孟子以雄辯著稱，曾經自稱「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滕文公下》），文章極有氣勢，充滿感情色彩。孟子對民間的疾苦有深切的同情，對執政者的貪婪殘暴非常憤慨，有著極強的社會責任感。他明確地說過「如欲賓士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公孫丑下》）。《孟子》行文鋪張揚厲，喜歡用排偶句有關，鋒芒畢露，痛快淋漓，時露尖刻，咄咄逼人；他又長於譬喻，多用寓言。據李炳英《孟子文選》統計，在全書261章中有93章用了159個比喻。著名的如形容老百姓希望得到明君為「大旱之望雲霓」，形容手段與目的之背離為「緣木求魚」，形容見小不見大為「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形容取重棄輕為「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如此等等。書中的寓言有20多則，大抵簡潔明快而不失優美動人，著名的如揠苗助長（《公孫丑上》）、五十步笑百步（《梁惠王上》）等等，後來都成了成語。

《大學》和《中庸》原是《禮記》中的兩篇，宋代理學家特別重視，專門挑出來加以發揮和強調。《大學》舊說是孔子的高足弟子曾參寫的，以「仁愛之道」為中心，提出「明明德」「親民」和「止於至善」為三綱領，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八條目——這樣，關於道德修養的途徑、方法、目的都講到了。《中庸》舊說是孔子的孫子子思（孟子曾受業於他的門人）寫的，其中集中發揮孔子的中庸論，孔子說：「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論語·雍也》）；《中庸》則說：「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儒家承認世界上有矛盾，主張用「致中和」的辦法防止激化，採取非對抗的恰當的方法來處理，從而達到平衡與和諧，無過無不及，這樣就不會有什麼後遺症。《中庸》里講的這一「心法」既是儒家的道德信條和人生準則，也是處理所有問題的總原則和基本方法。現在有《大學中庸譯註》（王文錦譯註，中華書局2008年版）一書，可作為入門的讀本。

《三字經》里有一段專講「四書」：「為學者，必有初。小學終，至四書。《論語》者，二十篇，群弟子，記善言。《孟子》者，七篇止，講道德，說仁義。作《中庸》，子思筆，中不偏，庸不易。作《大學》，乃曾子，自修齊，至賓士。」這樣的順口溜很容易記住，是編得好的。

朱自清先生說：

這四種書到了朱子（熹）手裡才打成一片，他接受二程（程頤、程顥）的見解，加以系統的說明，四種書便貫穿起來了。

他說，古來有小學大學。小學裡講洒掃進退的規矩，和禮、樂、射、御、書、數，所謂「六藝」的。大學裡教窮理、正心、修己、治人的道理。所教的都切於民生日用，都是實學。《大學》這部書便是古來大學裡教學生的方法，規模大，節目詳；而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循序漸進的……有了《大學》的提綱挈領，便能領會《論》《孟》里精微的分別去處；領會了《論》《孟》的旨趣，也便能領會《中庸》里的心法。（《經典常談·「四書」》，《朱自清全集》第6卷，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9～52頁）

現在如欲了解儒家的「道統」，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大約還是最合適的讀物；而朱自清先生這本《經典常談》，則是至今最好的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入門讀物之一，此書除了收入全集者外，還有多種單行本。最近《中華讀書報》正在連載「怎樣讀經典」，各篇都說得非常簡明扼要，也可以好好學習和參考。

◎本文原載於「中華讀書報」（作者顧農，揚州大學文學院教授），圖源網路，圖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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