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溫2100年前那場偉大的「鹽鐵會議」

文史 09-14

文 | 諶旭彬

公元前81年，距今約2100年前一個初春，長安城發生了一場永垂不朽的思想交鋒。

交鋒的對象，一方是以御史大夫桑弘羊為核心，包括御史丞、丞相史等人在內的官僚集團，另一方是來自三輔和太常的「賢良」和來自郡國的「文學」，也就是出身底層的中、小知識分子。

按帝制政治運行的正常軌跡，這兩群人——公卿與布衣，本無可能聚到一起，就國家的經濟路線，從核心理念到具體政策，面對面展開唇槍舌戰。官僚集團一貫懶得理會底層知識分子的批評；底層知識分子的聲音，也一貫難以抵達廟堂。

契機始於公元前87年。

這一年，漢武帝死了。

武帝死後，受遺詔輔政的大將軍霍光與御史大夫桑弘羊，分據內廷與外朝，呈對峙之勢。桑弘羊深耕朝堂垂60年，掌控財權近30年，以其為核心結成的利益集團盤根錯節，非輕易可以撼動。霍光遂施展手段，於廟堂之上，給予不滿「桑弘羊經濟路線」已久的底層知識分子（亦即「賢良」與「文學」）以發聲渠道，對其實施打擊。

漢昭帝始元六年二月，60餘名「賢良文學」，終於首次有機會站到漢帝國經濟政策的制定者面前，對其提出尖銳的批評。

這場貫穿了恐嚇與不屈的論辯，史稱「鹽鐵會議」。

圖：上世紀70年代連環畫《桑弘羊舌戰群儒》

官僚利益集團的恐嚇與攻擊

漢帝國官方，從未就這次辯論，發布過任何官方文件。

《漢書·食貨志》中的記述非常簡單，不足百字，僅扼要總結了辯論雙方的核心觀點——「賢良文學」們要求廢除鹽鐵官營、廢除國家均輸，希望政府從商業活動中抽身，「毋與天下爭利」；桑弘羊則回應稱，這些官營產業乃「國家大業」，不可廢除。

這場偉大辯論的具體內容，能夠流傳至今，得益於一位叫做桓寬的儒家學者。

時為辯論發生後約30年，桓寬搜集了「賢良文學」們存於民間的多種會議記錄，「序其次第，飾其語言，增其條目」，編成《鹽鐵論》一書，還原了這場辯論的大致情狀。

（1）當心你們的腦袋

據《鹽鐵論》，整個辯論過程中，以桑弘羊為首的官僚利益集團，始終在恐嚇「賢良文學」。

比如，桑弘羊給「賢良文學」講歷史典故：

「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招四方游士，山東儒、墨咸聚於江、淮之間，講議集論，著書數十篇。然卒於背義不臣，使謀叛逆，誅及宗族。」

大意是：「儒墨文學」之徒當年依附於淮南王劉安與衡山王劉賜，結果二王被定性為謀逆，「儒墨文學」之徒也禍及宗族。潛台詞，是在說霍光如同二劉，也不會有好結果，你們這幫傢伙，和霍光攪在一起，要當心腦袋。

丞相史也給反覆給「賢良文學」講古：

「……此顏異所以誅黜，而狄山死於匈奴也。處其位而非其朝，生乎世而訕其上，終以被戮而喪其軀，此獨誰為負其累而蒙其殃乎？」

大司農顏異，反對武帝發行「白鹿皮幣」，死於腹誹之罪；博士狄山，反對攻擊匈奴，被武帝送去前線，讓匈奴人砍了腦袋。據此，丞相史嚴厲警告「賢良文學」，吃朝廷的飯卻批評朝廷的政策（處其位而非其朝），生在盛世卻訕謗自己的皇帝（生乎世而訕其上），最後命喪黃泉，可怪不得別人！

桑弘羊在講古中，特別喜歡提主父偃「以其舌自殺」之類因言獲罪的故事，以之威脅「賢良文學」。他還拿秋蟬來做了一番可怕的比喻：

「諸生獨不見夏季之螇乎？音聲入耳，秋風至而聲無。者生無易由言，不顧其患，患至而後默，晚矣。」

大意是：你們這幫傢伙，見過夏末叫得歡的蟬嗎？秋風一來就全沒了聲息。你們現在口不擇言，等到禍患臨頭，再想閉嘴，可就晚了！

圖：明代嘉靖版《鹽鐵論》內頁

（2）窮人還是閉嘴吧

除了恐嚇，以桑弘羊為首的官僚利益集團，還在辯論過程中，一再攻擊「賢良文學」出身低賤，說他們沒有資格議論國家的大政方針。

在桑弘羊看來，具有管仲那般智慧的人，不會做卑賤的廝役，能像陶朱公那般謀算的人，不會身陷貧困。據此，他嘲笑「文學」：

「文學能言而不能行，居下而訕上，處貧而非富，大言而不從，高厲而行卑，誹譽訾議，以要名采善於當世。」

大意是：你們這些「文學」，能說不能做，身為下民卻訕笑上官，窮困潦倒卻非議富者，別有用心地稱頌與誹謗，信口開河地言談與議論，不過是沽名釣譽，想要博取世人的稱道。

又嘲笑「賢良」：

「夫祿不過秉握者，不足以言治，家不滿檐石者，不足以計事。儒皆貧羸，衣冠不完，安知國家之政，縣官之事乎！」

大意是：俸祿不足一把米的人，不配談論治國之道，家中存糧不到一石的人，沒資格商議天下大事。你們這些儒生窮困潦倒，衣冠尚且難以齊全，哪裡懂得國家之政、州縣之事！

丞相史也使用了相同的邏輯，來攻擊「賢良文學」：

「飯蔬糲者不可以言孝，妻子饑寒者不可以言慈，緒業不修者不可以言理。居斯世，行斯身，而有此三累者，斯亦足以默矣！」

大意是：給父母吃粗茶淡飯，不能算孝敬；讓妻子兒女挨餓受凍，不能算慈愛；自己的事業還沒有頭緒，不能算有剖析之能。立身處世，這三點做不到，你們這幫傢伙，還是給我閉嘴吧。

連環畫《桑弘羊舌戰群儒》中，桑弘羊的形象異常高大

「賢良文學」對官營經濟的批評

桑弘羊們赤裸裸的威脅，並未嚇阻住「賢良文學」。

比如，丞相史警告「賢良文學」，吃朝廷的飯卻批評朝廷的政策（處其位而非其朝），生在盛世卻訕謗自己的皇帝（生乎世而訕其上），恐將落得命喪黃泉的結局。「文學」的回復是：

「塞士之塗，壅人之口，道諛日進而上不聞其過，以秦所以失天下而殞社稷也。故聖人為政，必先誅之，偽巧言以輔非而傾覆國家也。今子安取亡國之語而來乎？……悲夫。」

大意是：堵塞民眾上升的渠道，禁錮他們的言論自由，每日里阿諛奉承，皇帝從來聽不到批評之詞，這是秦滅亡的原因。所以聖人執政，必先殺掉這類花言巧語傾覆國家之人。如今你們竟然用亡國之言來嚇唬我們，實在是太可悲了！

再如，桑弘羊嘲諷儒生窮困潦倒，衣冠尚且難以齊全，沒有資格談論國事。「賢良文學」的回應是：

「夫賤不害智，貧不妨行。……公卿積億萬，大夫積千金，士積百金，利己並財以聚；百姓寒苦，流離於路，儒獨何以完其衣冠也？」

大意是：身份低賤，不妨礙有才智；貧困潦倒，不妨礙有德行。你們這些傢伙只知道斂財，公卿積錢億萬，大夫積錢千金，士積錢百斤。百姓饑寒交迫，路上全是流民，我們儒者衣冠難以齊全，有什麼好奇怪的！

連環畫《桑弘羊舌戰群儒》將桑定性為論戰的勝利者

整個「鹽鐵會議」期間，「賢良文學」不斷重申藏富於民的理念，將批評的矛頭，集中指向了鹽鐵官營、國家均輸等政策，亦即由朝廷直接經營或間接控制的工商業。桑弘羊們則不斷強調，正是自己藏富於國的經濟政策，造就了「武帝盛世」。

「賢良文學」毫不留情地戳破了桑弘羊口中「盛世」的真面目。

比如，桑弘揚拒不承認「鐵器官營」對民生有害，還說該政策有助於讓民眾對耕作更有信心。「賢良文學」卻如此描述他們在基層的所見所聞：

「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為大器，務應員程，不給民用。民用鈍弊，割草不痛。是以農夫作劇，得獲者少，百姓苦之矣。」

官府造出來的鐵農具，都是些大傢伙，只求完成上級布置的鑄造任務，完全不考慮農民實際使用是否便利。拿著官府鑄造的鈍刀，草都割不斷。農民花了更多的精力，收穫卻減少了，真是痛苦不堪。

「賢良文學」們還說：

「以前老百姓可以自己鑄造農具的時候，鐵器的質量好，又便宜又好用。現在政府鑄造的鐵器，多數質量低劣、成本高昂。以前那種幾家人合作的民營鐵器作坊，一心想著打造好的農具，他們珍惜自己的信譽，質量不好就不願意拿到集市上出售。農忙的時候，他們還願意推著車子，把農具運到田間小路上，方便農夫們購買，使他們不耽誤農時；而且既收錢，也可以用糧食換，還可以拿破損的農具添補一些錢糧以舊換新，甚至還接受賒欠。如今呢？鹽鐵官營了，價格統一了，只收錢了，也變貴了。生產出來的鐵器大多數是殘次品，購買者沒有了選擇的自由。農民犧牲農時，大老遠跑進城來，還常碰上主管鐵器專賣的官員不在店內，只得一趟兩趟再跑。於是，窮困潦倒的百姓，只好回歸到用木棒耕地、用手除草的時代。糧食減產了，吃不起官營的高價鹽，就只好吃淡食。以前私營時，農民不必離開耕地，也有充足的好農具可以挑選，如今鐵器官營，他們不但買不到適用的好農具，自己還會被抓去無償打鐵，因為官營鐵器作坊里的役夫和囚徒，沒有生產積極性，常常完不成上級布置的生產任務。而一旦劣質農具出現積壓，賣不出去，鐵官又會強制攤派，將它們配售給百姓。」

再如，公元前110年，桑弘羊在漢武帝的支持下，於全國範圍內開始推行「均輸法」。按官方定義，「均輸法」即政府均輸官在甲地廉價買進某種特產，再轉運至不出產該商品的乙地高價出售，賺取差價。在「鹽鐵會議」上，桑弘羊堅稱，自己搞國家均輸，是一件「平萬物而便百姓」、利國利民的大好事。

「賢良文學」卻毫不留情地指出，這種說法，是赤裸裸的謊言：

「以前向百姓徵稅，只徵收他們出產的東西，不征他們沒有的東西。農民交納農產品，婦女交納紡織品。現在，均輸法名義上是在當地徵收特產，但均輸官為了牟取更大的利潤，其實際做法，卻是不收當地出產的東西，改為索取當地無法生產的東西。老百姓只好賤賣掉自己的產品，去市場上（實際上也是由官府經營）買了均輸官要求的東西。最近我們聽說，有的地方在命令百姓生產布絮，還包括齊、阿的細絹，蜀、漢的麻布等產品在內，官府對他們任意刁難，以欺詐手段強行低價收購，農民翻倍受苦，婦女重複納稅，根本看不到『均輸』何在。官府濫發命令，關閉城門，壟斷市場，什麼東西都強行低價收購，囤積居奇造成物價飛漲，等市場嚴重缺貨時再高價出售牟取暴利。這種低價購入高價出售的政府經商行為，也根本看不到『平準』何在。」

換言之，所謂的「均輸法」，不過是朝廷以其無遠弗屆的政治權力，在經濟領域造成全方位的壟斷局面，操縱物價，賤買貴賣，以牟取暴利。自此，西漢的國家機器，自上而下全面商業化、逐利化，民營商業則徹底萎縮、集體退場（據《鹽鐵論》，與官府合作囤積居奇者仍部分存在）。

「賢良文學」如此這般「用事實說話」，惱羞成怒的桑弘羊，只好訴諸人身攻擊：

「所謂的『文學高第』（即被選為「賢良文學」之人），才智上必須能夠闡明和實施先王的治國之道。不出仕時必須為人師表，出仕後必須以身作則供人效仿。你們這群所謂的『文學』，談論治國之道，只會左一個堯舜，右一個孔墨，真讓你們去管理政務就手足無措，可謂說得頭頭是道，現實一事無成。穿著異於鄉民的衣冠，能力上無異於凡人。你們中選為『賢良文學』，只不過運氣好，並不代表真有水平，我本來啊，就不該和你們討論什麼治國之道。」

「賢良文學」的回應是：

「文學不中聖主之時舉，今之執政，亦未能稱盛德也。」

我們這幫「文學」，能力確實有限。但如今廟堂上的執政者，能力也高不到哪裡去。

圖：「賢良文學」直言桑弘羊是不合格的執政者

管仲與商鞅，一對不散的幽靈

在「鹽鐵會議」上，桑弘羊多次提及管仲與商鞅，並以他們的理念為自己辯護。

他是一個忠實的管、商信徒。

管仲說過，治理天下的首要之務，是必須做到「利出一孔」，讓民眾只有一條獲利渠道。具體的做法是：

「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羨，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

意即：利出一孔，就不能讓老百姓有多餘的錢，不能讓他們有其他發財的渠道。只有做到「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恩賜與剝奪、貧困與富有，全部操之於政府、君王之手，老百姓才會視政府為日月，愛君王如父母。

商鞅完全繼承了管仲的思想。《商君書》「弱民篇」里明言：「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具體的做法則是：「利出一孔，則國多物；出十孔，則國少物。守一者治，守十者亂。」

桑弘羊推行的鹽鐵官營、國家均輸，正是管、商「利出一孔」理念下的產物。

儘管「賢良文學」在論辯中將桑弘羊批評得體無完膚，但這場會議僅僅象徵性地廢除了一項「酒類國營專賣」政策——打倒了桑弘羊的霍光，同樣對「利出一孔」懷有濃厚興趣。他不喜歡桑弘羊，但他喜歡桑弘羊設計的鹽鐵官營、國家均輸政策；正如他喜歡「賢良文學」對桑弘羊的批評，但不喜歡「賢良文學」展開批評所依賴的政治、經濟理念。

所以，終霍光之世，這場由他推動發起的中國思想史上的偉大辯論，始終沒有形成任何官方文件，也未被載入任何官方檔案；參與論辯的60餘位「賢良文學」，也幾乎連名姓都沒有留下，全部消失無蹤——辯論發生約30年後，桓寬在搜集資料編纂《鹽鐵論》時，只尋到了四位留下了名或者姓的「賢良文學」，他們是：

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國萬生、中山劉子雍、九江祝生。

較之管仲與商鞅，他們的被遺忘，實在有些太過迅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