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的圖騰祖先能是狼嗎？

2004年以來中國第一暢銷小說《狼圖騰》及其跟風作品，引發中華祖先圖騰尋根的重大文化認同問題。作者根據近年來中國北方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新發現，撥開「狼圖騰」說的迷霧，提出反思與批判，並且以實物和圖像資料為證據，提出「熊圖騰」及其神話，對中華文化祖先圖騰的形象化進行再論證。

一、圖騰由來

某種動物在民族或國家的意識形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媒介，由於被認同為自己的祖先而受到集體的崇拜，成為某種精神凝聚力的形象標的，這樣的情況自古有之。中國的龍、鳳，古印度的神牛和神猴，古埃及的甲蟲和鷹蛇，古羅馬的母狼，等等，均是如此。19世紀後期興起的文化人類學，在美洲印第安人的氏族崇拜中發現大量的動物祖先觀念的表現。由於這種動物祖先在當地語言中叫作「圖騰」(Totem)，於是該詞的發音被移植到西方語言中來，引發熱鬧一時的圖騰理論浪潮，對於早期的人類學研究和原始宗教研究產生了很大的推動力。直到今日，關於宗教起源的各種理論假說中，圖騰說依然有不少支持者。在學術界以外，作家、藝術家受圖騰說的影響，在形象構思中納入人類學的知識背景，出現了「原型」表現的新傳統；相應的，在文學批評界引出專門的一派，被稱作原型批評、神話批評或圖騰批評。

圖騰說在20世紀初進入中國學界，激發出一波不大也不小的研究熱潮。李玄伯《古史新探》以圖騰觀念來重新詮釋古史傳說，岑家梧《圖騰藝術史》從圖騰崇拜觀照藝術發展歷程，在當時都是令人耳目一新的著作。1980年代，隨著神話學的復興熱潮，文學和美學界的圖騰批評引入中國，也迎來了積極的回應。不過國內學界習慣上把圖騰批評稱為原型批評，至今仍然有借鑒這種批評方法撰寫的著作和論文不斷問世。至於專門就圖騰問題展開本土化論述的著述，鄭元者的《圖騰美學與現代人類》，何星亮的《中國圖騰文化》，都可謂一時之選。令人遺憾的是，這次中國學界對圖騰論的熱情不久又沉寂下去，因為缺乏理論方面的建樹，終究難以為繼。

二、狼來了

就在中國的圖騰批評在學術道路上艱苦跋涉之際，流行歌手齊秦以一首《狼》，唱紅了大江南北。這可以說是第一次「狼來了」。那個時代的人對於這首歌都不會陌生。人可以是狼，這樣的唱詞背後潛伏的遠古信仰的跡象，只是被當作藝術語言的比喻修辭，遠沒有上升到圖騰的高度來認識。儘管如此，「北方狼」還是出現在流行話語中。人狼之間隔膜與敵對的堅冰終於被打破，多少勾起人們對自然環境中日漸稀少的狼的記憶。

當代創作中的狼主題再現，要數賈平凹的小說《懷念狼》。雖然出自文壇大名家，卻也沒有怎麼火爆，不過充當了「引子」，預示著「懷念」從個人蔓延到集體：「狼來了」。2004—2005年的國內圖書市場，最響亮的書名是《狼圖騰》。首印是5萬冊，隨後不斷重印。如果算上大街小巷各個地攤上層出不窮的盜版和改版書，根本無法說清這部小說總共發行了幾百萬冊。各出版商們爭先恐後跟風推出的《狼道》《狼性經營法則》一類新書鋪天蓋地，也昭示著狗年的新動向。據《中華讀書報》消息，因《狼圖騰》引發的關於「狼族精神」的爭論在社會各界展開，該書持續高居各大圖書榜單前茅，很多教師、家長都希望學生、子女能一讀此書。為消除書中因探討價值觀、民族文明方面的深奧問題所造成的閱讀障礙，讓更多的小讀者領略「狼道」精神，出版方與作者又專門為兒童特別打造了《狼圖騰》的少兒版《小狼小狼》。

小說原本是想像的故事，《狼圖騰》卻自覺承擔起了重要的學術論說功能。作者姜戎先生給自己取的這個筆名本身就有一定的顛覆性，不留心的大多數讀者都會忽略這個名稱的文化政治內涵。如同前些年一位苗族將軍寫的書《我的祖先是蚩尤》，對照起來看，其以邊緣化的立場挑戰華夏文明中根深蒂固的中原中心觀，用意還是明確的。小說的出版策劃人安舜波在「編者薦言」中不惜拿出聳人聽聞的一個標題——「我們是龍的傳人還是狼的傳人?」顯然這部小說已經把文學寫作變成了文化史的專題考據。

馮紹峰《狼圖騰》劇照

《狼圖騰》考察的結論很明確：中華龍圖騰是從草原狼圖騰演變而來的。在狼圖騰和龍圖騰之間，還有一個饕餮圖騰的階段。聽起來好像不無道理，但是沒有深入調查研究的一般讀者顯然是無法判斷其虛實的。我們的祖先時代是否普遍崇拜狼呢?

小說結尾的最後幾行字，充滿了今非昔比的感傷：「狼群已成為歷史，草原已成為回憶，游牧文明徹底終結。」這樣的悼詞性修辭，很容易讓讀者聯想起《最後的莫西幹人》或《最後一個匈奴》之類的名目，不由得會產生對生態環境的反思。再看看書後附加的洋洋數萬言的「講座與對話」，不難體會到作者為中華文明重新尋找文化認同的一片苦心。跟隨作者的思路，不少人認可了書中的觀點：龍所代表的封建精神，壓抑了民族的生命，只有恢復狼的精神，民族的騰飛才有保證。

這種集體性認同或許就是一大批弘揚「狼性」或者「狼道」的跟風出版物能有市場的重要原因。很可惜的是，學界對《狼圖騰》的態度似乎以保持沉默為主。一部小說的超級大流行，演化為一種文化現象。隨著小說英文版權的出售，電影改編權賣出100萬元的高價，加上尋求好萊塢大牌導演的宣傳，一場重新認識中華圖騰的傳媒風暴正在到來。這就不能不引起學界、知識界和教育界的關註：從學術上認真對待狼圖騰說，以避免由小說虛構而導致的認識上的誤導。

中華文化的圖騰祖先真的是狼嗎?

三、狼圖騰，還是熊圖騰?

如果要找出中國多民族文化融合過程之中較為普遍的一種崇拜物，龍，無疑是首屈一指的。但是正如眾所周知的那樣，龍並非現實中實際存在的動物。作為遠古神話想像的虛構生物，龍自然有其神幻意象的來源和基礎。最近我國北方的考古學發現不斷表明，龍確實來源於現實中的動物。這些動物原型包括豬、鹿和熊。其中熊作為崇拜偶像出現在5500年前遼寧建平牛河梁女神廟之中，尤其引人注目。而且，與神話傳說中的華夏民族共祖黃帝直接有關聯的，看來也是熊。

再參照北方薩滿教傳承中有關熊的儀式、信仰和觀念，可以說熊圖騰存在的依據，顯然要比狼圖騰充分得多，也悠久得多。

《狼圖騰》一書中引用了不少史書和學術著述，來證明狼如何受到崇拜。但是那些說法都是有文字記載以來的東西，其年代不會比文字的使用更早。要想證明龍圖騰源於狼圖騰，就必須探索史前文化的情況，訴諸非文字的實物資料：或者來自考古發現，或者來自傳世的收藏品，等等。蒙古草原上的史前文化，以赤峰為代表的紅山諸文化最為突出，那是8000至4000年前，由興隆窪文化延續至夏家店文化，持續4000年之久的玉器文化。如今要考察北方草原生態下史前人類的圖騰究竟為何，則非從紅山文化的玉器入手不可。從現有的紅山玉器造型看，可以說狼的形象是罕見的。至少目前已經正式出版的紅山文化書籍中，幾乎就沒有什麼著錄。而玉雕的熊形象則較為普遍。姜戎把內蒙古三星他拉的玉龍解說為狼首龍，缺乏確實的根據。

2006年4月，筆者和北京大學東方學院的陳崗龍教授(蒙古族)、赤峰學院副院長德力格爾教授、赤峰學院紅山文化國際研究中心副主任徐子鋒教授等一同考察了內蒙古東部和遼寧西部的紅山文化區域，在各地的考古現場和旗縣博物館及文物部門搜集相關的考古文物資料，經初步分析顯示：熊作為中華北方史前圖騰的一條主線，已經較為清晰地呈現出來。

四、熊圖騰與史前女神的對應

從整個歐亞美大陸看，考古學家在石器時代造型藝術中發現的眾多動物形象中，熊具有特殊的地位。熊和蛙、鴞等動物都是作為復活女神的化身而出現的，並不只是代表該種動物本身。換言之，史前人所崇拜的動物神往往不是單純的自然崇拜。以熊而言，其在史前信仰之中的基本神格便是再生、復活之神。進入文明歷史後，熊女神的各種遺留形態依然清晰可見，如古希臘阿爾忒彌斯女神節上，一位女祭司身穿黃袍，將阿爾忒彌斯女神扮演為一隻熊。在中國的民間舞儺儀式上也有類似情況：披上熊皮而舞蹈的師公儼然以下凡的熊神自居。

從進化的歷程看，熊是數百萬年以來猿人狩獵活動的重要對象之一。人對熊的認識和熟悉可以說是非常久遠的。大約500 000年前，人類就大量捕食過熊、野豬等物種。將熊當作宗教崇拜的對象，也是迄今我們所能夠看到的人類最初的宗教活動的證據。生活在130 000年至30 000年前的尼安德特人的洞穴中，考古學家發現在石頭擺成的圓圈形祭壇中央，安放著熊的頭骨。這一景象給宗教史的起源研究帶來極大的刺激。

北方地區的熊所特有的季節性活動規則，尤其是冬眠的習性，更加容易給初民造成一種能夠死而復活的印象，於是熊就在史前信仰之中成為代表生死相互轉化觀的一個神奇標本，成為被崇拜的神秘和神聖的對象，這也就使它充當了圖騰觀念首選的物種之一。

從世界範圍看，熊圖騰的分布非常廣泛，其傳承淵源較為古老而且分布地域相對集中的是在整個歐亞大陸的北方地區，以及北美地區。熊圖騰的流傳對於處在這一廣大地區內的不同民族國家的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如美洲印第安人和日本阿伊努人的熊祭儀式，韓國的和我國鄂倫春人、赫哲人、蒙古人的熊祖先神話。中國史前的紅山文化玉器出現「熊龍」這樣的神話生物，並非偶然。

當代日本神話學家大林太良則認為，熊祭儀式是阿伊努文化中的重要活動。而舉行此類儀式的民族，不只是阿伊努人，從北歐到西伯利亞，東邊到北美洲的北部，有著廣闊的地域分布。大林太良還把熊祭劃分為兩種類型：一類是像阿伊努人那樣的真正的祭熊儀式，他們在山上捕到熊仔以後養起來，然後舉行儀式將其殺死。採用這一形式的只有阿伊努、吉利亞克及其附近的兩三個民族。其他的民族都是在山上捕熊時把熊殺死。後一形式被認為是更古老的形式。

祭熊儀式在形式上雖然有所不同，但是在這廣闊的地域上，儀式的細節和人們的觀念卻有著驚人的一致。阿伊努人認為，熊以人的形象在另一世界生活，而以熊的形象來到人世間遊玩。所以，通過人殺死熊這一神聖的行為，從熊的肉體中把其靈魂解放出來，使其在熊國中得以復生。熊的肉和毛皮是它贈給人類的禮品，也是報答人類殺死它的謝禮。大林太良：《神話學入門》，林相泰、賈福水譯，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第92頁。另一位日本學者天野哲也，從人與熊的生態依存關係上對熊祭做出更為專門的研究，提出獵熊是阿伊努人經濟生活的重要方面，有人對熊皮和熊膽等珍貴物品的需求作為其深層動因，並非簡單的宗教或者習俗問題。根據《東遊記》《蝦夷紀事》等古籍記載，關於北海道的物產，最著名者莫過於熊膽和熊皮。熊膽中含有的膽汁酸具有抑止痙攣的效果，自古就是重要的藥材資源，並且和熊皮一樣有很好的交換價值。包括飼養熊仔的習俗在內，實際都有取熊膽一類的經濟利益的驅動。天野哲也：《熊祭的起源》，東京雄山閣2003年版，第15頁。對宗教與習俗背後的利益的認識，有助於理解人熊依存的特定生態適應模式，給原始崇拜心理的發生找到現實的誘因。

在日本海以西的韓國和中國，熊圖騰在諸多北方民族文化中的表現形式一般與生育的女始祖神話或者被祭拜之動物偶像相關。韓國開國始祖檀君神話有類似鄂倫春人熊祖先的觀念。據《三國史記》說，檀君是天神之子桓雄和一位熊女所生。在日本和韓國的一些地方，都有以熊命名的地名。這也是遠古圖騰時代遺留下來的語言化石。近有學者提出，韓國民族起源與中國南方少數民族有關聯，而其熊祖觀念也應向南方文化中去「尋根」。苑利便是此觀點的主要倡導者，他認為：「關於韓半島熊圖騰崇拜的起源大部分學者認為應受北亞諸民族對熊圖騰崇拜的古老傳統的影響，但從熊虎圖騰崇拜這一點看，韓文化的主體部分來源於中國南方之說是成立的，它可能與彝語支民族文化同源，而它們的共同祖先則可上溯到上古的黃帝族，這可能是韓文化中土著文化部分真正的根。」苑利：《韓民族熊圈騰文化來源考》，載《烏魯木齊職業大學學報》2003年第3期。筆者以為，從語言這個較確鑿的文化證據看，韓民族還是與北方阿爾泰語系文化的關係更加直接一些，尤其是北方狩獵民族的薩滿教文化。

近20年以來的史前考古發現表明，中國境內的北方新石器時代文化將人工製成的熊形象作為神來供奉，已經形成了相當悠久的傳統。當時人製作熊神偶像的材料多種多樣，有石頭的、玉的、蚌殼的、泥塑的，等等。更加值得注意的一點是，自8000年前的興隆窪文化，到5500年前的紅山文化，再到4000多年前的小河沿文化，熊神偶像似乎都是作為人形的女神形象的象徵對應出現的。下面舉出這三種文化遺存的偶像作為例證。

例證一：內蒙古林西縣博物館藏石雕卧獸。距今約7800年，屬於新石器時代興隆窪文化，長26厘米，高12厘米，寬16．8厘米。紅色凝灰岩，質略粗松，外表有一層灰白色土沁。從表面觀察，給人的印象似豬又似熊，和紅山諸文化所見的同類哺乳動物造型一樣，一時難以確定究竟是豬還是熊。於建設：《紅山玉器》，遠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頁上方圖片。稍仔細地考察分析，可以看出其更近似熊的特徵，有三點證明：

其一，該獸在表現上不突出刻畫其四肢，而在背部特意刻畫出分明的脊骨節，使人想到北方獵熊民族保留熊骨植的風葬方式。如我國鄂溫克人講述熊風葬儀式來歷的神話就對這一重視熊骨的現象做出過特有的解釋。該神話說，熊對上天提出要求：「人吃我是可以的，但不能亂扔我的骨頭。」上天同意了，所以鄂溫克人對熊實行風葬。黃任遠：《通古斯一滿語族神話研究》，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頁。這種視骨頭為再生之本的觀念，是史前人類由來已久的生命觀之體現，一直可以上溯到舊石器時代。

其二，石獸身體下方隱約刻畫的是爪，而非蹄。如收錄該石獸圖片的《紅山玉器》一書的說明：「獸腹底部隱約可見卧爪」。於建設：《紅山玉器》，遠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頁。我們知道豬或者野豬都是只有蹄子而沒有爪子的，所以這個細部特徵也暗示著獸體下熊爪的存在。

其三，獸頭上耳部造型，明顯呈現為熊的小耳，不是豬的大耳。

例證二：赤峰博物館藏蚌雕熊神像。距今4870年，出土於赤峰市翁牛特旗解放營子鎮的蛤蟆山，屬於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小河沿文化，是該地區緊接在紅山文化之後的原始遺存。這個造型外觀明確，沒有爭議，因此被命名為「熊形蚌飾」(bear shaped shell ornament)。雕刻這一熊偶所使用的材料是利於長久保存不易腐朽的蚌殼。與它同時被發現的還有一個蚌雕人形偶像。這就再度呈現出熊神與人形女神像對應存在的關聯模式。

例證三：1980年代具有轟動性的紅山文化祭祀遺址——遼寧建平縣牛河梁女神廟的發現。屬於新石器時代中期，距今約5500年。廟中除了出土泥塑的女神像之外，還同時發現了真熊的下顎骨，以及泥塑的熊頭下部殘件。這次考古發現充分表明：熊是作為史前神廟之中的尊神而受到紅山先民的特殊禮遇的!而且還再度有力地證明了女神崇拜與熊神崇拜的統一性、對應性。

綜合以上分析，可達成如下認識：在赤峰地區方圓兩百多平方公里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中，先後三次發現人工塑造的熊神偶像，而且幾乎每次都是熊的形象與女神形象對應出現。這就明確提示出中國北方史前女神宗教與北美、西伯利亞、日本北海道和韓國的動物圖騰——熊神崇拜之間的文化關聯。這種聯繫與歐亞大陸西端的石器時代熊女神崇拜形成跨文化的呼應對照，值得考古學、宗教學和民俗、神話學者給予關注。

熊女神偶像崇拜在人形與熊形之間的對應，在內蒙古赤峰地區形成了長達數千年的深厚傳統。而內蒙古南部地區又與河北、陝西、山西北部地區相互聯繫著，那正是傳說中曾經發生中華始祖神黃帝與炎帝大戰的地區(距離內蒙古東南部不遠的河北北部有涿鹿縣，該地名即是對那場史前大戰的紀念)。從伏羲和黃帝等遠古祖先的名號中都有「熊」字的現象來推測，中華成文歷史是對已經延續了數千年之久的女神傳統與熊圖騰傳統的延續，那些聖王、先祖們名號中的「熊」符號只是對那遙遠的逝去的遠古時代的依稀追憶而已。藉助於20世紀後期主要的考古學發現材料，我們可以站在新的高度重新審視漢字書寫文明開始以後有關熊圖騰、熊崇拜、熊占卜、熊禁忌的種種現象，尋回那失落已久的古文化層。

五、熊龍說與歐亞大陸的熊祖神話

歐亞大陸的熊祖神話故事的核心是確認本族人的祖先與熊這種動物有著血緣上的直接聯繫。作為族群認同與文化認同的證書，熊祖先神話不只是講來欣賞的文學故事，它更發揮著實際的社會建構與整合功能。檀君神話與朝鮮人的文化認同，黃帝神話與華夏的認同，背後潛伏著的是同一種熊神祖信仰。

華夏第一圖騰動物——龍，從發生學意義看，與熊有直接關係。紅山文化女神廟的發現給龍的起源研究帶來新局面。解讀女神廟出土的熊與泥塑的蘊含，提出從熊女神崇拜到熊龍的發生線索，可揭示出在後代父權制的中原文明中失落的女神神話傳統。豬龍、熊龍和鹿龍等新的假說，就是建立在出土的玉雕像實物基礎上的。這意味著：過去局限在文字訓詁和文本窠臼之中的龍起源問題，由於考古學視角的出現而改觀。牛河梁女神廟下方的積石冢就出土了一對玉龍，起初被當作「豬龍」，後來孫守道、郭大順等考古學者改變看法，又提出「熊龍」說(詳細的探討見下章)。郭大順：《龍出遼河源》，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第61頁。與出土的玉雕雙熊龍相對應，牛河梁第十六地點積石冢還出土有雙熊首三孔玉器。按照考古學家金芭塔斯的說法，雙頭或者成雙的動物是母神再生產功能的象徵。這樣就使墓冢中作為葬器的玉熊與廟宇中作為神偶的泥塑熊相互照應起來，成為母神職能的不同體現。女神廟中的女神頭像已被考古學家指認為「紅山人的女祖，也就是中華民族的共祖」(蘇秉琦語)。結合至今在北方廣泛流傳的熊祖先圖騰神話，以及上古時期楚國君王姓熊的事實，熊龍的玉雕形象背後的意蘊是，我們這個「龍的傳人」國度之中當有重要的一部分原為「熊的傳人」。

新近問世的數種紅山文化玉器收藏的圖冊中，都不約而同地著錄了熊的玉雕形象，這就較有力地提示著一種在後代中原文明中失落了的北方文化傳統，其核心是以熊為尊神乃至主神的史前信仰。對此，擬在下面的章節里結合有關龍起源的研究給予進一步的探討。

摘自葉舒憲《神話意象》一書，原題《狼圖騰，還是熊圖騰？——關於中華祖先圖騰的辨析》

本書以「神話意象」為題，綜合多年來神話研究的成果，突出近百年來神話研究和文化研究的新動向——從書寫文本到圖像文本，從文字敘事到圖像敘事的範式拓展。結合熱點文化現象，辨析華夏狼圖騰說的誤區，充分利用考古材料，進行跨學科、跨文化的神話研究新實踐，彰顯圖像敘事相對於文本敘事的超越性和豐富性，以及二者之間交融與互動的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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