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方法》譯者前言

這是一本有關歷史地理學基本理論和研究方法的譯文集。原作者菊地利夫，生前主要執教於日本筑波大學歷史人類學系。文集中大部分內容，譯自菊地利夫先生所著《歷史地理學方法論》一書。菊地先生畢生從事歷史地理學研究，曾經擔任日本歷史地理學會會長，除了具體研究日本歷史地理問題之外，在歷史地理學方法論領域，造詣尤深。先生精通德、法、英等西方主要語言文字，《歷史地理學方法論》這部著作，全面而又深入地論述了歐美和日本歷史地理學界對歷史地理學基本理論和研究方法的認識歷程及其應用狀況。彙集在這裡的譯文，實際上保持了這部著作理論闡釋的系統性，省略未譯的只是書中舉述的一些具體研究例證。因此，通過這些譯文，應該能夠比較完整地領會菊地利夫先生的學術見解。

在這裡需要說明的是，《歷史地理學方法論》一書初版於1977年4月（日文書名寫作「歷史地理學方法論」，東京大明堂出版），我依據的就是這個版本。後來在1987年，菊地先生在同一家出版社又印行了「新訂」本，內容有所增改，而我因時間和精力所限，現已無法依據新訂本重譯，這一點請讀者諒解。好在其基本論述，並沒有重大改變。

文集正文最後一篇《略論歷史地理學中的人文主義方法——附論實證主義方法》，是菊地利夫先生為《中國歷史地理論叢》創刊十周年紀念撰寫的一篇專稿，正好可以補充《歷史地理學方法論》書中未曾系統論述的一個重要方面。另外，這裡還附錄有兩篇河野通博先生的文章。河野先生畢業於京都大學，畢業後曾留校任教，後來長期供職於日本關西大學。中國歷史交通地理是河野先生的一個主要研究方向。在這兩篇文章當中，《日本歷史地理學家論略》一文，是河野先生為《中國歷史地理論叢》撰寫的專稿，旨在向中國學術界介紹日本歷史地理學的歷史和現狀，內容非常詳實，對我們了解相關情況，頗有助益；另一篇《增進協作，正確認識人類的生活環境》，是1987年8月河野先生在西安國際歷史地理學術討論會上所作講演的文稿，篇幅雖然較短，卻談到對一些重要理論問題的看法，所以也把它附印在這裡。

這些理論性論著，涉及諸多學科領域，譯述難度本來就很大，而我自己對學術理論極為隔膜，尤為加重了翻譯的困難。特別是選自菊地利夫先生《歷史地理方法論》的內容，都是我在碩士學位學習期間譯出的，當時初入學林，寡陋淺薄，更可想而知。因此，這些譯文一定存在很多疏謬，我對此深感惶恐。

承蒙恩師史念海先生重視，這些譯文原來都是刊載在先生創辦的《中國歷史地理論叢》季刊上。譯文陸續刊出後，引發許多人的關注，特別是北京大學的侯仁之先生對此給予了充分肯定。侯仁之先生是中國最早親赴西方學習歷史地理學理論、並將其付諸研究實踐的學術前輩，對當代中國歷史地理學理論的建設，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讀到我的譯文後，侯仁之先生特地邀請菊地先生到北京大學講學數周，我也是在這時，才有緣拜見菊地先生，並蒙先生賜予《歷史地理學方法論》的新訂版本。侯仁之先生後來還幾次和我談起，希望我能夠更多介紹一些國外的歷史地理學理論著述，不斷開闊學術視野。史念海先生和侯仁之先生的積極鼓勵，是我把這些譯文彙編在這裡的一項重要動力。

這部文集能夠在我的母校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印行出版，這首先要感謝同仁侯海英女士的鼎力幫助和責任編輯劉定先生的辛勤工作，而回顧過去翻譯的經歷，則尤其要感謝諸多日本學者和友人的熱情協助。我的好朋友沖野恭子小姐（現名千葉恭子），當年在日本學習院大學東洋史專業讀本科的時候，用自己辛苦打工掙來的零用錢，贈送給我《歷史地理學方法論》一書，才使我有機會讀到菊地先生這部大作。很多年後我才知道，購買這樣的學術著作，對於一個普通的日本大學生來說，是一筆很大的開銷。菊地利夫先生對我未經許可就擅自翻譯發表他的著述，不僅沒有怪罪，而且當我向他為《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約稿時，還慨然允諾，精心撰寫了長篇專稿。河野通博先生對中國和中國文化更充滿感情，當年我約請他為《中國歷史地理論叢》撰寫評述日本歷史地理學家的專稿時，不顧年事已高且手頭工作繁重，很快就賜下這篇長文，非常令我感動。日本中央大學的妹尾達彥先生，是我交誼多年的摯友，不僅一直鼓勵我翻譯出版這些學術論著，而且為促成出版這部文集，作了重要的溝通聯絡工作。最後我要特別感謝菊地利夫先生的哲嗣幹夫先生欣然同意授權出版這部文集，使其得以面世。

多年以來，我親身經歷有一大批日本的學者和普通民間人士，為中國的學術文化事業提供了大量細緻周到的幫助。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學術界經濟狀況異常拮据、與國外學術界聯繫極其匱乏的情況下，這種幫助，對中國學術的發展尤為重要，從而也尤其值得我們珍重。藉此文集出版之際，我想在這裡對所有這些熱心幫助過中國文化發展的日本友人，致以由衷的謝意；並且衷心期望，不管時勢如何變化，這種友好的交流協作，都能夠一如既往，長久持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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