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被流放至海南，死後很多建築都以他命名，至今人們都在紀念他

所謂胸懷，就是用天下之材、盡天下之利的氣度，當然，還包括相當程度的對異己的包容，對陌生的包容，對不如己者的包容。只有這樣，你才會形成一種從廣大處覓人生的態度，把生命的境界做大，把事業做大。

在兩種情況下可以看清一個人的胸懷，一是極樂，二是大悲。因極樂而得意忘形的人，乃是小人；因大悲而產生厭世心理的人，乃是俗人。蘇東坡是一個非常有才華的人，但是，他的命途並不順利，屢遭劫難，特別是在「烏台詩案」中，深受文字獄所害，幾度遭受巨大災難。

那麼，面對這種大悲的生活，東坡的心態是如何的呢？

蘇東坡為官沒有多久，在全國範圍內就展開了由神宗領導王安石實施的「熙寧變法」，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他被迫捲入了政治鬥爭之中。那時，東坡並不是一位高官貴族，只是在一般基層為官，因此，他對新法的具體實施情況特別了解。

特別是「青苗法」，最初的目的是鼓勵農業生產、遏制土地吞併，但是，在實施過程中，卻逐漸演變成強制貸款。從「幫助人民」到「擾亂人民」，最終，導致許多農民家庭破裂，嚴重危害人民的利益，導致公眾極大的不滿，東坡因此向朝廷遞交奏摺表達了自身的意見和建議。

但是，宋神宗渴望新法實施成功，根本聽不進去不利於新法推行的任何言論，再加上，東坡在當時的文壇頗有名氣，甚至，可以稱之為「意見領袖」，他的話常常能決定輿情走向。因此，朝中便有官員從東坡的文章中「雞蛋挑骨頭」，向朝廷報告說：「東坡詩文之間存在詆毀皇上，抵制新法的言論。」

元豐二年（公元一零七九年），宋神宗對此案做出了決定，派遣太常博士皇甫遵前往湖州，依令傳喚當時身為此地知州的蘇東坡前往京城。皇帝一道命令下來，你就得立馬啟程，沒有半點時間推遲。東坡一家老小頓時失去了頂樑柱，亂作一團，他的妻子王氏，更是眼含淚水。

東坡看到這個場景，將他老婆拉到一邊，對她說：「你怎麼就不能像楊處士的老婆一樣為我作一首送別詩呢？」一句話就讓王氏笑了。這件事得從一個故事講起，東坡曾經給王氏講過一個故事：

宋真宗東封泰山之時，順便沿途尋訪能人志士，終於，於杞縣一帶尋訪到了一個人才，名為楊朴。閑聊之際，宋真宗問楊朴是否會寫詩，而楊朴故意說不會，又問及臨走之時是否有人為其作詩送行，楊朴說，他的妻子作了一首送行詩：

「更休落拓耽杯酒，且莫猖狂愛詠詩。

今日捉將官里去，這回斷送老頭皮。」

宋真宗聽完便笑了，並且，知曉了其不願入朝為官之意，不願過多為難，便將其放回家去了。在生死離別面前，東坡不僅不表現慌張，還能用一個小小的笑話緩解其妻子的不安情緒。可以說，這份從容淡定，真的是非一般人可及的。

當時，朝中有一批官員，因新法而得以接連升遷，他們自然聽不得抵制新法的言論，因此，這些人想要置蘇東坡於死地的態度非常堅定。蘇東坡被這些人施以酷刑，受盡了屈辱。據說：當東坡入獄時，監獄官員曾詢問其祖先五代之內是否有「誓書鐵券」（皇帝給予有功官員的賞賜，允許其後人享受皇家優厚待遇，可免死罪，具有特殊的法律效力）。

根據當時的規定，只有死囚才會詢問五代中是否有「誓書鐵券」，一般囚犯只會問及三代，這也能說明，當時東坡所判罪行很重。然而，作為皇帝的宋神宗，在下屬官員不斷為他提供「反詩」的新證據，給出各種殺死東坡的理由的時候，他卻有些猶豫了。

不能誅殺「士」這一階層的人，是宋朝沿襲至今的慣例，他不能創下這個先例，充當一個暴君。但是，東坡反對新法的言論實在是太過分，太過於引人注目了，極大影響了新法的實施，這一切也是其不得不正視的問題。因此，對於宋神宗來說，誅殺東坡與否，變得極難決定。

此時，東坡反對新法的言論究竟是為了國家利益還是私人利益，成為宋神宗判決這件案件的關鍵點。於是，他決定安排太監「卧底」入獄。有一天，天剛黑，東坡像往常一樣躺在監獄裡睡覺，過了一會，進來兩個人，什麼也沒說，躺下就開始睡覺。

東坡並不太關心這兩個人，逐漸睡熟鼾聲大作。凌晨大概四更左右，這兩個人悄悄離開了監牢，東坡並不知曉依舊熟睡。後來，東坡才知道，這兩個人是由宋神宗派來負責觀察他的，希望能從其外在表現看出他心中到底有沒有鬼。

如果一切如常，那麼，他必定是心中坦然；如果輾轉難眠，那麼，他必定是心有不安。第二天，宋神宗向官員們宣布：「朕知東坡胸中固無事也!」在如此險境之下，還能安然入睡，東坡果然非同常人。

東坡的內心非常寬廣，不好記仇。宋神宗之後，朝中對於新法的爭議從未中斷過。隨著時間的推移，爭議逐漸演變為派系之爭，變法也成為很多官員升遷的一個工具。當皇帝支持改革時，改革派便能手握強權；當皇帝反對改革時，反對派便能在朝中專權。

所以，許多人通過支持或反對新法改革獲得了升遷。王安石下台之後，司馬光上台；司馬光去世後，章惇上台，這個循環一再重複，推動北宋這艘巨輪逐漸駛向衰落。雖然，東坡反對一些新法政策，但是，他仍然非常支持有利於國家和人民的新法政策。

期間，他與王安石的政治主張不同，但是，當王安石被撤職後，他又和王安石成了最好的朋友。他與司馬光的政治主張有相似之處，但是，司馬光上台後試圖廢除新法，他又出言建議個別新法不能廢除。

可以說，他是用事實作為衡量事物正確與否的標準，而不是試圖以與其他人相同的方式尋求政治前途。因此，他既不屬於反對派，也不屬於變法派。而且，不論哪一個派系掌權，他都是受到排擠打壓的那一個人，因此，他的仕途遍布坎坷，多次遭到貶黜。

但是，無論在什麼情況下，他總是心胸開闊，思想樂觀，不好記仇，既不趨炎附勢，也不落井下石。

東坡與章惇差不多大，兩人年輕時曾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最終，兩人由於政見不和成為陌路人。紹聖元年（公元一零九四年），宋哲宗任用章惇作為宰相。由於，章惇之前遭到反對派的排擠打壓，於是，上台以後，章惇在推行新法的同時，對反對派進行大肆報復。

他不僅拆毀了已故宰相司馬光的牌坊，還將朝廷賜其的碑文磨平，甚至，唆使年僅十餘歲的皇帝將司馬光掘墳鞭屍，其行徑卑劣至極。因為，東坡曾經明確地發表過反對新法的言論，所以，他也在章惇的打壓名單之上。

因此，東坡被貶黜到惠州（如今廣東省惠州市一帶），任職寧遠軍節度副使。東坡已經對貶黜習以為常，無論環境多麼糟糕，他都能苦中作樂，在詩歌創作中尋找人生的快樂。在惠州，他曾寫過一首詩：「為報詩人春睡足，道人輕打五更鐘。」

之後，章惇認為東坡的日子太過於舒適，於是，又將年已61歲的東坡貶黜到昌化（如今海南昌江黎族自治縣一帶），任瓊州別駕。

世事難測，公元一零九八年，章惇失勢被貶至嶺南雷州(如今廣東雷州市)。其子章援在東坡任職禮部主考官期間考中進士，按禮數應尊東坡為師。章援又一次意欲拜訪東坡，礙於父輩糾葛便寫信給東坡，在信中表達了歉意。

而東坡在回信中提及往事無怨無怒，平淡如水，更多的是提及早年間與章惇的情誼。宋代文人孫宗鑒所寫的《東皋雜錄》中記錄了一件趣事：

元佑初年（公元一零八六年），東坡被任命為翰林學士、知制誥，手握重權。當時，有一名監獄官員曾在「烏台詩案」中對東坡施加過酷刑，於是，每當他看到東坡時，都滿臉愧意。

後來，東坡給他講了一個笑話。

一條蛇咬死了人，下了地獄以後向閻王說道：「我雖有罪，但我體內有一個『黃』，可以治病救人。」閻王於是饒過了蛇。不久，有一頭牛頂死了人，下到地獄向閻王說道：「我體內有『黃』，可以醫治數人。」閻王也原諒了這頭牛。

後來，一個人殺人後墮入地獄，這個人學著蛇和牛，向閻王說他體內也有「黃」，也希望獲得赦免。但是，閻王聽後非常生氣，說：「蛇黃，牛黃可以被用以入葯，天下皆知，你身為人何「黃」之有啊？」

於是，這個人尷尬地回答說：「我沒有別的，只是有些慚『惶』而已」。東坡不好記仇，在一段笑談之間，便原諒了自己的仇人。東坡歲官途艱難，但是，內心極為大度，能夠做到一笑泯恩仇。

紹聖四年，年已六十二歲的蘇東坡被一葉孤舟送到了徼邊荒涼之地海南島儋州。在古代，被貶職到這個地方，基本就跟流放差不多了。

至今，人們一直把東坡看作是儋州文化的開拓者、播種人，對他懷有深深的崇敬。並且，在儋州流傳至今的東坡村、東坡井、東坡田、東坡路、東坡橋、東坡帽等等，表達了人們的緬懷之情，連語言都有一種「東坡話」在裡面。

元符三年四月，朝廷頒行大赦，蘇東坡復任朝奉郎。北歸途中，東坡於建中靖國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在常州（今屬江蘇）逝世，享年六十五歲。去世前，他曾留下遺囑葬汝州郟城縣（今河南郟縣）鈞台鄉上瑞里。次年，其子蘇過遵囑將父親靈柩運至郟城縣安葬。

正如林語堂在《蘇東坡傳》中所說：「蘇東坡過得快樂，無所畏懼，像一陣清風度過了一生... ...」

參考資料：

『《歷史上的蘇軾》、《東坡易傳》、《唐宋八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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