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丨《論語》中的修身之道

學 無 止 境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論語·先進》）

子路想舉薦子羔做費這個地方的長官，「宰」就相當於後來的縣令這樣的官職。孔子就說了：「你這是害了別人家的兒子！」子路就回答了：「那裡有老百姓，有土地和五穀，為什麼一定要先讀書，然後才叫做學問呢？」孔子厲聲批評他：「所以我才討厭強嘴利舌的人。」孔子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朱熹《論語集注》曰：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辨於口以御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

范氏（范祖禹）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修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御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朱熹認為，治民事神，固然是學者之事，然而必須學之已成，然後可以入仕以行其所學。若開始未嘗學習，而讓他立即入仕以便學習，那麼能夠不慢神虐民的就很少了。子路之言，並非其本意，但是理屈詞窮，因而採取狡辯以抵禦別人指責。所以孔子不斥責他的過錯，而是特地厭惡他的強嘴利舌。

范氏說：「古代人先學習然後才入政，未聞通過從政而學習的。大概道的根本在於修身，而後才旁及於治人，為政的方略在書本上都有。讀了然後知曉，然後才能踐行。怎麼能夠不讀書呢？子路竟然想讓子羔以政為學，就喪失了先後本末的次序。不知道自己過失還以辯解抵禦別人，所以夫子厭惡他的強嘴利舌。」

這樣我們就明白了古人為什麼強調「學而優則仕」。只有學好了，治國安民的方略學到家了，然後再從政去將其學以致用，那麼就不但做到了修身，而且能夠齊家、治國、平天下。古代的這種為學和做官的次序是否可行，我們不必過分追究，因為上下五千年的歷史經驗教訓已經擺在那裡。只是其中有一點，特別值得我們現代人學習，那就是先學做人後學做事。

學習的目的是為了什麼，不是說為了別人如何如何，為了社會如何如何，為了國家如何如何，應該首先想到為了自己如何如何。這也就是孔子所經常提到的那句「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論語·憲問》）的真正涵義。古代的學者學習是為了提高自身的素質和水平，現在的學者學習是為了讓別人如何如何，為了讓別人對自己如何如何。出發點不同，整個味道就全變了。

孔子的「為己之學」，也不是單純的為了提高自己，就不管不顧他人了。古人云「學不躐等」（《禮記·學記》）。他這裡強調的是一種為學之次第，即首先要把自己的素質和水平提高了，然後才有資格去教導別人，也即「打鐵先須自身硬」。儒家的治學本意就是如此。這種治學理路後來發展到宋代，產生了「公、私領域」之分。

根據余英時先生的觀點，在王安石那裡，就已經出現了「公、私」的分界。為了提高自身的素質和水平，可以算得上「私」；但儒家並不局限於此，而是將其運用到社會公共領域，用於為政治國，那就是「公」。其實，從這裡來看，所謂的「公、私」的劃分，在先秦孔子那裡就已經顯露端倪了。「為己」即是為「私」，「為人」即是為「公」。古代的學者為了提高自身的素質而學習，然後才去從政，去「為人民服務」，而現在有的學人不管自身素質如何，一心想賺取功名利祿，這樣急功近利的心態自然是要不得的。

名 正 言 順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論語·子路》）

子路對老師孔子說：「如果衛國國君（衛出公輒）等著您去治理國政，您打算先做什麼啊？」孔子回答說：「那一定是先糾正名分上的不當吧！」子路道：「（真沒想到）您的迂腐竟然達到這種程度！這個又何必您去糾正！」孔子此時一定非常生氣，批評子路道：「太粗野了吧，仲由啊！君子對於他所不知道的，大概採取保留態度。用詞不當，那麼言語就不能通順；言語不通順，那麼事情就不能做好；事情做不好，那麼國家的禮樂制度就興辦不起來；禮樂制度興辦不起來，那麼刑罰也就不會得當；刑罰不得當，那麼老百姓就會惶恐不安，手足無措。所以，君子用一個詞，一定可以說得出來，說得出來也一定能夠實行。君子對於措辭說話，要沒有一點馬虎苟且的地方。」

朱熹《論語集注》對此解說比較詳盡。孔子跟子路的對話發生在什麼時間？應是魯哀公十年（前483年），孔子從楚國返回衛國。此時衛出公不以自己的父親為父親而稱頌自己的祖父，名實紊亂，謝氏說：「正名雖然是因為衛國國君而言，然而為政之道，都應當以此為先。」為什麼衛出公不認父而認祖？胡氏（胡寅）曰：「衛國的太子蒯聵恥於他的母親南子的淫亂，想殺掉她沒有成功，只能出奔避難。靈公想立公子郢，郢推辭不幹。靈公死後，夫人（南子）想立他，結果他又推辭了。於是便立蒯聵的兒子輒，以便排拒蒯聵。蒯聵想殺他的母親，得罪了他的父親，而輒依靠國家來排拒他的父親，都是無父之人，他們不能治國已經很明了了。孔子為政治國，而以正名為先。一定將具體的事情的本末，告訴天王，請求方伯，命令公子郢立為國君。那麼人倫就得正，天理就得順，名正言順那麼事情就會成功。孔子告訴子路這麼詳細，可是子路始終執迷不悟。所以一直侍奉衛出公輒不離開，最後死於他的禍難。所以子路是只知道得人之食就不應逃避他人的禍難，卻不知道輒的食物是不義之食。」胡氏解釋得很好，故在此詳細引述。

關於孔子的「正名」，《左傳·成公二年》曾經載有孔子的話，說「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即孔子認為唯有國家禮器與名分不可以借給別人。《論語》這一「名」字應該和《左傳》的「名」字相同。《論語》中孔子還曾有「觚不觚」之嘆：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論語·雍也》）

清劉寶楠《論語正義》曰：此章言為政須遵禮道也。觚者，禮器，所以盛酒。二升曰觚。言觚者，用之當以禮，若用之失禮，則不成為觚也，故孔子嘆之觚哉！觚哉！言非觚也，以喻人君為政當以道，若不得其道，則不成為政也。朱熹《論語集注》則曰：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為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

魯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孔子年三十五歲。魯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奔於齊，孔子也在此年到齊。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能得而食諸！」（《論語·顏淵》）孔子對齊景公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也是正名。齊景公大為嘆服，連連稱善，並進一步發揮說，如果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那麼即便有粟米滿倉，我哪裡能夠吃得上呀！可見名正言順在為政治國中是多麼重要。

◎本文原載於《中國紀檢監察報》（作者常會營，孔廟和國子監博物館副研究員），圖源網路，圖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