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成事的關鍵，在於超常的戰略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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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弱財旺，難有大存款
曾國藩這個人的過人之處，在於一旦看準了，就能夠堅持定見，不為種種浮議所動搖。
李瀚章在評價曾國藩時曾說：「其過人之識力，在能堅持定見，不為浮議所動。
」
曾國藩這個人的過人之處，在於一旦看準了，就能夠堅持定見，不為種種浮議所動搖。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就是
戰略定力極強。
湘軍歷史上著名的安慶會戰，便充分體現了曾國藩的戰略定力。
安慶位於天京上游。對於太平軍來說，保住安慶是保障天京安全的鎖鑰；對於湘軍來說，奪取安慶則是進軍天京的關鍵。
為此1859年，曾國藩精心設計了安慶會戰的計劃。他的目的，是通過圍攻安慶這樣一個必爭之地，逼迫太平軍以主力來救，從而迫使太平軍在安慶與湘軍進行決戰，以此消滅太平軍的主力，奪占安慶，為湘軍順江而下、攻佔天京創造條件。為此太湖之戰後，湘軍立即長驅直入，將安慶的太平軍團團圍了起來，準備實施既定的會戰計劃。
然而安慶會戰的計劃制訂不久，曾國藩就遇到了來自內外各方面的壓力，每一項壓力都足以動搖其會戰安慶的決策。
這種壓力，首先來自於當時的朝廷。
1860年，太平軍以圍魏救趙之計，先攻杭州，隨即出其不意，回師攻破清軍的江南大營，並乘勝追擊，連下蘇州常州，江南於是全入太平軍之手。江浙向來是清政府的主要賦稅來源和糧食供應地，
因而清政府十分重視蘇杭的得失，命令曾國藩放棄圍攻安慶的計劃，東下救援蘇、常，並說「為今之計，自以保衛蘇常為第一要務」。
為了促使曾國藩能夠撤圍東援，清政府還賞給曾國藩兵部尚書的頭銜，授給他署理兩江總督的職務。蘇州、常州都屬於兩江總督的轄區，新任總督的曾國藩有守土之責，自然必須完成恢復甦常的任務。
朝命當前，安慶會戰還要不要打，便成了是否堅持曾國藩原定計劃的關鍵。
曾國藩分析了當時的形勢，認為安慶之圍決不可撤。
他專門給朝廷上奏，力陳安慶不能分兵的理由。他說，自古平江南之賊，必須佔據上游，建瓴而下，才可以成功，戰爭初期清軍本來是準備控制江蘇浙江的，然而幾次進攻都以失敗而告終，不但不能打下南京，反而丟掉了蘇州、常州，這並不是兵力不夠，而是因為從下游進攻上游，形勢不利。目前這種局面，如果仍然先打蘇州、常州，然後從東面進攻南京，必然要重蹈覆轍。所以絕對不應該分安慶之兵進軍蘇、常地區。即使要想救援江浙，也要先克安慶、蕪湖，這樣才能得到以上制下之勢。
因此，安慶一軍，目前關係整個淮南的大局，將來即為進攻南京的張本，是整個勝利的基礎，決不可撤。
針對朝廷對太平軍的擔心，他強調說，雖然目前太平軍聲勢很大，但只要拿定主意，立穩腳跟，形勢就會慢慢地發生轉變。否則，只能欲速則不達，不但蘇常拿不回來，連整個安徽地區也都會丟掉，現在的有利態勢就徹底失去。在曾國藩的堅持下，清政府終於不再堅持撤安慶之圍的要求。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剛剛解決了朝廷的壓力，曾國藩又面臨了軍事形勢的挑戰。
1860年底，為解安慶之圍，太平軍決定再用圍魏救趙之計，南北兩岸，夾擊武漢，以解安慶之圍。
其中太平天國英王陳玉成所部進展極速，1861年初連下英山、蘄水，隨即攻下黃州，直逼武漢城下。當時湖北清軍兵力極為空虛，只有三千綠營兵，根本不能打仗。聽說太平軍來攻，武漢三鎮的官員富戶逃之一空，正在太湖作戰的湖北巡撫胡林翼急得吐血，罵自己是「笨人下棋，死不顧家」，要求曾國藩趕緊撤安慶之圍，回師救援武漢。
胡林翼是湘軍的二號人物，湖北又是湘軍的後方基地，顯然不可能置之不理。但一旦回師湖北，安慶會戰計劃就必然落空。曾國藩在分析了當時的形勢之後，做出了判斷：太平軍重心遠在江浙，千里迢迢進入湖北的太平軍，即使有破湖北之勢，也並無守湖北之力。武漢即使是一時失去，也會馬上收復，而安慶一旦撤圍，卻不可能再有機會了。太平軍進攻武漢，目標其實依然是在安慶。
因此無論武漢能否保住，總以太平軍回來攻打安慶時湘軍能不能堅持住，以定「乾坤之能轉不能轉」，如果安慶之圍能堅持住，即使是武漢落入太平軍之手，湘軍也早晚會收復，「是乾坤有轉機也」；如果安慶之圍堅持不住，即使是武漢沒有什麼閃失，太平軍的聲勢也會大漲，「是乾坤無轉機也」。
因而他下定決心，即使是武漢落入太平軍之手，圍攻安慶的湘軍仍然不可退：「吾但求破安慶一關，此外皆不遽與之爭得失，轉旋之機只在一二月可決耳。」我只求就打破安慶這一關，此外所有的地方太平軍你都拿去，我都不要了。
大局的轉折點，就一兩個月就可以決定了。他還給在安慶前線指揮攻城的曾國荃寫信說：「此次安慶之得失，關乎吾家之氣運，即關係天下之安危。」這一次安慶爭奪的得失，關係到我們曾家的氣運，也關係到天下的安危，必須全力相拼。
在曾國藩的堅持下，曾國荃的湘軍不惜一切，拚死不解安慶之圍。
正如曾國藩所料，陳玉成進攻武漢受阻，不得不直接回師救援安慶，來回折騰，反而給了湘軍以最好的機會，最後太平軍不但未能解安慶之圍，陳玉成也在轉戰途中犧牲，部隊全軍覆沒，安慶和整個安徽由此落入湘軍之手。從此天京上游再也沒有屏障，太平天國的命運也由此決定。太平天國總理朝政的洪仁玕後來在反思太平天國的歷史時，認為太平天國最大的失誤之一，就是安慶落到了湘軍之手：「安慶一失，沿途至天京之城相繼陷落，不可復守矣。」安慶一丟，沿著長江一直到天京的各個城池也相繼陷落，天京也就再無法守住了。在湘軍之中，胡林翼的見識與品德都不在曾國藩之下，然而胡林翼的成就卻不如曾國藩，
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胡林翼缺乏曾國藩這樣的定見。
用曾國藩的話說，胡林翼「於久經謀定之局，每至臨事變其初計」，對於大家已經商定的方案，一遇到大的壓力，就容易出現動搖，臨時改變計劃。安慶會戰就是其例。人生總是會遇到各種各樣的挑戰，領導者所遇到的挑戰，往往要遠遠超出常人。一個人如果缺乏堅強的意志，往就會以環境為借口，隨意地放棄應該達成的目標。曾國藩曾說：「凡發一謀，舉一事，必有浮議搖撼」，凡是你提出一個計劃，開始一個行動，一定會有各種各樣的議論來動搖你的決心。「天下事只在人力作為，到山窮水盡之時自有路走」，天下的事情只是人儘力去做而已，到山窮水盡的時候自然會有路走。「凡事皆有極困極難之時，打得通的，便是好漢。」如果剛剛受到挫折，或者聽到別人不切實際的議論就心情沮喪，改變計劃，那是成不了事的。
因此對於領導者來說，
既要有過人的見識，而在看明白以後還要有一種堅持，一種定力，一種意志，一種「倔強之氣」。這樣的戰略定力，是優秀的領導所必須具備的品質。
真正聰明的人都是下笨功夫
湘鄉流傳著這樣一個笑話，說是曾國藩在家讀書，一篇短短的文章，朗讀了多少篇還背不下來。一小偷本想等他入睡之後偷竊。可是左等右等，就是不見他睡。小偷忍無可忍，跳出來大叫：「這種笨腦袋，讀什麼書?！」
這個笑話並非空穴來鳳。曾氏一族的天資並不出色。曾國藩的父親曾麟書笨得出名，一生考了十七次秀才，一直到四十三歲，才勉強過關。
但另一方面，曾國藩又是個極為「精明」的人。
他是一個高明的軍事家、戰略家。太平軍起，舉國束手無策。只有他獨僻蹊徑，以超人之膽識創立湘軍。在從皇帝到大臣或急於求成，或悲觀絕望，滿朝如無頭蒼蠅，紛無定計之際，
曾國藩提出了「以上制下、取建瓴之勢」的平定太平軍戰略，即「爭奪武昌，控制長江中游，再指向九江、安慶，進而攻陷天京」。
事後證明，這是一個極為高明的戰略，清王朝正是在這個戰略指導下取得了最後的勝利。他非常善於審時度勢。自古功臣，像他這樣善於把握進退者不多。剿滅太平軍之後，他的功名事業如日中天，此時他卻極度冷靜，在大盛之中察覺大衰的先機，毅然上疏請求辭去節制四省的大權，並採取果斷手段，裁撤自己的權力之本——湘軍。他一生出將入相，沒有大的蹉跌，在傳統官場上像他這樣的成功者並不多見。
他深通官場韜略，官場功夫如同太極高手，善於化解種種難題於無形之中。曾國藩的秘書趙烈文的日記中記載了這樣一個細節：曾國荃攻打南京不下之際，朝廷令李鴻章協助進攻。李鴻章一方面不想奪了曾家兄弟的首功，向曾家邀功買好；另一方面又想把抗旨之責推給曾氏，因此私下到處解釋，做了很多小動作。
而曾國藩的對策是回復給皇帝一道辭氣卑約的奏摺，堅請派李鴻章前來，不望有功，但求無過，言語懇摯，不溫不火。相形之下，李氏的小算盤一目了然。趙烈文評價說，曾國藩的手段，平直無奇，卻實高於李數倍。
僅舉此數端就可看出，曾氏的「精明」已臻最高層次，實非常人可比。正是與眾不同的「笨拙」，成就了曾國藩非同一般的精明和高明。 曾國藩的人生哲學很獨特，那就是尚「拙」。他說：「天下之至拙，能勝天下之至巧。」
曾國藩能夠打通科舉這條路，靠的完全是「笨勁」。父親要求他，不讀懂上一句，不讀下一句。不讀完這本書，不摸下一本書。不完成一天的學習任務，絕不睡覺。他不懂什麼「技巧」，什麼「捷徑」，只知道一條路走到黑，不撞南牆不回頭。這種「笨拙」的學習方式，在他身上培養起超乎常人的勤奮、吃苦、踏實精神。
積苦力學的經歷給了曾國藩獨特的啟示，他發現笨拙有笨拙的好處。
笨拙的人沒有智力資本，因此比別人更虛心。笨拙的人從小接受挫折教育，因此抗擊打能力特彆強。笨拙的人不懂取巧，遇到問題只知硬鑽過去，因此不留死角。
相反，那些有小聰明的人不願下「困勉之功」，遇到困難繞著走，基礎打得鬆鬆垮垮。所以，「拙」看起來慢，其實卻是最快，因為這是扎紮實實的成功，不留遺弊。雖然曾國藩考秀才考了九年，但是一旦開竅之後，後面的路就越來越順。中了秀才的第二年，他就中了舉人，又四年，又高中進士。而那些早早進了學的同學，後來卻連舉人也沒出來一個。他總結自身經驗，多次說這得益於自己基礎打得好，所以「讀書立志，須以困勉之功」。
曾國藩打仗靠的也是笨拙精神。曾國藩一生善打愚戰、笨戰，不善打巧戰。
他打仗不貪小利，不求奇謀，踏踏實實，穩紮穩打。他說：「打仗要打個穩字。」他一生不打無準備、無把握之仗。他花極大心血去研究敵我雙方情況、戰鬥的部署、後勤供應、出現不利情況如何救援等等，指導每個環節都算到了，算透了，才下定打仗的決心。
曾國藩一生待人接物更是以誠為本，以拙為用。他一生要求自己「不說大話，不求虛名」，做事「情願人占我的便益（宜）斷不肯我占人的便益（宜）」。別人以巧似偽欺騙他，他卻仍然以誠以拙相待。
曾國藩說到做到。左宗棠在「瑜亮情緒」的促使下，一生不服曾國藩，始則挖苦打擊，終則以怨報德，曾國藩卻終生未還一手。李鴻章作為他的弟子，也時常和他耍心眼、逞私心。曾國藩卻因為愛李之才，始終不改對李鴻章的關心、愛護、包容、提攜。李鴻章因此終生感激涕零，到晚年更開口不離「我老師」三個字。這個事因為這種質樸的為人處世方式，曾國藩一生朋友極多，麾下謀士如雲，猛將如雨，指揮如意，得道多助，成就了「洪楊一役」的最終勝利。
當然，
曾國藩最有意義的「笨拙」，還是他的思維方式，正是「紮實徹底」的思維方式，使曾國藩避免了幾千年來「中國式思維」的局限和弱點。
中國式思維尚直覺，重體悟，善類比，卻輕邏輯。那些才子、文人的思緒常如天馬行空，不循規矩，任意跳躍，因此很容易跳過真理與謬誤之間那小小的一步距離
而西方思維的最大特別是重視實證、重視邏輯、重視差別。
西方人從量化分析事物間的不同之處入手，沿著「現象—差別—差別的擴大—精確量化—創新」的思維路徑前進，因此能發展出卓越的理性思維，建立起嚴密的學術體系。曾國藩的思維方式與西方式思維不謀而合。曾國藩的思維方式因為其「笨拙踏實」，在中國人中達到了少有的嚴密程度。
曾國藩式思維的秘訣。每遇到一件事，他都要從正反兩方面去看。反覆琢磨，細細分析。而
「正」「反」這兩個方面，他也要進行細分，把「正」面再分兩面，分析它的正反。
同理，「負」面也自有其正反。他把這件事中包含的每一個因素都研究到位，不使有一點含混不清之處。這樣分析下去，對這件事物就會觀察得分外透徹。曾國藩說，自己「天分不甚高明，專賴學問以求精明」。曾國藩一生經歷千難萬險，處理過無數大事，大體都很得當。其過人之處就是不怕費心費力，對事物進行不留死角的深入分析。在對事物進行了
精到分析的基礎上，再找出要害，把握關鍵。
每次處理完了之後，還要總結經驗教訓，為下一次作參考。曾國藩的精明，就是建立在這樣的笨拙之上，這樣的絞盡腦汁殫精竭慮之上的。確實，
「笨」到極致就是「聰明」，「拙」到極點就成了「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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