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書名考
原標題：太史公書名考
我少時讀漢執金吾丞武榮碑有云：「傳講《孝經》、《論語》、《漢書》、《史記》」，知西漢的《太史公書》，在東漢末已改稱《史記》，與今名符合，及讀王靜安先生《太史公行年考》，根據《三國·魏志·王肅傳》，謂《史記》名稱，始於王肅，心竊以為不然，憶餘一九四一年春間，旅客昆明，候車赴渝，日多閑暇，輒至翠湖公園溫理舊書，偶讀楊守敬《望堂金石記》，見摹刻東海廟殘碑碑陰，有秦東門闕事在《史記》一語，知《史記》名稱，在東漢桓帝永壽元年已經開始。年來閱楊明照先生《太史公書稱史記考》（見《燕京學報》第二十六卷），指出《史記》名稱，開始於東漢靈獻之世，列舉五證，確有獨到之見解，但楊氏所考，尚未具體，因搜羅材料共列九證，兼采楊氏之說，俾成定讞，其武榮碑一證，為余與楊氏及其師陳李皋先生所共知，其東海廟碑碑陰，延篤《史記音義》、《風俗通義》、高誘《戰國策注》四種，則余所發現，他如蔡邕《獨斷》、荀悅《漢紀》、穎容《春秋例序》、高誘《呂氏春秋訓解》等四證，則節采楊氏之原說；至於《太史公書》以前古史中早已有史記的名稱，與本篇無涉，不再商討。茲先論由《太史公書》轉變為《史記》名稱的過程。
《史記·太史公自序》；「幾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是司馬遷自定原名為《太史公書》，嗣後西漢諸儒多沿用此名稱，故《漢書·藝文志》列《太史公書》於春秋類。一變為《太史公記》，《漢書·楊惲傳》雲「惲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是也。再變為《太史記》，《風俗通義·正失篇》雲「謹案《太史記》，燕太子丹留秦，始皇遇之益不善，燕亦遂滅」是也。三變為今稱《史記》。其他有稱《太史公傳》者（見《史記·龜策列傳》褚先生補）及《太史公》者（見《揚子法言·問神篇》），均屬在演變中多種之名稱。
《史記》在東漢和帝永元以前，仍普遍稱為《太史公書》，王充《論衡》卷二十九《述作篇》云：「《太史公書》，劉子改序班叔皮傳，可謂述矣。」王充以章帝章和中卒；又《後漢書》卷四十八《楊終傳》雲，「後受詔刪《太史公書》為十餘萬言」，楊終以永元十二年卒，是其明證。
《史記》名稱，有介於擬似之間，而後人為從東漢初年即開始者，如《後漢書》卷四十《班彪傳》雲「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後引班彪《後傳》略論曰：「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班彪傳》文所謂司馬遷著史記者，為范蔚宗當時敘事之文，《後傳》系班彪原文，仍稱為《太史公書》，可以證明。又《列仙傳》老子傳引《史記》雲，「老子之子名宗，仕魏為將軍，封於段干」；《西京雜記》雲，「司馬遷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兩書經魏晉人附益者多，不能據為定論。
《史記》名稱，有謂始於班彪父子者，有謂始於王肅者，有謂始於兩晉者，有謂始於《隋書·經籍志》者，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今據東漢的碑刻，及其他可靠文獻材料，互參考證，決定開始於東漢桓帝之時，前後共羅列九證，分舉於下。
（一證）漢東海廟碑陰
《隸釋》卷二東海廟碑陰雲，「闕者秦始皇所立名之秦東門闕事在《史記》」。案《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五年，「於是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為秦東門」，碑文所謂「事在《史記》」，即指此事，東海廟碑為桓帝永壽元年立（公元159年），《史記》之名稱，當以此為最早，合下文武榮碑觀之，皆石刻中兩鐵證，故決定《史記》名稱的開始，在東漢桓帝之時。
（二證）漢執金吾丞武榮碑
《金石萃編》卷十二，漢執金吾丞武榮碑雲，「闕幘傳講《孝經》、《論語》、《漢書》、《史記》、《左氏》、《國語》，廣學甄微，靡不貫綜」。又雲，道「孝桓大憂，屯守玄武，戚哀悲切，加遇害氣，遭疾隕靈，君即吳郡府卿之中子，敦煌長史之次弟也」。碑無年月，以碑文辭考之，武榮之卒，當在靈帝初年，武榮年三十六，舉孝廉，研究《史記》、《漢書》，當在桓帝初年可知。另以武氏石闕銘其敦蝗長史武斑碑互考之，武榮為武開明之子，武斑之弟，武斑以永嘉元年死（公元105年），年二十五，碑以建和元年立（公元147年），武榮碑雖無年月，立在靈帝初年可知。
（三證）延篤《史記音義》
司馬貞《史記索隱·後序》雲，「古今為註解者絕鮮，音義亦希，始後漢延篤乃有《音義》一卷，又別有《音隱》五卷，不記作者何人，近代鮮有二家之本」。案《後漢書》卷五十四《延篤傳》，篤以桓帝永康元年卒（公元167年），不言著有《史記音義》，《隋書·經籍志》史部，亦不載此書，知在隋以前即已亡佚，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雲，裴駰《集解》中引有《史記音義》，司馬貞兩書並舉，足證延篤之書，標題可確定為《史記音義》，證之《隋書·經籍志》，著錄有宋徐廣《史記音義》十二卷，《索隱·後序》亦云，裴駰又有《史記音義》，可知徐、裴兩書的命名，皆摹仿延篤《史記音義》而來。又《顏氏家訓·書證篇》，引延篤《戰國策音義》，其命名與《史證音義》正同。
（四證）蔡邕《獨斷》
盪舀《獨斷》卷上「四代獄之別名唐虞曰士官，《史記》曰皋陶為理」，按《史記·五帝本紀》雲，皋陶為大理，蔡呂所引，殆此文也。又按《後漢書·蔡邕傳》雲，「及董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言之而嘆，允勃然叱之，即付廷尉治罪，邕遂死獄中」，卓之被誅，在獻帝初平三年四月（公元192年），蔡邕之死當略後數月，邕傳死時六十一歲，《獨斷》成書，當在靈帝末年。
（五證）荀悅《漢紀》
荀說《漢紀》卷三十雲，「班彪舉茂才為徐今，彪子固字孟堅，明帝時為郎，據太史公司馬遷《史記》，自高祖至於孝武，大功臣紹其後事，迄於孝平王莽之際，著帝紀表志傳以為《漢書》凡百篇」。荀說又有時兼稱為《太史公記》，《漢紀》卷四十雲，「司馬子長既道李陵之鍋，喟然而嘆，幽而發憤，遂著史記，始自黃帝，以及秦漢，為《太史公記》」，其體例與應劭《風俗通義》相同，又按《漢紀·序》雲「建安三年（公元198年）詔給事中秘書監荀悅，鈔撰漢書，略舉其要，其五年書成」，是荀悅此書，成於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比較《獨斷》為後。
（六證）應劭《風俗通義》
應劭《風俗通義》佚文（嚴可均輯《全後漢文》卷三十七）雲，「宮車晏駕，謹案《史記》曰王稽謂范睢曰，夫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奈何者，一旦官車晏駕，是事不可知也」。嚴氏本條佚文是從《文選》卷六十《竟陵王行狀》李善注輯出，案應劭系節用《史記·范睢傳》文。
《風俗通義》佚文（盧文強《群書拾補》第二十八種）雲，「由余秦相也，見《史記》，漢有由章至長沙太傅。」（引宋景文公筆記），由余秦相見《史記·秦本紀》，當為本書《姓氏篇》佚文。
又《風俗通義》有稱《太史公記》者，如卷一「謹案《戰國策》、《太史公記》，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戮力，以窺周室」云云。按所引為《史記·秦始皇本紀賛》，太史公又用賈誼《過秦論》上篇原文。又《風俗通義》有稱《太史記》備如卷二「謹案《太史記》燕太子丹與秦始皇，遇之益不善，丹恐而亡歸，歸求勇土荊軻秦武陽函樊於期之首，貢督亢之地團，秦王大悅，禮而見之，變起兩楹之間，事敗而荊軻立死」，按本條蓋節引《史記·刺客荊軻傳》文。又卷二「謹案《太史記》，秦始皇欺於徐市之屬，求三山于海中，而不免沙丘之禍」，本條節引《史記·泰始皇本紀》文。應劭對《史記》又兼稱《太史公記》及《太史記》者，蓋《史記》之名初經改變，故隨手漫書，並不一致。又案應劭當卒於建安九年（公元204年），見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漢書集解條，《風俗通義》成書，當在靈帝時代。
（七證）穎容《春秋例序》
顏容《春秋例序》雲（《太平御覽》卷六百二引）「漢興，博物洽聞著述之士，有司馬遷、揚雄，其所著作違義正者尤多闕略，舉一兩事以言之，遷《史記》不識畢公文王之子，而言與周同姓；揚雄《法言》不識六十四卦之所從來尚矣」。按《史記·魏世家》雲，「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穎容所譏，當即此文。又《後漢書·儒林潁容傳》雲，「容字子嚴，陳國長平人，博學多通，善《左氏春秋》，初平中避亂荊州，劉表以為武陵太守，不肯起，著《春秋左氏條例》五萬餘言，建安中卒。」
（八證）高誘《呂氏春秋訓解》
《呂氏春秋》卷十六《先識覽》雲，「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也，以其圖法歸周」，高誘訓解雲，「屠黍，晉出公之太史也；出公，頃公之孫、定公之子也，《史記》曰智伯攻出公，出公奔齊而道死焉」。按《史記·晉世家》雲，『智伯與韓、翅、趙共分范中行地，以為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怒，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高誘蓋節引此文。又按高誘，《後漢書》無傳，誘所撰《淮南子注》，自序謂成書於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呂氏春秋訓解》成書，當亦在建安十七年前後。
（九證）高誘《戰國策注》
高誘《戰國策注》卷二《西周策》雲，「秦召周君，周君難往，或為周君謂魏王曰，秦召周君，將以使攻魏之南陽，王何不出於河南」，誘注「魏王，《史記》作韓王。，河南「《史記》作南陽」。
卷三《秦策》雲，「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而晝伏，至於蔆水」，高誘注「蔆水，《史記》作陵水」。
卷八《齊策》雲「盼子有功於國百姓為之用，嬰子不善，而用申縛」，高誘注，「申縛，《史記》作申紀」。
高誘《戰國策注》，據士禮居影宋剡川姚氏刊本寫錄，按《隋書·經籍志》高誘注《戰國策》二十一篇，《崇文總目》高誘注八篇，今存十篇（《四庫全書提要》雲，高誘注二至四卷，六至十卷，共存八卷，方符合《崇文總目》之數），經宋人又加續注及枝語，蕪雜不清，故有疑為依託者，其實決非偽書，上述三條，經審慎甄別，確為高氏之遺說，試舉《秦策》卷四，高誘注咸陽雲，「咸陽秦都也，今長安都渭橋西北咸陽城也」，自是漢人語氣。又卷九《齊策》，高誘所引《孟子》子噲不得與人燕一節，與今本亦異，高另著《孟子章句》，搜羅必有多本，其非偽托可知。
上述各證始於東漢桓帝永壽元年，終於獻帝建安十七年，武榮當卒於靈帝初年，傳習《史記》，必在早歲，桓帝初年即有《史記》名稱，灼然可信。其他如延篤之《史記音義》、應劭之《風俗通義》、潁容之《春秋例》，著者旨無成書年月可考，不得已只引用可考的卒年，是從最低的年限來估計的，他們著書引用《史記》，在桓、靈、獻三世，是毫無疑問的。東漢以後，《史記》名稱，即已普遍流傳，不再研究，唐顏真卿《東方朔畫像贊》，仍稱《史記》為《太史公書》，是魯公援用古稱，並非唐代的通稱。
（原載《文史哲》195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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