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中國戰敗的主要原因

原標題：甲午戰爭中國戰敗的主要原因

北洋艦隊

甲午戰敗一直是中國人心中的傷痛。一百多年過去了，人們每道及此，往往都離不開指責當年那些當權人物。2000年前後，中央電視台播放過《走向共和》一劇，其中有一節講甲午海戰，編導說甲午海戰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北洋艦隊缺少彈藥，而缺少彈藥的原因是由於戶部尚書翁同龢在經費上卡扣李鴻章所致。在2014年播放的《甲午之殤》仍是舊調重彈，持這一看法。事實到底怎樣？關於甲午海戰之敗，這是一場具體的戰爭。中國之敗，到底敗在何處？這裡先說一說在甲午戰前，李鴻章是如何評價北洋艦隊，以及如何向光緒帝奏報的。

戰前海軍經費情形

威海衛港東岸謝家所炮台和探照燈台

1891年（光緒十七年），李鴻章偕張曜第一次校閱北洋海軍，事後在校閱奏報中寫道：

「綜核海軍戰備，尚能日新月異……但就渤海門戶而論，已有深固不搖之勢。臣等忝膺疆寄，共佐海軍。臣鴻章職任北洋，尤責無旁貸。自經此次校閱之後，惟當嚴加申儆，以期日進精強。」

時隔三年，1894年，李鴻章偕定安第二次校閱北洋海軍，李鴻章在奏報中又說；

「技藝純熟，行陣整齊；及台塢等工，一律堅固。」

海軍編練如此日益精進，技藝純熟，豈有不堪一戰之理？光緒帝正是根據李鴻章有關北洋海軍實際戰力的奏報作出對日作戰的決策的。翁同龢也認為李鴻章「治軍數十年，屢平大憨，今北洋海陸兩軍如火如荼，豈不堪一戰？」「中國講究武備近三十年，以中視西，或未可輕敵，以剿倭奴，足操勝算。」所以，他堅決「佐少主」，支持光緒帝主戰。但意想不到的是海軍如此不堪一擊。「光緒帝以海軍成績既大有可觀，當日人之挑釁，何至不能一戰而徒留為陳設品？乃允翁同龢輩之請而宣戰，實賴鴻章所經營而日進精強之軍備耳。」中日交戰的結果證明，國家花了幾千萬兩銀子交由李鴻章編練的北洋海軍只是個擺擺樣子的陳設品，兵非精練，將吏貪腐，焉能不敗？但李鴻章的親信僚屬為了推卸戰敗的責任，硬是把它歸咎於翁同龢等人的主戰行動，說甲午中國對日作戰「淆於亂鬨，輕於一擲」。說甲午戰敗是因為翁同龢利用戶部尚書職權「以軍費掣肘北洋，以致對日作戰失敗。」有人藉此發揮，指責翁同龢「不僅以部款支絀為由，奏請海軍停購船械兩年，即使彈藥的補充，亦多方予以限制。」停購外洋船械這條意見最先是由戶部主事陳熾（用潔）提出來的，在戶部堂員會議上討論時，福錕、翁同龢等堂官是同意了，最後經諭旨批准。毋庸違言，福錕、翁同龢等堂官因鄭州黃河決口籌款困難而奏請停購外洋船械是一種短視行為，是對國家安危掉以輕心，極不負責任，因而是不能肯定的。

「以軍費掣肘導致戰敗」之說

北洋水師部署在威海劉公島東南側的克虜伯240毫米炮

說「以軍費掣肘北洋，以致對日作戰失敗」，此說不能成立。在海防事例停開的兩年中，戶部還是為海軍籌撥了大量銀款。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奏檔·醇王府檔記，翁同龢在一份奏報中說：「海軍所規劃者，籌邊之要策也。臣部苟有餘財，必當力補海軍之不足；海軍苟無急用，亦當深體臣部之為難。雖雲各有司存，實則同舟共濟。」

中日朝鮮問題爭端發生後，李鴻章電奏要定購快船，戶部立即撥銀200萬兩，翁同龢還一再電詢李鴻章「價值敷否？」據《光緒朝東華錄（三）》所記，翁同龢在給光緒帝的另一份奏摺中說：「海防吃緊，需餉浩繁，前經臣部於北洋大臣李鴻章奏請募勇購船各案內撥銀250萬兩，嗣又約提銀400萬兩」。

即使在甲午戰爭時，當時北洋經費也並不「奇缺」。1895年2月，李鴻章赴日議和，王文韶代理其職時，李氏向王氏「列冊交代，有淮軍銀錢所存銀八百餘萬兩」。據《梁燕孫年譜（上）》所記，王氏說，「此系文忠帶兵數十年截曠扣建而積存」。僅這點即可證明，甲午戰爭期間，淮軍並不缺錢。如果李鴻章真想購買船艦，真的公忠體國，積極抵抗日本侵略，何必一定向戶部索款？完全可以將此巨款先行墊用。「知李鴻章收買清流魁首之款項及交卸時所餘截曠八百萬兩之由來，換言之，亦即對日戰爭失敗之最大原因」。因此，劉厚生在《張謇傳記》中說：「不能以此推諉翁同龢之掣肘及任何主戰之人也」。可見，說翁同龢「以軍費掣肘李鴻章造成戰敗」的說法不能成立。以軍費掣肘李鴻章，造成戰敗的真正罪魁禍首不是翁同龢，而是慈禧，庄練在《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中）》則說「海軍戰敗，究其原因，慈禧的徇私害公，挪用海軍經費以建造頤和園（據有關資料載，挪用銀約1300多萬兩）這才是罪魁禍首。」

所謂「為兄長報仇」純系胡說

李鴻章

李鴻章的親信僚屬不能指責福錕等滿族權貴，而把矛頭直接指向翁同龢。認為翁同龢之所以利用戶部尚書職權在經費上卡扣李鴻章是「公報私仇」，是為其兄長翁同書被參劾革逮報仇。說是參劾翁同龢的摺子出自李鴻章之手。李氏當時是曾國藩的幕僚，此折系李氏代曾國藩草擬，深得曾氏的賞識。翁同龢一直認為其兄長是蒙冤受屈，引為大恨。但他經過了解，認為這道參折並不出自李鴻章之手，而系安徽合肥文人徐子苓（毅甫）所為。《翁同龢日記》同治九年七月二十日記著：「得徐毅甫詩集，讀之，必傳之作。毅甫名子苓，乙未舉人，合肥人，能古文。集中有指斥壽春舊事……彈章疑出其手，集中有裂帛貽湘鄉之作也。」翁同龢自己都否認這件事，此說當屬無稽之談。不過考慮到翁同龢日記在1925年才影印問世，當時人還不了解內情，所以才有此猜疑。再，按封建時代嚴格的師生關係來看，李鴻章是編修孫鏘嗚的門生，而孫則是翁心存的門生，如此說來，李是翁心存的小門生，按照封建時代不成文的規矩，縱即是曾國藩要李鴻章寫參折，李也不會寫，這是封建政治道德不許可的。

甲午戰敗原因後人自有評說

中國自古有聖人諱的政治，不論哪一個朝代，出了問題，總是皇帝是英明的，都是皇帝身邊的人不好。李鴻章的親信僚屬不能指責光緒帝主戰不對，而說他是聽了翁同龢等人的鼓動才宣戰的。戰敗責任在翁同龢不在光緒帝。然而歷史公論還是有的。正如梁啟超在《四十年來中國大事記——李鴻章》一書中分析的那樣：「至其（指李鴻章）所以失敗之故，由於群議之掣肘者之半，由於李鴻章之自取者亦半。其自取也，由於用人不當者半，由於見識不明者亦半。彼其當大功既立，功名鼎盛之時，自視甚高，覺天下事易易耳。又其裨將故吏，昔共患難，今共功名，徇其私情，轉相汲引，布滿要津，委以重任，不暇問其才之可用與否，以故臨機僨事，貽誤大局，此其一因也。又惟知練兵而不知有兵之本原，惟知籌餉而不知有餉之本原，故枝枝節節終無所成，此又其一因也。」「海軍不免塗飾耳目，此精神不如人（日本）」。「淮軍駐津者，兵勇雖來自田間，而逸樂已久，不甘勞苦，從未見仗」。其宿將「因承平日久，買田園，置宅第，左狡童，右艷妾，金玉錦繡，狗馬聲色，早已頹廢不能領兵打仗」。所以，王闓運說：「今日之役，一船不能渡海，戰守之師，望風而潰，必有由焉，不可仍以軍械，船砲論也。」據吳汝綸《李文忠公事略》記載，王闓運在致李鴻章信中進一步指出：「不戰而敗，敗而求和，誰使為之？豈非海淮諸軍之故哉？兵法責元帥，無待人言，其自咎可知也」。據《澗於集》一書記，李鴻章的女婿張佩綸則說「合肥……晚年為貪詐所使，七顛八倒，一誤再誤。」劉原生在《張謇傳記》中說得更直接：李鴻章「開始主和避戰，繼而避戰求和，待到和戰兩無辦法，只有埋怨翁同龢及其他京官中主戰者，以為委卸責任的地步」。

總之，軍隊的腐敗，將領的貪鄙，李鴻章治軍不嚴、主和避戰、避戰求和，是導致中國甲午戰敗的主要原因。

（作者系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國家清史評審專家謝俊美 ：謝俊美 ）來源團結報文史e家，版權為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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