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輝斌：宋澤元與《四家詠史樂府》
清代樂府詩的繁榮與發展，相對於唐、宋、元、明諸朝而言，呈現出了幾個較為明顯的變化。其具體表現為：一是宮詞類樂府創作以大型組詩為主，且作者由皇室成員而轉向非皇室成員；二是竹枝類樂府成為了一種創作時尚，數量之多乃以萬計；三是各種形式的詠史樂府詩創作，如火如荼，方興未艾。這三個方面的變化，標誌著清代的樂府詩創作，不僅已跳出或正在跳出前人「擬古樂府」的圈子，而且在成就與特點等方面，還躍上了一級更新、更高的台階[1]。其中的詠史樂府詩，由於受元、明時期之影響，於清代中、晚期前後，更是繁花似錦，一片燦爛。宋澤元所編《四家詠史樂府》，即在這一時期應運而生。這是樂府詩史上的第一部「詠史」總集，其之問世，所反映的是詩人們對於「史」的重視，以史喻今、借古諷今，則為其之關健所在。而編者宋澤元的樂府認識觀，亦寓於其中。有鑒於此，本文特就《四家詠史樂府》的成就、特點，以及其樂府學價值、宋澤元對樂府詩之貢獻與其樂府認識觀等，作一具體考察與論述。
一、詠史樂府詩之創作一瞥
以樂府詩的形式進行史（包括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等）的詠寫，唐代詩人已曾為之，如李白《關山月》、《戰城南》等作，即肇其始。其後，李賀、劉禹錫、貫休等人亦多所為之，如李賀集中的《蘇小小墓》（《樂府詩集》作《蘇小小歌》）、《追和何謝銅雀妓》（《樂府詩集》作《銅雀妓》）、《金童仙人辭漢歌》等，即為其例。在由唐而元的文學史進程中[2]，詩人們以舊題樂府（即「古樂府」或「擬古樂府」）、歌行類樂府、宮詞類樂府等品類詠寫歷史，即成為了一種風氣，其中數量最多、成就最卓著者，則非楊維楨莫屬。
楊維楨（公元1296—1370年），字廉夫，號鐵崖、東維子等，今浙江紹興人。有元一代最著名的樂府詩人。其詠史樂府詩，主要見於《鐵崖先生古樂府》、《鐵崖古樂府補》、《復古詩集》等集中，門人顧亮曾從中輯出六十二首，編成《楊鐵崖詠史古樂府》一書。此書既是楊維楨「詠史樂府」之最早一種，也是樂府詩史上的第一部「詠史樂府」專書。其後，清人王度青又編成《楊鐵崖先生詠史樂府》四卷，共收詠史樂府詩二七○首；而在此前後，邑人樓卜瀍又編注了《鐵崖詠史注》八卷（全為詠史樂府詩），收詩二三三首。值得注意的是，楊維楨的這些詠史樂府詩，主要是由歌行類樂府與自創新題所構成，但楊維楨本人及門人則皆以「古樂府」稱之[3]，如《鐵崖先生古樂府》中的《單父侯》、《鴻門會》、《高陽酒徒》、《田橫客》、《春申君》等，即皆屬此類「古樂府」的詠史樂府詩。此則表明，楊維楨的「古樂府」，與唐人稱漢魏樂府為「古樂府」者，乃是大有區別的。
楊維楨另有《鐵崖詠史》八卷，所收二百餘首詠史樂府詩，上迄先秦，下逮蒙元，其間眾多的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均為其所詠寫。楊維楨之所以雅好詠史樂府詩，關健就在於可借詩中的「人」與「事」，進行「美刺」與鑒戒。正因此，明人章懋《新刊楊鐵崖詠史古樂府序》乃有云：「獨先生之作逸于思而豪於才，抑揚開闔，有美有剌，陳義論事，婉而微章，上下二千年間理亂興亡之故，若指諸掌。」[4]其中之「有美有刺」、「婉而微章」云云，所指便為詠史樂府詩之「美刺」。而此，即為楊維楨以「古樂府」大量詠寫歷史題材的原因所在。由是而觀，可知楊維楨包括《鐵崖詠史》在內的數以百計的詠史樂府詩，都是具有很強的社會現實性的。時人與後人多稱楊維楨「古樂府」（包括「詠史樂府」）為「鐵崖體」者，這種「美刺」作用，不能不說是其中原因之最主要者。
楊維楨之後，大力從事詠史樂府詩寫作的詩人，乃首推明初茶陵派的領袖人物李東陽。李東陽（公元1447—1516年），字賓之，號西涯，今湖南茶陵人，茶陵派的領袖人物。李東陽的詠史樂府詩，主要為其大型連章體組詩《擬古樂府》一○○首（亦有作一○一首者）。對於李東陽詠史樂府詩與楊維楨同類之作的承續關係，時人與後人曾進行過多方面比較，如或認為「楊鐵崖、李西涯樂府，同工異曲」，或認為「楊、李之作，博稱前代」等。而李東陽自己則認為，「楊廉夫力去陳俗而比縱其辯博」（《擬古樂府》卷首《擬古樂府引》），因而才「間取史冊所載忠臣義士、幽人貞婦」等，以「托諸韻語，各為篇什」，於是，也就有了《擬古樂府》這一大型組詩。由於《擬古樂府》（李東陽）與《鐵崖古樂府》（楊維楨）的這種承續關係，故其中《屠兵來》、《漸台水》、《昌門君》、《邯鄲賈》、《鴻門高》、《殿上戲》、《文成死》、《尚方劍》、《嚴陵山》、《漢壽侯》、《五丈原》等作，與上舉楊維楨《單父侯》等詩，在制題上乃如出一轍。李東陽雖仿學《鐵崖先生古樂府》而作《擬古樂府》，而胡纘綜則仿學《擬古樂府》以成《擬涯翁擬古樂府》二卷，這種連環式的仿學，即構成了唐後樂府詩史上最具典型性的一例。胡纘綜的《擬涯翁擬古樂府》，收詩凡一○八首，四庫館臣為其所撰「題要」有云：「乃取東陽古樂府二卷，以次屬和，立題指事，率由東陽之舊，亦間有釐正。凡一百八首。太康張先孝為子評，而其弟統宗為之注。」[5]已將二者的承續關係說得相當清楚。
明末清初是詠史樂府詩的又一個繁盛期。這一時期創作詠史樂府詩的詩人既多，作品數量亦夥，且多為大型連章體組詩，如王士禛《小樂府》三十首、吳炎《今樂府》一○○首、潘檉辛《今樂府》一○○首、鄭世元《今樂府》八十一首等，即皆其為例。所謂「小樂府」，為楊維楨始名，指的是五言四句的絕句體樂府詩。《元詩選·楊維楨小傳》載楊維楨自謂云：「予三體，詠史，作七言絕句體者三百篇，古樂府體者二百首，古樂府小絕句體者四十首。絕句，入到吾門者，章禾能之；古樂府，不易到吾門，張憲能之。至小樂府，二三子不能，唯吾能。」[6]其中所言「古樂府小絕句體」，其實就是五言絕句體。王士禛的《小樂府》三十首，實際上就是三十首五言絕句體的詠史樂府詩。其題下有注云：「讀《三國志》。」[7]就詩題言，王士禛《小樂府》與吳炎、潘檉辛《今樂府》完全相同，即其皆為自創所致。此後未久，尤侗仿效李東陽《擬古樂府》，擬作了《明史樂府》一○○首。待至清代中、晚期，萬斯同《明史樂府》六十八首、胡介祉《詠史新樂府》六十首，以及熊金泰《三國志小樂府》一卷、洪亮吉《兩晉南北朝史樂府》二卷、張晉《續尤西堂明史樂府》一卷、舒位《春秋詠史樂府》一卷、鄒均《讀史樂府》一卷、袁學瀾《春秋樂府》一卷等，亦先後推出。
總體而言，在由唐而清的樂府詩歷史的長河中，詠史樂府詩雖然肇始於李唐，但其創作之方興未艾、高潮迭起者，卻主要是表現在元、明、清三朝，這一則與宋人之詠「史」多為「當代史」有關，二則也是詩人們雅好於以古喻今、鑒今思想的一種具體反映，而或此或彼，都為元、明、清的樂府詩創作帶來了一種新的變化。
二、《四家詠史樂府》的樂府學意義
清德宗光緒年間（公元1875—1908年），宋澤元編輯了樂府詩史上的第一部詠史樂府詩總集—《四家詠史樂府》。該書中的「四家」，依其所生活朝代的次序，分別為楊維楨、李東陽、尤侗（公元1618—1704年）、洪亮吉（公元1746—1809年），樂府詩史上的「詠史四大家」，即因此而產生。《四家詠史樂府》所收四人之詠史樂府詩，具體則為：楊維楨《鐵崖詠史》八卷，詩二三三首，增補、附錄二十八首，《鐵崖小樂府》一卷，詩一○二首，附錄二首，合計三六五首；李東陽《擬古樂府》（《四家詠史樂府》將其改名為《西涯樂府》）二卷，詩一○○首；尤侗《明史樂府》一卷，詩一○○首；洪亮吉《兩晉南北朝史樂府》二卷，詩一一○首，《唐宋小樂府》一卷，詩一○三首，合計二一三首。四者共計十五卷，詩七七八首。
《四家詠史樂府》現所存見之最早刻本，為「光緒丙戌」即光緒十二年（公元1886年）刻本，雕板印行於「忤華盦」，共十五卷。一九八九年，台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出版《叢書集成續編》時，即據此「光緒本」將《四家詠史樂府》與徐鈞《史詠詩集》（宋）、孫承澤《山居隨筆》（清）、王轂《讀史管見》（清）三書，同編入第二六四冊的「史地類·歷代史評」類。《四家詠史樂府》在清代晚期的刊行，稱得上是樂府史上的一件大事，因為其不僅助推了詠史樂府詩在當時的繁榮與發展，而且也使得楊維楨、李東陽、尤侗、洪亮吉四人詠史樂府詩的地位，在樂府詩史上得以正式確立。所以，作為樂府詩史上的第一部詠史樂府詩總集，《四家詠史樂府》之樂府學意義，是表現在多個方面的。要而言之，以下四端則為其重點。其具體為：
其一，結束了樂府詩長期無「詠史樂府」總集的尷尬局面。在樂府詩史上，樂府詩的總集編撰，自北宋郭茂倩《樂府詩集》以降，歷經元、明、清三朝，雖然發展迅猛，並推出了一批優秀之作，如左克明《古樂府》（元）、徐獻忠《樂府原》、梅鼎祚《古樂苑》（明）、顧有順《樂府英華》（清）等，但這些總集都有一個極為明顯的特點，即皆以早已佚亡的「音樂」為分類標準。而且，這種以根本不存在的「音樂」為分類標準的總集，自宋而清代晚期之際，乃一統天下近千年之久。清德宗光緒十二年（公元1886年），宋澤元在山陰（今浙江紹興）於《四家詠史樂府》的推出，不僅結束了這種長期以「音樂」為分類標準的樂府詩總集之局面，而且還首次變「音樂」為「詠史」，使得「題材類」樂府詩之總集，成為了樂府詩星空一顆耀眼的明珠。詠史樂府詩的最大特點，主要在於能以史鑒今，借古喻今，若借用尤侗《明史樂府自序》之所言，就是「可備鑒戒」（具體詳後）。正因此，有清一代以之創作的詩人既多，詩作亦眾（參見拙著《唐後樂府詩史》第七章），而《四家詠史樂府》之於斯時的問世，既具引領詩人們的創作之功能，又可作為一種範本以供後學們仿效，因之，其深為詩人們所雅好者，也就自在情理之中。更何況，宋澤元附於《四家詠史樂府》中的多篇序、跋，還將各家「詠史樂府」的淵源、成就、特點等，均進行了極精審之勾勒與品評，頗有助於讀者對其之認識與把握。
其二，向世人集中展示了詠史樂府詩創作與發展的實績。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其不僅提高了「詠史樂府」的社會認知度，而且也增強了其在樂府文學方面的影響。樂府詩的發展，自「前樂府」而唐後樂府，在三千年的歷史長河中[8]，雖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詠史樂府詩之為世人所重者，實則與《四家詠史樂府》大相關聯。對此，楊維楨詠史樂府詩不為後人所重者，即可為之佐證。楊維楨在世時，雖然創作了數以百計的詠史樂府詩，且有《楊鐵崖先生詠史古樂府》這樣的專書行世，但該書中所附余文儀《楊鐵崖詠史古樂府序》、王榮紘《楊鐵崖先生詠史古樂府跋》二文，卻隻字未及其中的「詠史古樂府」。同此者，另有葛漱白《輯鐵崖全集跋語·詠史古樂府》[9]。專門為《楊鐵崖詠史古樂府》撰寫序、跋，而不言及其中的詠史樂府詩，此則表明，序、跋作者對於詠史樂府詩的認識，是並不以為然的。這一實況的存在，對於楊楨詠史樂府詩的傳播，顯然是極為不利的。清高宗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樓卜瀍所編注的《鐵崖詠史》八卷問世，這種不利情況才得以好轉。《鐵崖詠史》所收八卷詠史詩，實際上是八卷「詠史樂府」，共二三三首，樓卜瀍於卷首附有序文一篇，在對詠史樂府詩進行定義的同時，於楊維楨「詠史樂府詩」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如其中有云：「夫詠史，則詩史也。……昔人謂杜氏之功不在騷人下，予則謂先生之功不在唐人下已。」[10]並從「精於諷諫」、「工於用事」等方面進行例舉，以表明《鐵崖詠史》具有「其事則史，其旨則經」的特點。樓卜瀍認為「詠史樂府」即「詩史」的認識，並將楊維楨的「詠史樂府」與杜詩並論的舉措，都是值得肯定的。而宋澤元之於《四家詠史樂府》這一「詠史樂府」總集的推出，較之樓卜瀍編注《鐵崖詠史》而言，其自然是影響更大、更為世人所關注的，因之，其於詠史樂府詩的社會認知度的提高，也就不言而喻。
其三，為讀者提供了一份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的文學清單。宋澤元所提供的這份文學清單，為普及人們的歷史知識，辨識歷史人物的忠奷與是非，起到了很好的導讀作用。從類別的角度言，《四家詠史樂府》所收七七八首「詠史樂府」之「史」，主要可分為兩類，即一為通史，一為斷代史。屬於通史者，有楊維楨《鐵崖詠史》、《鐵崖小樂府》與李東陽《擬古樂府》，余者則皆為斷代史，且由兩晉而明末。楊維楨《鐵崖詠史》八卷之「史」，從《單父侯》開篇，到《冬青塚》結止，將由上古時期到南宋末年的種種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一一寫來，且作者的情感與認識亦寓其中，確如樓卜瀍《鐵崖詠史序》之所言，誠「則詩史也」。《鐵崖小樂府》一卷，與《鐵崖詠史》同，即開篇從「諜報越王兵」（《城門曲》）始，至卷末附錄之「皇帝書徵老秀才」（《答詹翰林同》，其中的「老秀才」所指為作者本人）止，其間若干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皆為其所詠寫。二者相較，所不同者，是《鐵崖詠史》為古體（以五古為主），《鐵崖小樂府》為近體（五絕）；《鐵崖詠史》每詩於題下均附有「並序」，並保留了樓卜瀍的注釋，二者互為關聯，使得詩中所涉之「事」與「人」，皆有背景材料式的交待與說明。所以，《鐵崖詠史》是更有助於讀者對詩意的理解的。李東陽《擬古樂府》在「詠史」的內涵方面，較之《鐵崖詠史》更具鑒戒與警醒的作用，因而其現實性也就更強。對此，李東陽附於《擬古樂府》卷首的《擬古樂府引》一文，已有所言：
間取史冊所載忠臣義士、幽人貞婦奇縱異事，觸之目而感之乎心，喜愕憂懼憤懣無聊不平之氣，或因人命題，或緣事立義，托諸韻語，各為篇什，長短豐約，唯其所止，徐疾高下，隨所會而為之。內取達意，外求合律，雖不敢希古作者，庶幾得十一於千百謳吟諷誦之際，亦將以自考焉[11]。
其中「觸之目而感之乎心，喜愕憂懼憤懣無聊不平之氣」云云，即已道出了李東陽創作這組大型「詠史樂府」的原因所在。作為斷代史的尤侗《明史樂府》、洪亮吉《兩晉南北朝史樂府》與《唐宋小樂府》，在「史」的方面更具專門性，其提供給讀者的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也就自然是更具「專史」的特質。總之，無論是通史抑或斷代史的「詠史樂府」，在為宋澤元將其編於一集之後，是更有利於讀者從樂府詩的角度去認識與了解「史」的。
其四，向讀者充分展現了詠史樂府詩的藝術魅力與風采。就風格與特色等方面而言，楊維楨、李東陽陽等四人的詠史樂府詩，是各有成就而又各具特點的。對於楊維楨詠史樂府詩之特點，《四家詠史樂府·鐵崖詠史》卷首所附張天雨序，已有所言，云：「廉夫（楊維楨）又縱橫其間，上法漢、魏，而出入少陵、二李（李白、李賀）之間，故其所作古樂府詞，隱然有曠世金石聲，人之望而生畏。又時出龍蛇鬼神，以眩盪一世之耳目，斯亦奇矣。」張天雨即張雨，以字行，此序文本系張雨為《鐵崖先生古樂府》而寫，原名《鐵崖先生古樂府序》，附在該書卷首[12]，宋澤元則將其移作《鐵崖詠史》的序文，並置之於卷首。宋澤元此舉意在表明，張雨《鐵崖先生古樂府序》所言「上法漢、魏，而出入少陵、二李之間」，「隱然有曠世金石聲」云云，對於楊維楨的詠史樂府詩而言，也是完全適用的，也即楊維楨的詠史樂府詩，亦具有「隱然有曠世金石聲」等特點。再如李東陽《西涯樂府》，卷首附有王贊《西涯樂府·序》一篇，云：「今公是編，不襲故常，不詢俗尚，擷往事以立題，據本事而生說，沉鬱頓挫，清暢和平。多或數十言，少或二三語，微而顯之，偏而正之，皆可以開悟人心，翼樹倫紀。似淡實腴，似邇實遠，言有盡而意無窮。或美或刺，有以嗣風雅之遺音；一褒一貶，有以寓春秋之微法。」[13]評價既高，且亦公允。其他如宋澤元序尤侗《明史樂府》、序洪亮吉《魏晉南北朝史樂府》等，亦皆屬如此。
總體而言，《四家詠史樂府》的問世，對於助推清代晚期「詠史樂府」的繁榮與發展，增強人們對詠史樂府詩的認知意識與關注程度，顯然都是有著不可低估的作用的。
三、宋澤元的樂府認識觀
宋澤元，字瀛士，今浙江紹興人，號懺花主人，有兄早卒，余不詳。宋澤元在編輯《四家詠史樂府》時，還撰寫了五篇序、一篇跋附於其中。這五篇序依次為：《四家詠史樂府序》、《鐵崖小樂府序》、《西涯樂府序》、《兩晉南北朝史樂府序》、《明史樂府序》。此外，於《西涯樂府》末附有一篇題名為《附識》的跋，共為六文。在此六文中，前一篇為總序，後五篇（含《附識》一文）為分序，總序與分序的互為關聯，不僅為《四家詠史樂府》增添了相當的理性色彩，而且還成為了宋澤元樂府認識觀的最直接反映。所以，要較為準確地把握宋澤元之於樂府詩的貢獻與其樂府認識觀，還得以這六篇序、跋為切入點予以透視。
作為全書之總序，《四家詠史樂府序》一文，主要涉及了樂府詩之源與楊維楨等「四家詠史樂府」之況，以及時人對「四家詠史樂府」的指責與宋澤元對指責者的辨駁等，內容豐富，辨說有力。宋澤元對指責者的辨駁，實質上是楊維楨等人詠史樂府詩的高度肯定，而且這種高度肯定是建立在對「四家詠史樂府」進行了「考騭」的基礎之上的。而此，也是宋澤元編選《四家詠史樂府》的意旨所在。為便於認識，茲抄引其主要者如次：
樂府一道，於古歌謠為近，蓋風雅頌之變聲也。自漢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名。夫樂府者，教樂之官耳，必調律呂諧和八音，始稱合作。六朝以還，節奏寖失，古意亦乖，或假借古題抒寫胸臆，或徑以時事創立新題，此又古樂府之變革也……。楊廉夫（維楨）先生乃擇取歷代史書，一人一事，以韻語歌詠之。李茶陵（東陽）、洪北江（洪亮吉）後先繼起，尤艮庵（尤侗）則專就明史而作，名曰樂府，實有韻之史論也。予嘗取四家之什而考騭。東維高古渾淪，才力縱肆，偶一放筆，輒若天上黃河，滔滔汩汩，挾泥沙而俱下；又好為昌谷奇語，夭嬌神幻，令人莫窺涯涘。曩有鐵雅之稱，當之奚愧。茶陵、北江二家氣概淵雅，書卷縱橫而格律謹嚴，實相伯仲，如行九折坂中，步步均求實踐。李以逋峭勝，洪以遒健勝，高下正未易軒輊。西堂熟於勝國掌故，議論悉有根據，生平好以遊戲行文，故詩中每有詼諧之筆，然風骨高張，詞旨朴茂，其不矜才不使氣之處，斷非淺學所能幾及。予因並列行之，為論史家別闢溪徑，成一大觀[14]。
在序文的開端，宋澤元既說「樂府一道，於古歌謠為近」，又認為「自漢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名」，二者實際上是矛盾的。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宋澤元不知「漢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之前，也即在夏、商、周時期，已有相當多的「前樂府」存在，如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五十七至卷六十「琴曲歌辭」所收之《箕子操》、《拘幽操》、《文王操》等（共二十題二十九首），即皆可為證。此為其一。其二是對「古樂府之變革」的簡要論述。其三為本《序》文的重點所在。宋澤元針對有人稱楊維楨「詠史樂府」為「韻語歌詠之」，稱李東陽、洪亮吉、尤侗三人的「詠史樂府」為「實有韻之史論」等，均進行了辨駁。認為「東維高古渾淪，才力縱肆，偶一放筆，輒若天上黃河，滔滔汩汩，挾泥沙而俱下」，「李（東陽）以逋峭勝，洪（亮吉）以遒健勝」，而尤侗則」熟於勝國掌故，議論悉有根據」、「風骨高張」而「詞旨朴茂」。並由此對四人的「詠史樂府」進行了總體評價：「予因並列行之，為論史家別闢溪徑，成一大觀。」即認為詠史樂府詩屬於「史家別闢溪徑」的「一大觀」，這其實是對詠史樂府詩的一種更高評價。
在四篇分序中，宋澤元依序分別對楊維楨《鐵崖小樂府》、李東陽《西涯樂府》（即《擬古樂府》）、尤侗《明史樂府》、洪亮吉《兩晉南北朝史樂府》進行了品評，且較《四家詠史樂府序》之品評更為具體與深入。如《西涯樂府序》有云：
嘗讀其《懷麓堂全集》一百卷，沉鬱典雅，卓然成一家言。發其餘緒，又著為詠史樂府二卷，取古人一人一事，反覆歌之，或比事屬詞，或折中論斷，審音按律，含英咀華。其間議論之博大昌明，實有是以來開司人心，扶持世教者。嗚呼，東維子不能得專美於前矣。……此編舊為東莞陳建箋釋合注，首所謂建軍按者是也。原本附列謝、潘二寧評點，以庸泛無當，節去之[15]。
在這篇小序中，宋澤元首先明確指出，「沉鬱頓挫」為李東陽《懷麓堂全集》的總特點，而《西涯樂府》二卷又編入其中，則《西涯樂府》具有「沉鬱頓挫」的特點者，也就自不待言。接下來，宋澤元針對李東陽的「詠史樂府」進行了具體評論，認為：（1）在題材上是「取古人一人一事」而「反覆歌之」（此處之「歌」，所指為「歌詠」而非「歌唱」）；（2）其表現在藝術方面最重要的特點，是「審音按律，含英咀華」；（3）《西涯樂府》中之議論，不僅「博大昌明」，而且還具有「開司人心，扶持世教」的社會功能 。所評三點，皆為中的之論。
尤侗的《明史樂府》，為尤侗應詔入京參編《明史》時的產物，對此，其附於《明史樂府》卷首的《自序》，已有所載。云：「予承乏纂修《明史》，討論之睱，間采其遺事可備鑒戒者，斷為韻語，亦擬樂府百首，雖未敢竊比西涯，庶幾存詠史之一體。」其中的「可備鑒戒」，即為詠史樂府詩意旨之核心所在。而宋澤元《明史樂府序》，則著眼於藝術審美的角度，對《明史樂府》進行了如是之品評：
尤展成先生為吳中宿儒……入史局纂修《明史》，分撰志、傳三百篇，故尤熟於勝國掌故，嘗采其有關治體可新耳目者，仿茶陵詠史例，成《明史樂府》一百首，舉明季二百七十年事迹瑣談，諷詠之。立言要而不繁，持議正而不苛，大者如長江大河，浩翰不窮，小者若繁音促節，嫋嫋如縷。間有衡量得失，發為論斷之處，亦皮鼓引喻合義，風趣橫生。施尚白稱為「奄有前賢，橫視百代」，誠篤論也[16]。
在這裡，宋澤元以「立言要而不繁……風趣橫生」一段文字，將尤侗《明史樂府》的藝術特質進行了極精鍊之揭示，加強了世人對《明史樂府》的導讀作用。不獨如此，還引施尚白「奄有前賢，橫視百代」之評語，以對《明史樂府》的藝術特質作更進一步之肯定。施尚白即施潤章（公元1619—1683年），今安徽宣城人，明末清初著名文學家，與宋琬（公元1614—1673年，今山東萊陽人）齊名，時稱「南施北宋」。據《清史稿·施潤章傳》所載，清聖祖順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施潤章「召試鴻博，授翰林院侍講，纂修《明史》」，時尤侗亦「入史局纂修《明史》」（詳上引文），則施潤章稱譽尤侗《明史樂府》為「奄有前賢，橫視百代」者，當即在是時。
又《兩晉南北朝史樂府序》有云：「詠史樂府自元、明以來，於鐵崖（楊維楨）、西涯（李東陽）、西堂（尤侗）外，可與三子卓然並峙者，唯洪稚存先生當之無愧。先生著作等身，而所撰《兩晉南北朝史樂府》及《唐宋小樂府》，悉皆濡古涵今，准情酌理。其論斷之精卓，音節之雅訓，非兼擅三長者，能之乎？」[17]不僅認為洪亮吉「可與三子卓然並峙」，而且對其《兩晉南北朝史樂府》及《唐宋小樂府》進行了充分肯定，認為具有「濡古涵今」、「論斷精卓」、「音節雅訓」等特點。宋澤元的這一認識，是導致其將洪亮吉兩種「詠史樂府」皆收入《四家詠史樂府》的關健性原因。
綜上所述，宋澤元之於樂府詩的貢獻與其樂府認識觀，主要表現為：（1）在「選擇類批評」與「專論類批評」兩個方面[18]，均頗有成就。以「選擇類批評」而言，其選編楊維楨等人的「詠史樂府」而成之《四家詠史樂府》，填補了自詠史樂府詩問世以來無總集的空白；就「專論類批評」以論，其撰附於《四家詠史樂府》中的六篇序、跋，著眼於「樂府作家論」的角度，較為系統地對詠史樂府詩進行了多維度的述論與品評。（2）元、明、清三朝，是樂府詩高度繁榮與發展的一個大時代，各類樂府詩應有盡有，宋澤元獨選「詠史樂府」編為一集的舉措，表明其之於詠史樂府詩乃是相當雅好的，而認為此類樂府詩為「史家別闢溪徑」之「一大觀」、具有警戒世人之作用者，則又為其關鍵所在。（3）詠史樂府詩自楊維楨《鐵崖詠史》、《鐵崖小樂府》始，其樂府題因皆為作者所自創，而與漢魏樂府（即唐人所稱之「古樂府」、明人所稱之「擬古樂府」）毫無關聯，實乃新樂府之屬。楊維楨選取近八百首「詠史樂府」編為《四家詠史樂府》的實況，表明其是遠「古樂府」而近新樂府的，而其將李東陽《擬古樂府》改名為《西涯樂府》者，又可為之佐證。（4）「詠史樂府」是否可配樂而唱，或者應該配樂而唱，宋澤元在六篇序、跋中均無隻字相及，此則表明，樂府詩與音樂的關係如何，並不屬於其選編《四家詠史樂府》所應考慮的條件。也即在宋澤元看來，檢驗與衡量一首樂府詩或者一類樂府詩如何，音樂並非需要考慮者。
注釋：
[1]關於清代宮詞類樂府、竹枝類樂府與詠史樂府的發展狀況，以及其成就與特點等，可具體參見拙著《唐後樂府詩史》第七章各節，黃山書社2010年版，第313—385頁。
[2]宋代詩人詠史樂府詩所詠之「史」，其主要為「當代史」與「當代人物」，故本文此處不將其作為述論的對象，特此說明。對於宋代樂府詩之概況，可具體參見拙著《唐後樂府詩史》第二章（第51—168頁），《宋金元詩通論》第三章（第97—151頁），此不具述。前者由黃山書社2010年出版，後者由黃山書社2011年出版。
[3]關於楊維楨自創新題的「古樂府」，可具體參見拙著《唐後樂府詩史》第五章各節（第220—268頁），《宋金元詩通論》第三章第三節（97—151頁），前者由黃山書社2010年出版，後者由黃山書社2011年出版。
[4]章懋此《序》，又作《鐵崖古樂府序》，具體參見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楊維楨詩集》之「附錄一」，第455—456頁。
[5]永瑢《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七六，中華書局1963年影印本，第1571頁。
[6]顧嗣立《元詩選》初集下《鐵崖古樂府》，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2002頁。
[7]王士禛《王士禛全集·漁洋詩集》卷十七，齊魯書社2007年版。第423頁。
[8]關於「前樂府」及樂府詩三千年之史況，具體參見拙著《中國樂府詩批評史》第一章之各節，武漢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1—39頁。
[9]以上三文，俱載《楊維楨詩集》附錄一「志傳序跋提要」，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58頁、459頁、461頁。
[10]樓卜瀍《鐵崖詠史序》，《四家詠史樂府》附，《叢書集成續編》本，台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影印，第264冊，第477—478頁。
[11]李東陽《擬古樂府引》，《西涯樂府》卷首，《叢書集成續編》本，台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影印，第264冊，第584頁。
[12]具體參見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楊維楨詩集》附錄一，第449頁。
[13]王贊《西涯樂府·序》，《四家詠史樂府》附，《叢書集成續編》本，台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影印，第264冊，第584頁。
[14]宋澤元《明史樂府序》，《四家詠史樂府》附，《叢書集成續編》本，台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影印，第264冊，第657頁。
[15]宋澤元《四家詠史樂府序》，《四家詠史樂府》附，《叢書集成續編》本，台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影印，第264冊，第475頁。
[16]宋澤元《西涯樂府序》，《四家詠史樂府》附，《叢書集成續編》本，台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影印，第264冊，第584頁。
[17]宋澤元《兩晉南北朝史樂府序》，《四家詠史樂府》附，《叢書集成續編》本，台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影印，第622頁。
[18]關於樂府詩的「選擇類批評」與「專論類批評」，可具體參見拙著《中國樂府詩批評史》第一章第三節、第六章第二節，武漢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27—39頁、第259—26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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