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庸常為神奇

原標題：化庸常為神奇

廣益書局本《浮生六記》繪圖 資料圖片

編者按

性靈思想的興起，是對人的自我價值的認知。性靈指人的心靈，主要包含才、情兩端。陽明心學高揚人的先天良知良能，是性靈說的思想底蘊，強調個體的人的才智與性情，突出個體生命、日常生活的意義，以審美的態度，發現庸常生活中的美。明中後期的焦竑、湯顯祖、公安三袁、鍾惺、譚元春，清中期的吳雷發、袁枚、趙翼、張問陶等，一脈相承。性靈思想不但在傳統的詩文創作中激流涌動，而且在正統文學之外的戲曲和小說中也多有表現。沈復《浮生六記》寫瑣屑的日常生活，化庸常為神奇，描寫夫婦之愛，表達對生活的熱愛，正是人的覺醒的表徵；徘徊於主流體制邊緣、以布衣終老的樸實學者梅鼎祚創作《玉合記》傳奇，抒寫男女情愛，彰顯人之覺醒的社會真相。發現生活，正是對人的發現，對個體生命的尊重與敬畏，客觀上與封建社會規範相對抗。明清性靈思潮，遂開啟了一個思想的新時代，因之也成為中國新文學的起源。（雷恩海）

沈復《浮生六記》，以靈動的筆墨，簡潔雅訓之文辭，描述其伉儷深情、閑情逸趣、山川遊歷以及坎坷人生，遂使其世俗生活與精神世界展露出一片靈光，感動激發人意，獲致美的享受。此乃性靈主義思潮鼓盪之下，對男女之情、庸常生活的審美，預示著近代新思潮的到來、人的自覺精神之彰顯。

生活於乾隆、嘉慶時期的沈復，仕宦不顯，功名未立，當時也並無擅長文章之聲名，然而，沈復以審美的生活態度，處於瑣屑生活，卻能隨時發現並欣賞美。

沈復幼小之時，即有「物外之趣」，能夠以審美的態度發現美：「夏蚊成雷，私擬作群鶴舞空。心之所向，則或千或百，果然鶴也……又留蚊於素帳中，徐噴以煙，使其沖煙飛鳴，作青雲白鶴觀，果如鶴唳雲端，怡然稱快。」這正是李卓吾的「童心」。沈復始終葆有這一童真之心、審美態度，不為生活的粗糲所磨滅。沈復愛花成癖，喜作盆景，精剪枝養節、接花疊石之法，一有閑暇，沈復便巧構花樹、盆景，遂使胸中丘壑，化為眼前景緻，搖曳生姿，增添一抹亮色，美化生活，高情雅趣。其實，審美生活，並非物質豐盈乃至於奢靡，而往往因陋就簡，以雅潔閑適為美。夏月荷花初開，晚含而曉放，妻陳芸「用小紗囊撮茶葉少許，置花心，明早取出，烹天泉水泡之，香韻尤絕」。超越狹隘物慾，隨順造化，處處是美。

《浮生六記》最為人所感動者，乃是沈復與陳芸伉儷之情義深篤。對男女情愛的直接表露，是性靈思潮與人之覺醒之重要表徵。陳芸，一個有才情而生性洒脫的女子，在瑣屑的世俗生活中，兩情相悅，於坎坷艱難中，精神相通，情愛相依，支撐扶養之義深淳樸厚。世俗的庸常瑣屑生活，兩情相悅，不僅僅是耳鬢廝磨之膠膩、依附，而要能交流，有愛好，甚至於有事業可為。既能有相當的一致性，也能有各自的思想與差異性。陳芸堪稱閨中良友，與沈復一樣愛好書畫、疊石為盆景，「至深秋，蔦蘿蔓延滿山，如藤蘿之懸石壁，花開正紅色，白萍亦透水大放，紅白相間。神遊其中，如登蓬島」，神遊天地之外，心靈極其自由。

世俗而瑣屑的物質世界乃生活之土壤，但也需要有浪漫、高尚的精神，化庸常為神奇。靈明的綻放、藝術的熏陶，是升華精神生活的媒介，是家庭的黏合劑，互相激發，也會增加家庭成員之間的吸引力，起到親密凝聚的作用。陳芸極珍惜破書殘畫，終日瑣瑣，不憚煩倦，分類收集，補綴成幅，而有「斷簡殘編」「棄余集賞」之名，「於破笥爛卷中，偶獲片紙可觀者，如得異寶」，賞玩不已。課書論古、品月評花，沈復識見不凡，而陳芸亦領悟獨到，精神相通遂歡暢自然耳。

在沈復的時代，女子外出遊歷受禮法的限制，為社會道德所不許。而沈復與陳芸尋找機緣，踏訪美景，觀賞、遊歷，沉浸在大自然的美景中。如，七夕臨河賞月，河中波光如練，飛雲過天，變態萬狀，而有「宇宙之大，同此一月，不知今日世間，亦有如我兩人之情興否」之感慨，正與蘇軾承天寺夜遊「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記承天詩夜遊》）之情趣相彷彿。游太湖，「漸見風帆沙鳥，水天一色」，境界闊大，搖曳生姿。約邀二三知友，踏訪蘇州南園，陳芸巧為籌劃，煮茶暖酒烹餚，對花小飲，得盡其樂：「風和日麗，遍地黃金，青衫紅袖，越阡度陌，蝶蜂亂飛，令人不飲自醉。」這樣的生活與情味，正是孔門高弟曾皙的理想生活：「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越陌度阡、遊歷踏訪，離開狹小的圈子，暫時擺脫瑣屑的世俗生活，而求得精神的自由與放縱，正是對正常美好生活的追求。儒家所講的孔顏樂處，也就是由審美生活態度而激發，是健康向上的快樂。生活本身就是目的，生活是核心，而快樂則融於日常行為之中，這是性靈思想對庸常生活的意義。腐乳小菜，清茗美酒，或夫婦對飲，或友朋相聚，儉樸的生活，卻也充溢著世俗的歡快與精神的高雅。蘇軾說：「紅日當窗近午時，肚中虛實自家知。人生一飽原難事，況有茵陳酒滿卮。」在枯寂、匱乏、甚或窒息的環境中，一杯美酒便突現生活的美好、人生的快意，實乃化庸常為神奇的審美生活態度使然。

沈復喜遊歷，見識不凡，「凡事喜獨出己見，不屑隨人是非」。沈復擅長繪畫，往往以畫家的眼界來觀賞勝景，以牢籠天地的本領，用詩意化的描寫，將千里之勢納於尺幅之上。游西湖，「覺西湖如鏡，杭城如丸，錢塘江如帶，極目可數百里」；游西山，「但見木犀香里，一路霜林，月下長空，萬籟俱寂。星燦彈《梅花三弄》，飄飄欲仙。憶香亦興發，袖出鐵笛，嗚嗚而吹之」。蘇軾夜遊赤壁，「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赤壁賦》），享受清風明月、湖光山色，而與大自然融為一體之雅興情致，何其相似！武昌黃鶴樓，「冒雪登焉，俯視長空，瓊花飛舞，搖指銀山玉樹，恍如身在瑤台。江中往來小艇，縱橫掀播，如浪卷殘葉，名利之心至此一冷」，大手筆勾勒，描摹勝景之神韻，讀之如臨其境。縱情山水形勝，實乃擺脫現實生活壓迫、追求精神自由的體現。嘉慶十三年，沈復隨御使遠赴琉球，冊封國王，得以縱游海外，領略異域風光：「瀛海曾乘漢使槎，中山風土紀皇華。春雲偶住留痕室，夜半濤聲聽煮茶。」（管貽萼《長洲沈處士三白以〈浮生六記〉見示分賦六絕句》）。

俗話說，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艱辛、不易，往往成為生活的底色；歷經艱難，甚至成為生活的必需過程。沈復與芸娘並非始終沉浸在美好、快意的生活之中，事實上他們經歷了人生的諸多坎坷艱難。《浮生六記》的閨房之樂、閑情之趣、浪遊之快以及遊歷中山，事實上都是以「坎坷記愁」為底色的。沈復為生計而游幕三十年，飽嘗流離之苦，生活困窘；伉儷情篤，浪漫性情，超軼當時社會道德規範，為禮法之士所疾忌，又因言語不慎、為弟借貸擔保，遂不見容於家庭，被父逐出；兩年後雖蒙諒解，得以回家，卻又因盟妓、替友作保借貸西人而再次被逐。此後，沈復攜病婦寄居無錫，謀食揚州，輾轉流離而芸娘亡故，備嘗艱辛酸楚。回鄉探望，仍不見容；復至揚州，賣畫度日，形單影隻，凄涼已極。父亡，奔喪歸家，而弟貪占家產，百般欺凌，沈復不爭纖毫，為友人所援引，寄居佛寺。嘉慶十年（1805），受石韞玉之聘入幕，奔走於荊州、潼關道上，轉至山東，駭悉兒子夭亡，其悲痛何如也，「擾擾攘攘，又不知夢醒何時耳」。

正是在這樣的艱難中，他們努力追求生活的雅化與品位，精神相通、情愛相依，甚至將審美的愉悅上升到志意之樂，化庸常為神奇。沈復與芸娘「一生坦直，胸無穢念」，儉樸生活，甘之如飴。正是在這種艱辛、不易抑或庸常、無奈的生活環境中，保持一己之性靈，化庸常為神奇，由物質的欲求發展到對精神完善的追求，是人格的升華，是人對自身價值的覺醒，是人之為人的開始，也是人性的發現。《浮生六記》彰顯出性靈思想的異彩。

性靈思想，能夠化庸常為神奇。其一，需要直面世俗生活，認識到世界與生活本身就是不完美的，能夠以審美的心態，發現殘缺之中的美、發現陰霾中的光明和亮色。芸娘並非十全十美之人，「兩齒微露，似非佳相」，然而聰慧，知書達禮，其才情與文化修養，使其自有一種天生的風韻。其二，真誠，不失赤子之心。沈復、芸娘始終以真誠之心待人接物，不怨天尤人，所謂仁者不憂、君子坦蕩蕩。因真誠，才能發現並欣賞世俗生活中的美好。其三，尊重與自尊乃美好生活的要素之一，亦是性靈相通、人格平等的體現。兩情之相得，重在於有共同的審美、相互的精神交流，要能互相尊重且自尊，而非喪失自我式的依違與攀附。尊重就是承認其獨立的人格，自尊乃有所守，而保持自我的尊嚴。作為閨中良友，陳芸保持著相當的人格獨立性，她描述人生理想：「君畫我綉，以為持酒之需。布衣菜飯，可樂終身。」其四，要有為，不苟且。世俗生活，需要有所為，保持一點藝術愛好，乃超越庸常生活、升華精神的良方。汲取知識的力量，正是化庸常為神奇、不俗之良方。寄居菜園，賃老嫗之室，「四壁糊以白紙，頓覺改觀」；而蕭爽樓中「四忌」「四取」，更是擺脫庸俗而追求精神之超越與快樂。其五，需要有應對世俗生活的能力。生而為人，離不了日常的瑣屑生活，要有一種謀生的技能，能夠應對自如。事實上，沈復是比較缺乏這種生活能力的，養成了對大家庭生活的依賴，一旦離開大家庭的庇護，很快就陷入艱難；兒女未撫養成人，女兒當童養媳、兒子入店作學徒，芸娘病重而歿，沒有盡到一個父親、丈夫的職責。

《浮生六記》所展現的，正是性靈思潮鼓盪下的人之覺醒，激發了對瑣屑生活的熱愛，身處庸常生活而以審美的心態，化庸常為神奇。

（作者：姜朝暉，系甘肅政法學院人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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