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的另一面

來源 | 《 中華讀書報 》

民國時期的文化人大都曾涉獵過出版，書局、報刊、學校本來就是文化人「三點定一平面」的陣地，也是他們生存的載體。當然，後來體制變了，書局、報刊等等都遠離了文化人，於是才有他們彼此的隔膜，而前者的批量作業、垃圾生產也就伴隨了後者的疲弱蒼白。以當年文化人的典範蔡元培為例，教育、書局、報刊這三者可曾須臾離之？ 蔡元培是個愛讀書的人，從20歲時始就曾在家鄉赴「古越藏書樓」徐樹蘭家裡幫助校閱《周易小義》、《群書檢補》、《重論文齋筆錄》，後來他還曾主編過《俄事警聞》等報刊。執掌北大期間，他又出版了《北京大學日刊》、《北京大學月刊》等等，考察他的一生，熱心出版始終是一個重要方面。

清末「西學東漸」漸成大勢，時賢認為改革教育為救國之本，蔡元培以為：「我國印刷工業始於五代，歷宋、元、明以迄於清，積漸發展。顧其所注意者，率在四部巨帙，供成學治國聞者之涉覽，間或稗版，以餉舉子，至於村塾課本，大多數兒童之所誦習，則大抵粗率不求精也。清之季世，師歐美各國及日本之制，廢科舉，立學校，始有教科書之名，為教習者，以授課之暇編纂之，限於日力，不能邃密。書肆詘於資而亟於利，以廉值購稿而印之，慰情勝無而已。近二十年，始有資本較富之書肆，特設印刷所，延熱心教育之士，專任其事，於是印刷工業，始影響於普通之教育」等等，於是在戊戌變法失敗後，蔡元培感到清廷不可倚，政治改革無濟於事，取為長效，莫如教育，他遂與遭革職離京的張元濟一齊往南洋公學投身教育。恰好清末廢科舉興學校，各地紛紛創辦公私學校，但缺乏合適課本，教育之興勢必要求出版之興，於是蔡元培又與張元濟一起加入商務印書館，主持編譯以及編輯中小學教科書的工作。在商務印書館，蔡元培首先制訂了國文、歷史、地理三種教科書的編輯體例和要求，隨後分由張元濟、高夢旦編寫，事實證明：這套當時最新的教科書開創了中國學校用書的新紀元，後來蔡元培高興地寫道：新式教科書的編撰，「其創始者實為商務印書館」。

一國之興，端在教育，而發展高等教育更是題中應有之義，此前中國大學教育發展遲緩，原因之一是缺乏國人編寫的大學教材。基於這種認識，後來蔡元培倡導「國化教科書」運動，即提倡大學編纂和使用國人編寫的教材。他在《國化教科書問題》一文中說：「現在我國學校，自高中以上，率多採用外國文本子，尤其是自然科學，如數、理、化、動、植、礦等科，多用原文教學。這固然是我們文化落伍的國家，想得到現代的知識所用的苦法子。但吾人終須認為這是不得已的過渡方法。倘若將這種不良狀況長時間的展延下去，則吾國學子所受的損失，將不可言喻，實為一件可惱痛的事。」蔡元培還認為：一意依賴洋文教本，或「糜費時間與腦力」，或「與國情不適合」，以及「足為普及教育的障礙」。在他的倡導下，1932年商務印書館開始編輯出版《大學叢書》，並由蔡元培擔綱，邀集了國內各大學及學術機關的代表56人組成編輯委員會，制訂計劃，分請專家編輯各學科的教材。這套叢書先後出版了300餘種，使大學用書初具規模。在它的影響下，其它書局也爭先恐後出版大學教材，如言行出版社、南京正中書局、中華書局、貴陽交通書局、大廈大學等，雖然其規模均不及商務印書館的《大學叢書》，但皆為促進中國大學教育和學術的獨立作出了各自的貢獻。

此外，蔡元培還十分重視對社會大眾的知識普及教育。1918年，他邀請胡適、沈尹默、劉半農等發起編印《常識叢書》，並親擬編輯會簡章，規定叢書分普通、特別兩類，前者以普羅大眾所必需知識為範圍，其內容為語典、國語文選、古書今譯、中外地理歷史以及中外風俗記等；後者以國外僑工特別需要的知識為範圍，其內容為僑工常識、衛生、歷史、組織、小說以及工會組織、工人經濟等。到了「五四」新文化運動興起之後，隨著白話文、新式標點符號的推行，1937年，蔡元培聯合文化界六百多人共同發布了「我們對於推行新文字的意見」，主張：

「中國大眾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是沒有四聲符號麻煩的新文字，是解脫一切方言獨裁的新文字，這種新文字，現在已經出現了。以下是我們所要建議的具體方法：一、每一個方言的新文字方案成立後，我們首先要根據這方案編輯最廉價的課本指導書。二、課本編成後，即著手運用各級學校、民眾學校、識字學校、夜課學校、補習學校、講習會，培養新文字的教師，凡學會新文字的人都有教人的義務。三、為著要使學過新文字的人繼續學習起見，我們要出版高級課本、報紙、小說、詩歌、各科小叢書、新文字連環畫、新文字的辭典、北方話與其他方言對照讀物。四、根據新文字方案創製文字速寫並創製新文字打字機。五、對於用漢字編印的書報，我們主張：1、文字大眾化；2、橫排；3、採用新文字報頭；4、新文字漢字對照的讀物另闢一欄。」

以上文字改革、出版規劃等等，某些方面固然有失偏頗（如文字的拼音化），但總體上是對普及大眾教育、促進新興出版業的健康發展有所裨益。然而隨著抗戰全面爆發，諸事的具體實施便無從議及了。後人提及過去的「老書局」、「老報館」等等，可能會無比感慨，但人們又會注意到這樣的歷史事實：出版往往有一個靈魂或核心，這種場效應可以造成文化盛世，具體到蔡元培，他是晚近中國屈指可數的「聖人」之一，所謂「因其器局大，識見遠，所以對於主張不同、才品不同種種的人物，都能兼容並包，左援右引，盛極一時」（梁漱溟《紀念蔡元培先生》）。

蔡元培是名人，名人就會有所謂「名人效應」。出版行業常見的，是新書作者往往會請名人為其書撰寫序跋，這對提高圖書品位、擴大圖書的影響力具有重要的作用，而蔡元培就曾為許多圖書寫過序跋，如上海良友圖書公司出版《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1927叢書》，內容涉及小說、詩歌、散文、文藝理論等，堪為出版精品，當時趙家璧邀請蔡元培撰寫總序，蔡元培當仁不讓。他寫道：歐洲近代文化都從文藝復興時代開始，中國到了近代，「非有一種復興運動，不能振發起衰，『五四』的新文學運動，就是復興的開始。」那麼，歐洲文藝復興時期以人文主義為標榜，由神的世界而進入人的世界，「五四」則「反對文言，提倡白話運動，可以說是棄鬼話而取人話了」。蔡元培標高識遠，在做了中西新文化的比較之後，又著重指出：中國的文藝復興自「五四」運動以來不過十數年，新文學運動所體現的科學精神、民主思想以及表現個性的藝術等等，均尚在進行中，「但是吾國歷史、現代環境，督促吾人不得不有奔軼絕塵的猛進」，而「對於第一個十年作一總審查，使吾人有以鑒既往而策將來」；至於將來，他提出至少應以十年的工作，來抵歐洲各國的百年，用二、三十年時間，走完人家二三百年的歷程，更冀望中國能像歐洲文藝復興時期那樣，群星燦爛，人才輩出，在第二個或第三個十年里，產生出自己的拉斐爾、莎士比亞等人類文化的巨人。有鑒於此，蔡元培還建議趙家璧：「假如這部書銷路不壞，你很可以繼續地編第二個十年，但是我個人覺得比這更重要的是翻譯作品的結集。『五四』時代假如沒有西洋的優秀作品介紹到中國來，新文學的創作家就不會獲得目前所有的成績。當時所從事翻譯工作的人，他們所留下的種子，是一樣值得後人珍藏的。所困難的是這些作品散佚的情形，比這部書更難著手去整理而已。」果然，後來良友圖書公司還有編輯出版《世界短篇小說大系》的計劃終因抗戰爆發被迫中輟。

如上所述，蔡元培有敏銳的學術洞察力、高屋建瓴的出版理念，同時不失仁藹之心。 《蔡元培全集》里，他向人舉薦的信函佔了很大比例，如「商務」檔案宗卷若在，也可看到。王雲五曾回憶蔡元培「學生知好極多，自動懇求蔡先生向我介紹書稿，或推薦職業者，蔡先生大都是來者不拒，而且每一次都是親筆作簡單的介紹。」「蔡先生畢生過著學者的生活，同時富於中國人的人情味，多年以來對於推介之請求既然是來者不拒，一旦予人以峻拒，定然使來者萬分難堪。」（王雲五）但是，書局畢竟也是需要苦心經營和牟利的，薦人薦稿太濫也不見得妥當，蔡元培也不為難書局。王雲五回憶說：「他的介紹目的，只是讓我知道其書稿或其人的來源，由我自行注意。因為他絕對沒有功夫把每一部書稿都讀過，或把每一個人的服務能力考驗過，才寫信介紹。因為這是各有專長的事，一部書稿到了我們編輯所也是分交有關的專家審查，一個人被推薦後，也應經過考驗。所以他的介紹書，只是使我注意其來歷而已，……我領會此意，所以對於蔡先生的一般推薦函，多不另作詳盡的考慮。」（王雲五《蔡子民先生與我》）

傅斯年曾說：「蔡先生實在代表兩種偉大的文化，一是中國傳統聖賢之修善；一是法蘭西革命中標榜自由、平等、博愛之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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