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敗後的日本(三)：可愛的共產黨
原標題：戰敗後的日本(三)：可愛的共產黨
【文/紅色槍騎兵】
在日本漫長的歷史上，或許只有戰後的這兩三年時間裡面，來自底層的革命顯得如此切近，如此緊迫，如此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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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旗的海洋
萬世一系的神國，八紘一宇的聖戰，這些曾經被吹噓的神乎其神的東西，現在都已經被證明是純扯淡。天天餓得要死，不得不一件一件地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賣給黑市，就連平常意義上的的純良美俗，也保持不住。民眾需要社會正義來反抗黑暗的現實，而在當下，社會正義的名字就叫和平與民主，可是舉目四望，哪裡有和平與民主的代言人呢？
當然，在佔領軍的威光之下，誰都能來兩段和平與民主的貫口。可是老百姓還是有點記性的：在昭和初年的舉國瘋狂中，別說所謂的「民主派」政治家，就連標榜「獨立」的知識分子和藝術家們，也都改換了門庭，投身鼓吹侵略戰爭。現在他們懺悔的懺悔，改口的改口，開始說民主與和平了。
可是，民主和平並不能解決民生凋敝、黑市猖獗的問題。 因為在日本傳統的政治詞典上，「民主」就意味著黨同伐異，權錢交易，貪污受賄，就意味著財閥和政治家的蠅營狗苟。而「和平」則更簡單，不宣戰就算和平。如果任由政治精英繼續去搞戰前的那種民主與和平，日本的情況情況更糟，絕不會改善。
佔領軍確實帶來了民主與和平，但並沒有告訴日本人怎麼用這個來解決政治黑暗，投機倒把，經濟停滯的問題。何況現在站在台上鼓吹民主與和平的人裡面，口袋裡揣著黑市的股份，屁股上蓋著軍國主義時期的紫色檢疫合格章。
日本人哪還有身世清白的政治人物可以相信呢？——別說還真有，就是先前被日本政府通緝的政治犯們，一幫死硬的共產黨。他們之前因為不願意與侵略戰爭同流合污，要麼被殺，要麼坐牢，要麼逃到國外去了。
他們證明了自己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人，是十五年侵略戰爭中唯一沒有出一點力的人。現在他們從牢里和國外出來了。於是乎，自然就成了追求和平與民主的典範，一片空虛中僅存的道德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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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崎秀實與佐爾格
戰後的第一位共產黨明星是佐爾格情報小組的成員，最後和他一起受絞刑的共諜尾崎秀實。其在獄中寫給妻女的書信集《流星般的愛情》在戰後一經出版，立即成為暢銷書。以叛國罪被處決的大共諜在朝不保夕的牢獄生活坦率誠懇展現出的內心世界，讓民眾看到了逆境和重壓下除去苟延殘喘以外的另一種的真實，找到了除了軍國主義叫囂以外的另一種愛國主義。找到了將自己與英雄們聯繫起來的共通點，找到了追求正義和自由的動力。
1946年1月，長期在中國領導「日本士兵反戰同盟」的日共領袖野坂參三回國了，盛況彷彿拿破崙從厄爾巴島前往巴黎：在他從博多登陸開始到坐火車抵達東京，沿途處處受到歡迎，在由影院改建而來的共產黨代代木總部外面，穿著和服與洋服的女性市民蜂擁成群，手中的紅旗匯成了紅色的海洋。
野坂參三在回國之後的演說中強調，「事實證明共產黨是真正的愛國者和真正的民主守護者」，正是那些將共產黨投入監獄的軍國主義分子和傳統政治精英造成了戰爭的災難。現在人民依然面臨著特權階級，保守派政治家和軍國主義餘孽們的威脅。他承諾要建設一個「可愛的共產黨」，通過和平的方式建設資產階級民主，從而推進社會主義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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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牢里出來的德田球一（左）志賀義雄（右）與從中國回來的野坂參三（中）
戰前的共產黨不過是個幾百號人的秘密組織，在大眾眼中的印象是充斥著內部肅清和派系鬥爭的極端團體，現在他們還是只有幾百人，卻成了日本的良心，日本和平與民主傳統的代言人，而且還要「可愛」起來，實在有點令人難以置信。
不過日本共產黨確實不負眾望地帶來了民主的新形式，某種意義上來說，這還多虧了佔領軍幫忙。
與「穿越者」達成共識
佔領軍總部（GHQ）所有的人都有軍職，但這並不是說他們都是職業軍人——其實大部分都是經濟法律等各方面的專家，掛了個軍銜就來當差的，然而這些專家們卻沒有一個是研究日本的，這對於日本統治精英們來說真是個壞消息。
當時在美國的國內也頗有一些長期從事對日外交和日本研究的「日本通」，以美國前駐日大使格魯為代表。這些人明白日本戰前政治的運作方式，多少認同日本「國體」的價值，至少也會說日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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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港事變爆發時的美國駐日大使格魯
在戰前日本和美國合作無間的時代——換句話說就是美國出口廢鋼鐵和石油，幫助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時代——「日本通」們與日本的政治精英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如果有這些人在GHQ裡面，護持「國體」的大業當然能有不少助力。
不幸的是因為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日本通」也替他們的日本朋友承受了民眾和高層的怒火。因為他們似乎被清酒灌蒙了，未能及時對日本的軍國主義化發出警報。
有鑒於此，東京的佔領軍司令部幾乎是徹底排斥一切有日本經歷的人。法學家阿爾弗雷德·歐普勒也在佔領軍中得了一個任命，被監修日本全部的民法和刑法。他的第一反應是想要GHQ另請高明：實在不是他謙虛，他在德國出生，對日本的情況一無所知，但佔領軍就喜歡他這樣的人，因為「沒有成見」。
取代「日本通」的是一群被稱為「中國通」的人，這些人都有些在華活動經歷， 雖然都自稱是民主自由主義者，但按照後來麥卡錫的標準，十有八九都是鐵證如山的共諜。《太平洋事務》的編輯畢恩來就是其中之一，他曾經在燕京大學任教，和拉鐵摩爾一起訪問過延安，見過毛主席。他就任GHQ的經濟分析師，主張廢除天皇制，徹底解散財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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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左至右：菲利普·傑弗、拉鐵摩爾、朱德、艾格尼斯·傑弗、畢恩來
畢恩來的觀點頗能代表這些人的認識。他說， 日本的「自由主義者」是這些人：「他們曾經領導過1941年前被鎮壓的政黨、工會和農會」，「曾經公開地、毫不含糊地反對戰爭，可能由於魯莽坐過牢，飽受摧殘」。在美國，有過類似經歷的人在羅斯福時代已經算不上離經叛道，但在日本卻仍然是少數「極端分子」才享受過的「殊榮」。
「中國通」們對日本政治精英們所守護的「國體」沒有絲毫的好感。他們的想法很簡單，就是把自己在美國的價值觀應用在日本，凡有不符的傳統制度則全部砸的稀巴爛。簡直像是一群穿越者闖進了異世界一樣。
佔領軍毫無顧忌地允許工農群眾自由結社，這不但是戰爭期間軍國主義政府所不可能允許的，甚至戰前的日本政府也是不能允許的——因為正是這些做法讓共產黨有了「水」，也正是如此，日本的政治才第一次衝出了高層帷幕。
保障勞動者集會，罷工，團體交涉權利的工會法是在1945年的12月22日才正式通過的，但是截至1945年終，工會人數已經達到38萬人。又過了一個月之後的1946年初已經突破100萬。到1946年底已經上升到560萬人。為了爭奪工會組織的領導權，右派，社會黨和共產黨展開了激烈的鬥爭，而最終的結果是剛從監獄裡出來的共產黨掌握了三分之二的工會組織。
工會不是突然就從草叢裡跳出來的：二戰中日本為了進行總體戰動員，將大多數工人都編入了管理體系之內。工人們很自然地就由這些組織建立起了工會。現在輪到共產黨動員他們了。
群眾的團結和創造力幾乎是立刻就顯現出了政府解決不了經濟蕭條，但是共產黨卻鼓勵工人自己動手解決——企業主們如果不滿足工人改善待遇的要求，工人們就以「生產管理」為名，拋開企業主和管理者進行生產，《讀賣新聞》、京成電鐵和三井美唄煤礦一度都被造反的工人與職員控制了。
在團結和尊重專業技術的勞動者自治下，他們的產量反而提高，成為了糟糕經濟狀況中的亮點。這越發證明了他們的觀點：民不聊生全系政府和資本家搗亂，必須推翻保守派政權。而政治精英們卻為此大為不安：企業簡直歸勞動者所有了，接下來豈不是要一切權利歸「蘇維埃」了！
你選你的，我鬧我的
1946年4月10日，日本帝國議會進行了最後一次眾議院選舉，雖說佔領軍已經修改了選舉政策，但是保守派依然佔據極大優勢：不錯，有幾百名就政治家和舊官僚已經被剝奪政治權利，但他們的門生子侄依然繼承了他們經營的勢力，而左派的候選人們卻還沒來得及適應選舉遊戲的玩法，建立新的支持基礎。
可是共產黨和群眾自有自己的玩法，就在總選舉前三天，69個工農團體和45個文化團體組成了7萬人的大潮，湧進了日比谷公園——運輸業工會動員了50多輛大卡車來運送東京地區的集會者，而國鐵工會則安排外圍縣市的代表免費坐上火車前往。在樹上都站滿了人的大會上，群眾通過決議要以「民主革命」的方式推翻幣原喜重郎政府。而且他們接下來就真的行動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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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攻國會議事堂的群眾和美國裝甲車
5萬群眾開拔前往首相官邸，最後是由於美國憲兵的介入，官邸才不致被憤怒的群眾衝垮。以德田球一為首的13人代表團被允許進入官邸陳述他們的意見。德田當面指責幣原說，他如此肥胖，絕不可能是靠政府限定的每月500日元收入過活。在前政治犯的逼問下，戰前就赫赫有名的外交家和政治家驚慌失措，最終狼狽逃離了會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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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原喜重郎
最後的選舉結果是，466席中，保守派的自由黨和進步黨分別拿到141席和94席，左派的社會黨93席，中派的協同黨14席，日本共產黨5席。經過一番PY交易，保守政客吉田茂榮幸地成為了日本最後一位被天皇任命的首相，可是他上台的時候，眼前是一片紅旗的海洋，身邊則找不出願意充數的閣僚，因此前首相幣原喜重郎不得不繼續留任。但過激分子們似乎不準備給他們太多時間。
5月1日，共產黨發起了全國範圍內聲勢浩大的勞動節集會，參與人數高達250萬。組織者們向佔領軍和同盟國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函，表示要動手「根除封建獨裁的壓迫，基於國民的真正意願建立人民政府，絕不再次破壞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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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主會場的參加人數高達50萬人
5月12日，一小群受困於糧食分配不足的示威者在野坂參三的鼓動下直衝皇宮檢查御膳房，結果當然是發現了許多普通家庭飯桌上看不到的食物。這件事情成為了一周以後25萬人參與的「糧食五一節」的導火索，德田球一對飢餓的主婦和女學生們發表了他對天皇的尖銳吐槽：「我們在挨餓，而他怎麼樣呢？……可能天皇只會說"啊，是那樣嗎？""啊，是那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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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食五一節」上飢餓的學童
5月接連不斷的抗議高潮，似乎意味著日本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底層革命就要到來了。為了平息事態，裕仁天皇再次放送了他的「玉音」，試圖呼籲國民團結，並表達了對民間疾苦的關注，正如他在戰爭中一再表示的那樣。群眾對裕仁的陳詞濫調報以哂笑，天皇似乎有回到了他在日本古代歷史中慣常的泥塑木雕般的位置，
然而，另一個來著雲端的聲音卻彷彿晴天霹靂：5月20日，最高司令官麥克阿瑟發布警告令，譴責了「少數分子的過激行為」和「暴民政治」，聯合國對日理事會的美國代表則傲慢地斷言，五一群眾集會遞交上來的信函有「俄語翻譯來的跡象」，將群眾民主行動歸為蘇聯間諜陰謀——這種手段在日後的幾十年會多次使用。
21日，麥克阿瑟召見了吉田茂，許諾增加美國糧食援助以應對飢餓。第二天，吉田茂宣布組閣成功，保守政府度過了垮台危機。而左翼勢力和群眾的氣勢則為之一挫。
群眾組織並沒有因此一蹶不振，反而是繼續擴張，共產黨的鬥爭也沒有就此結束。但是任何人都看得出來：他們踢到鐵板了，想要搞「民主革命」不可能了。草根民主從此被佔領軍的五指山給罩住了，日本歷史上距離成功最近的一次底層革命被扼殺掉了。
恍惚間共產黨員和草根民主主義者們發現，情形似乎跟戰前沒什麼兩樣，任你如何自由民主，卻有個天皇在你頭上肆意妄為，說不得碰不得。當時天皇是個戴眼鏡的小個，這個換了一個——塊頭大得多，而且叼上玉米芯煙鬥了。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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