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方寶劍，本是皇帝的御用兵器。有關尚方劍的記載，最早出現在漢代。漢成帝時，朱雲上書云：「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手握尚方寶劍的人，是被授予專斷和專殺權力的人，傳統戲曲中，也不斷渲染這點，以至於「尚方寶劍」這個辭彙成為特許權力的代名詞。授予尚方寶劍屬於一種軍事禮儀，其實在古代用的並不多，頻繁賜尚方劍在明朝後期才出現，而尚方劍的效用，也出現過失靈的時候。

萬曆三大征時，均使用了尚方寶劍。

萬曆二十年（1592），平定寧夏哱拜叛亂，前方將領被授予尚方寶劍後，獲得勝利，朝廷感覺嘗到了甜頭，賜尚方劍開始頻繁起來。

萬曆二十五年(1597)，豐田秀吉調動水陸軍14萬餘人，第二次進攻朝鮮。明廷以兵部尚書總督薊遼邢玠發兵朝鮮，協助抵禦倭寇，「帝發帑金犒軍，賜玠尚方劍，而以御史陳效監其軍。」

萬曆二十八年（1600），以前兵部侍郎李化龍總督川、湘、貴州軍務，賜劍，假便宜，征討播州土司楊應龍叛亂。是役歷時114天，楊應龍叛亂被鎮壓。

萬曆三大征讓明廷看到賜尚方劍的效用，賜尚方劍不但更加頻繁，而且逐漸制度化。

熊廷弼

萬曆四十七年，熊廷弼為遼東經略，萬曆皇帝「且賜尚方劍重其權」，「廷弼將啟行，帝特賜麒麟服一，彩幣四，宴之郊外，命文武大臣陪餞，異數也」。這次賜尚方劍，已經有隆重的儀式，雖然被稱之為「異數」，但以後的賜尚方劍禮儀，卻在此基礎上實行增減。

天啟四年（1624），督山海關及薊、遼、天津、登、萊諸處軍務孫承宗受命出督山海關，「帝特御門臨遣，賜尚方劍、坐蟒，閣臣送之崇文門外」。 孫承宗到任之後，請用馬世龍為總兵，「以尤世祿、王世欽為南北帥，聽世龍節制，且為世龍請尚方劍。帝皆可之。」

孫承宗

馬世龍被「賜尚方劍」，薊遼經略孫承宗「為築壇拜大將，代行授鉞禮，軍馬錢穀盡屬之」。馬世龍的尚方劍是由孫承宗轉授，築壇、行授鉞禮，實際上是在賜尚方劍禮儀上加重，馬世龍也應該知恩圖報。崇禎二年（1629)，馬世龍代行總理諸軍，「賜尚方劍，盡統諸鎮援師」。

尚方劍之賜，只是明代皇權運行的一種方式，並不是說每賜尚方劍必能達到良好的效果。

實際上，到明後期才出現的尚方劍是明廷軍政管轄權出現問題時調整的一種措施或手段，一旦軍政局勢出現更加嚴重的問題，賜劍同樣是徒勞無功、甚至是荒唐可笑的。

崇禎十七年( 1644)，在李自成進軍到山西時，崇禎帝還演出一場賜尚方劍的鬧劇。

當時的東閣大學士李建泰是山西曲沃人，家富於貲，與同官談天時講自已可以出資佐軍，並能夠破賊。不想被崇禎帝得知，即讓李建泰督師山西，「加建泰兵部尚書，賜尚方劍，便宜從事」。為此還舉行了遣將禮，「帝御正陽門樓，衛士東西列，自午門抵城外，旌旗甲仗甚設。內閣五府六部都察院掌印官及京營文武大臣侍立，鴻臚贊禮，御史糾儀。建泰前致詞。帝獎勞有加，賜之宴。御席居中，諸臣陪侍。酒七行，帝手金卮親酌建泰者三，即以賜之。乃出手敕曰：『代朕親征』。宴畢，內臣為披紅簪花，用鼓樂導尚方劍而出。建泰頓首謝，且辭行，帝目送之」。

這場需要數萬人的大禮儀，所送出的僅是擁有五百家人而毫無戰鬥力的隊伍，剛出京城，山西曲沃就已經失陷，李建泰只好轉道保定，叩城求入。時攝行知府邵宗元不許其入，李建泰「舉敕印示之」。邵宗元說：「菏天子厚恩，御門賜劍，酌酒餞別。今不仗鉞西征，乃叩關避賊耶？」氣得李建泰「厲聲叱呼，且舉尚方劍脅之」。若不是有監軍御史認識李建泰，他連城都進不去。持有尚方劍的李建泰欲投降，要邵宗元用印，邵宗元抵印厲聲說：「我為朝廷守土，義不降，欲降者任為之」。可見此時的尚方劍連一個攝行知府也不能指揮了。而所任非人，李建泰竟背叛了明廷，向農民軍投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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