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洲異族論」罔顧事實

原標題：「滿洲異族論」罔顧事實

1996年以日裔美籍學者羅友枝發表的《再觀清史：清朝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為開端，相繼出現歐立德、米華健等主編的《新清帝國史：內陸亞洲帝國在承德的形成》和米華健寫的《嘉峪關外：1579—1864年新疆的經濟、民族和清帝國》，以及「新清史四書」等為代表的著作和論文。他們以「新清帝國史」（簡稱「新清史」）相標榜，甚至以新「學派」自稱。我認為，就整體清史而言，「新清史」的若干提法應當辨析。

「三強調」以舊充新

「新清史」究竟「新」在哪裡？據「新清史」的代表人物歐立德等人歸納，從清史研究的角度看，主要體現在「三強調」：一是「強調全球化視角」；二是「強調滿洲因素的重要性」；三是「強調使用滿語和其他少數民族語言的重要性」。我們姑且按照這三個方面討論。

所謂「全球化視角」。「視角」，即觀察問題的角度。鴉片戰爭之前，中國人的觀念基本上是封閉的，但並不排除仍然通過一些渠道，諸如少量的國際貿易、宗教傳播等了解一些域外的世界。當帝國主義列強用槍炮和鴉片打開中國大門之後，一些先進的中國人即開始睜眼看世界。他們開始將眼光轉向俄國、歐洲其他國家及日本，出現了一批批睜眼看世界的研究成果，諸如魏源的《海國圖志》、何秋濤的《朔方備乘》、黃遵憲的《日本國志》等。與此同時，一些有志之士開始重新審視歷史，出現了一系列探討清代歷史的言論和著作，產生了諸如「自強新政」「戊戌維新」「清末新政」等改革。這一時期諸多奏疏、言論和著作，開始將清王朝與世界各國聯繫起來，進行思考、對比。中國早期維新思想家、改革家、革命家的一系列著作，無不打上這一時代的烙印。其後，中國歷史學家、思想家乃至政治家對清史的研究和表述，逐步摒棄了思想封閉狀態，「全球化視角」逐漸根植於中國文化中。所以，「新清史」學者提出的「強調全球化視角」並不是什麼「新觀點」或「新命題」。

所謂「滿洲因素的重要性」。「新清史」宣稱要「強調滿洲因素的重要性」。其實，對滿洲在清史中的作用，僅僅用「因素」來概括顯然是不夠的。在清代歷史中，八旗興則清盛，八旗衰則清亡。這是歷史事實。在我國對清史的資料整理及研究中，所謂「滿洲」也絕不僅僅是一個「因素」，而是直接面對的「中心」或「重心」。清代統治者曾花費很大的精力組織整理、宣揚「滿洲」的豐功偉績，編纂了一系列史書，諸如《八旗通志初集》《欽定八旗通志》《開國方略》《親征平定朔漠方略》等，目的是使其王朝永垂千古。清朝被推翻後，我國研究者也一直正視「滿洲」在清代佔據主導地位這一歷史事實。出版的一系列清代通史或專門史，從沒有抹殺或否認「滿洲」的重要作用。

所謂「使用滿語和其他少數民族語言的重要性」。清史研究中，最早重視和利用滿語、滿文資料的就是我國學者。清代統治者為了保存自己的歷史，很早就採取措施，對滿文資料進行收集和整理，並對滿語的發音進行核對，將滿文及一些其他民族文字譯為漢字，可以說進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這為學界利用滿文等資料提供了便利。以清代早期的重要歷史資料《滿文老檔》為例，早在清末民初，我國學者已經開始翻譯和利用。其後，台海兩岸的學者花費大量精力相繼出版了漢譯《滿文老檔》。近年來，我國東北地區的一些學術機構、第一歷史檔案館、《歷史檔案》雜誌等，出版大量漢譯滿文資料，可見對滿文資料的重視。現在，利用滿文資料研究清史和滿族史的機構和人員不斷湧現，一批又一批的研究成果面世，何須由美國「新清史」學者來強調呢？

「滿洲異族論」罔顧事實

「新清史」學者的「三強調」，核心是圍繞清代的民族和邊疆問題。他們有一個重要的觀點，認為「滿洲」不是中華民族的成員，而是「異族」，即「滿洲外來論」。其代表人物宣稱：「滿洲人征服中原建立大清國」是「異族入侵破壞了中國主權」，進而提出「不應直接把清朝稱為中國，或是把大清皇帝稱為『中國』的皇帝」，主張在「清朝」與「中國」間「划下一條界限」，從而將中國與「清朝」分開。清朝是「滿洲帝國」，「中國僅是其中一部分」。

對中國歷史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自古以來，「滿洲」都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員。中國的歷史典籍，清楚地記載了「滿洲」的發展與傳承。他們與漢族及其他民族共同生活在中國大地上，或和諧或矛盾乃至征戰，但從未從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分離出去。這一點清朝的「滿洲」統治者自己都一再申明。需要補充的是，「滿洲」不僅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而且他的領導人物努爾哈齊還曾是大明王朝正式任命的官員——建州左衛都指揮使、都督僉事，乃至被明王朝晉封為「龍虎將軍」，曾擔負為明朝管理下屬，守衛疆土的職責。

按照「新清史」的邏輯，既然「滿洲」是「異族」，那麼其入主中原、開疆拓土就都是「侵略」。中國也只能是其中的一部分。事實並非如此。

首先，近代國家觀念是鴉片戰爭後才逐漸傳入中國，此前中國歷史上的王朝更迭不是近代觀念上國與國之間的關係。部落或諸侯國為了生存和發展，為了各自的利益，為了搶奪資源常常發生矛盾乃至征戰。中國歷史上的「春秋」「戰國」時期，「五代十國」時期均是如此，清王朝的建立亦是如此。

其次，中國歷史上實現統一或兼并的政權，並不都是漢族政權。佔據中央統治地位的統治者也並不都是「漢族」。難道不是漢族當「皇帝」就不是「中國」嗎？清朝皇帝一再申明自己是中國皇帝，康熙甚至以在位最長的中國皇帝為榮。

最後，尤具深遠意義的是，當辛亥革命爆發，各族民眾反對帝制時，清朝皇帝宣布退出帝位，並期望實現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終結了中國幾千年的專制統治，期望實現立憲共和和領土完整。在中國歷史上，此舉可謂空前。無論是對外還是對內，清朝能不是中國的代表嗎？其後的中華民國不正是接續了這一政治遺產嗎？

因此，「新清史」將「滿洲」與中國割裂開來，既不符合事實，又誤導廣大民眾。若任其流布，其後果難以想像。

清朝與中國區隔不足採信

「新清史」學者將清王朝分為兩部分：一是中原地區，二是「亞洲腹地」。中原地區指漢人集中居住的「中國」，「亞洲腹地」則指新疆、西藏、蒙古及東北等少數民族居住的地區。按照這樣的邏輯，「新清史」認為中國不能與清朝劃等號，清朝是「滿洲帝國」，「中國僅是其中一部分」。

事關中國疆域與主權，不得任人妄說。此前，有關「中國」與「清朝」的關係，已有諸多史學家以豐富的資料進行了極具說服力的論述，對「新清史」的詭辯進行了有力的回擊。這裡要強調的是，「新清史」將清王朝的「亞洲腹地」——新疆、蒙古、西藏等地排斥在中國之外，是別有用心。

清王朝經歷順康雍乾四朝的努力，不僅奠定了廣闊的疆土，而且形成了多民族統一的國家。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這種統一在很大程度上得到邊疆民族的認可和歡迎。因為地處邊疆的蒙古、西藏、新疆等民族，他們長期以來與中原保持著密切的經濟、文化乃至宗教的聯繫，從來沒有自外於「中國」。清王朝大一統局面的形成，不單純是軍事征服，還包括政治聯姻、宗教共享、經濟文化互惠等。

清王朝對於自己的疆域早就有精確的表述。在清代編撰的《大清會典》《大清一統志》等著述中，分別記載了不同時期清王朝疆域的變化及管理的方式，但從未將自己的領土分為「中國」與「亞洲腹地」。

清王朝依據各地、各民族不同的歷史、宗教和習俗，創造性地實施不同的管理制度。他們尊重各民族的宗教習俗和生活習慣，用各民族便於接受的方式實施統治和管理。對軍事要地採取「八旗駐防」與設省府州縣管理相結合的制度，對「蒙古」採取「盟旗」制度，對西北新疆等地採取設置將軍及「伯克」制度，對東北地區採取設置「將軍」管理制度，對西藏採取設置「駐藏大臣」與宗教領袖相結合的管理制度，對西南地區採取駐地官員與「土司」並存制度等，可以說是「一國多制」。但是，不論管理方式如何多樣，始終維持和保證了清王朝政權的統一，創造了中國歷史上「大一統」的盛世。

在清代史料中，我們從未看到像「新清史」那樣，將自己的版圖與管轄的臣民分為兩類的記載。「新清史」使用「亞洲腹地」一詞，看似有「世界視角」的「新意」，實則歪曲了清代疆域與主權的真實面貌，不足採信。（楊益茂）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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