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江村經濟》(品讀經典)

原標題：重讀《江村經濟》(品讀經典)

　　費孝通先生的《江村經濟》最近由北京時代華文書局再次出版，這是中國人民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所長趙旭東教授為該書所寫的導讀。

——編者

《江村經濟》一書是費孝通20世紀30年代在英國倫敦經濟學院讀書求學之時，在波蘭裔英國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指導下完成的一篇博士論文，並於1939年以英文在倫敦出版。馬林諾夫斯基在書的序言中說，這是一個中國人對自己人民的研究，這種方法對於西方的人類學而言，實際上是很難能可貴的一種方法。最初的西方人類學是一種對於西方殖民主義所觸碰到的異文化的研究，研究者總是需要藉助一種「田野工作」的做法千方百計打破這種隔膜性的芥蒂。或者通過長時間的接觸觀察，或者努力學習掌握當地人的語言，才能設身處地地了解當地人的生活、思想和價值觀念，由此形成對於某種異文化的總體性的認識。這顯然是迫不得已的一種做法，是西方學者為著某種獵奇或者探險所開展的探索性的研究。

但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有文字，且有著高度發達的文明社會而言，那種完全不承認異文化歷史和文明存在的做法就必然會遭遇方法論上的挑戰。在這個意義上，年輕的費孝通無意之中書寫下的《江村經濟》，在深諳西方人類學既有傳統的馬林諾夫斯基眼中就變成是一部帶有里程碑式意義的著作，是真正突破了西方早期人類學在方法論上難於跨越的自我困境。跨越之一是突破了無文字社會或者說原始社會的蠻荒性；其次便是突破了自身不在其中的異文化性，使得人類學家們真正面對一種文化上的熟悉性。而要理解這兩點，實際上首先就是要對中國的鄉村有所了解，理解了中國鄉村，也便是理解了中國，理解了中國農民的生活，也便是理解了中國人的生活。

不同於世界其他地方的鄉村，中國的鄉村是有其獨特性的。費孝通的《江村經濟》通過早年在燕京大學求學時從美國社會學芝加哥學派的創始人之一羅伯特那裡所學到的社區研究方法，來研究家鄉基於傳統的採桑養蠶而發展起來的新式機械繅絲業。對當地人而言，費孝通並不是一個站在大門口外的陌生人，他的姐姐費達生已經先他一步來到太湖邊上的開弦弓村大力推廣從日本學成帶回來的新的繅絲技術和生產工藝。農民對於費達生帶來的新技術，經歷了從懷疑、不信任到信任，乃至最後嚮往和追求的過程，這是一個實際發生的過程。因此到了1936年，當費孝通從瑤山回到自己的家鄉再去做調查時，曾經的陌生感已經不見任何痕迹了，異文化的疏離感也隨之不存在了，他可以在很短的時間裡對當地農民的生活進行詳盡的人類學實地調查。

很顯然，費孝通是一個幸運者，他在自己「無心插柳」的江村研究中，無意間突破了自己的老師馬林諾夫斯基在長時間的田野研究中最常遭遇的困擾。而且費孝通在那裡捕捉到了作為中國文化整體性的核心要素，諸如家庭觀念、農工相補的觀念以及與外部世界相互聯繫的觀念，從對開弦弓村這樣一個江南小村的研究，一下子具體而微地為真實存在的中國文化打開了一扇小窗，讓我們看到窗子裡面那種鮮活的文明和文化的存在。

當然，學術意義上的爭論並不會因為馬林諾夫斯基的權威論斷而終結，關於村落能否代表中國，或者說一個村落的研究能否代表千千萬萬個中國鄉村，也許在未來還會繼續下去，這也是費孝通和另一位人類學家利奇爭論的焦點。但有一點實際上是不可改變的，那就是，中國鄉村研究作為中國人類學研究的一種方法論的實踐是毋庸置疑的。很多對中國問題懷有濃郁興趣的研究者或多或少都會以中國鄉村研究為自己學術生涯的開始。費孝通是如此，很多後來的一輩又一輩的研究者也是如此。因此鄉村，尤其是中國的鄉村，宛若一塊強力的磁石，吸引著一批又一批的研究者走進其中，了解那裡人的生活，並試圖理解這種生活背後更為深刻的意義。

可以說，費孝通的《江村經濟》是人類學、社會學以及一般社會科學的中國研究的一個典範，它向我們深度展現了江南鄉村生活的真實畫面，這一畫面的描述顯然不是一種情緒性表面化的呈現，而是基於研究者本人的深入調查研究之後的結構化呈現。從這細密流暢的文字書寫之中，我們能夠看出中國鄉村的存在，以及其在中國社會結構中的重要價值。就是在這裡，也就是中國的鄉村，它既是很多人未來發展的出發點，也是很多人生命最後的可能歸宿。它的存在為人們不確定性的生活提供了一種最為基本的保障，人們在種種風險、不確定以及無以安身之後，很可能會從鄉村之中找尋到認同。

在這個意義上，閱讀《江村經濟》，實際上也是在閱讀中國的鄉村，而理解了中國的鄉村，也便理解了一大半的中國文化，因為這個文化的根和底色都是在那裡一步步醞釀成形。

《 人民日報 》( 2018年09月18日 2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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