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辜負的美意：洋人蒲安臣為清廷簽下第一個平等條約 | 短史記

文史 09-18

文 | 諶旭彬

近代中國向西方世界派遣的第一個外交使團，是由西方人率領的。

這是一幕難得一見的外交奇景。

1867年11月27日，總理衙門事務大臣奕訢，正式奏請任命

美國人蒲安臣

（Anson Burlingame）為「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另請

英國人柏卓安

(J.MeL.Brown)和

法國人德善

（E．De．Champs）為左右「協理」，充當副手，中國官員志剛、孫家谷隨行，另有秘書隨員20餘人。

1868年2月，使團從上海出發；6月抵達華盛頓；9月抵達倫敦；1869年1月抵達巴黎；9月前往瑞典、丹麥和荷蘭；10月抵達柏林；1870年2月抵達聖彼得堡，23日，勞累過度的蒲安臣驟然去世；10月，使團返回中國。

圖：蒲安臣

總理衙門維護帝國榮耀的「奇策」

此次向西方派遣外交使團，與即將到來的「修約」之事有關。

所謂「修約」，即國與國之間，建立以條約為基礎的近代外交關係。這就要求清廷拋棄傳統華夷觀念下的羈縻之道，但清廷並不樂意如此。

1868年是清廷英法俄美四國早就商議好了的「《天津條約》修訂之期」。為應付這次修約，清廷組織封疆大吏，做了兩次外交政策大討論。

第一次是在同治四年（1864）。針對中國此前種種不守條約的情況，赫德、威妥瑪向清廷呈遞了《局外旁觀論》與《新議略論》，要求遵守條約，且建議進行外交改革以適應國際環境。總理衙門討論的結果是：中國應該自強，應該正視條約、遵守條約。

第二次是在同治六年（1867）。為應付次年的「《天津條約》修訂之期」，奕訴給地方督撫、封疆大吏下發徵求意見的通知，將討論方向限定在了「羈縻之術」的範圍。

包括陝甘總督左宗棠、兩廣總督瑞麟在內的多數地方督撫，均贊成此種方針，

奕譞、奕誴等皇族宗室，甚至喊出了「現在必應羈縻，將來必應決裂」，不妨趁「臣民義憤」之機，將洋人盡數「驅之出境」等高調。

惟李鴻章大潑冷水，強調所謂「民心」並不可恃，與洋人作戰，「未有不恃兵而專恃民者」，而軍隊中謀略可堪與洋人一戰者，「不但淮軍文武無此可靠之才，九州內亦少中意者」。

清廷既不願走出「華夷外交」、放棄「羈縻之術」，又不得不接受「條約外交」，派遣一個使團出使歐美，以求知己知彼，遂被總理衙門提上了日程。

圖：蒲安臣(中)與使團中國成員志剛、孫家谷合影。

中國皇帝決定派遣一個洋人作為欽差大使，出訪世界各國，讓1867年11月末的北京外交界十分震驚。

事實上，即便是蒲安臣本人，在朝廷的正式任命發布之前，他也未接收到任何明確的暗示。

上海的英文報紙《北華捷報》認為，總稅務司的赫德是促成此事的重要推手，乃是。12月14日，該報紙在報道中寫道：

「這一決定……乍聽之下……當時使我們不能相信。……我們可以肯定的說，無論發表的如何突然，蒲安臣的任命是經過長期和縝密的考慮的。我們的記者說，『此事是同赫德商議之後才提出的』。我們相信，這個計劃是發自赫德的頭腦。」

據赫德日記，他不是此事的提議者，但總理衙門確實就此事徵求過他的意見：

「向海外派遣代表的問題，竟成為我在每次前往總理衙門時一定要談論到的事情。……幾天以後，在總理衙門的宴會中，柏卓安(J.MeL.Brown)告訴我，總理衙門已經在考慮派蒲安臣為前往各條約國家的代表，並問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我當即說這種想法應當予以支持，第二天，我前往總理衙門極力表示贊同。」

赫德之所以極力贊成此事，是因為他認為：中國應該儘快從離群索居中脫離出來，在國際上主動拋頭露面；中國必須在西方各國的首都有自己的使節，以便可以隨時把中國的意見轉達給西方，而不必再扭扭捏捏由北京的西方國家使節代為轉達。

圖：隨蒲安臣使團出使的中國官員志剛

但清廷考慮問題的出發點，與赫德迥然不同。

天朝的「華夷觀念」根深蒂固。1858年的《天津條約》規定中國與西方各國應該互派使節，然而，多年來，派遣常駐使節一直是西方國家單方面的行動，清廷沒有任何動靜。

這種毫無動靜，實質上是在「中外禮節不同」一事上，所採取的鴕鳥政策

——不向西方各國派遣使節，就不會出現「禮儀衝突」。

除了不向西方各國派遣使節，西方各國駐華使節要求覲見中國最高領袖，也一直遭到清廷的軟抵制

——「華夷外交觀」下的覲見儀式，需駐華使節們跪拜皇帝；但「條約外交觀」下各國平等，要讓西方駐華使節跪拜中國皇帝，無異於痴人說夢。清廷既無力讓洋使節下跪，又不願意放棄凸顯天朝榮耀的「華夷外交觀」，遂以拖延為主策，以皇帝年幼為由，對接見西方駐華使節一事，長期不做安排。

1867年，為了應付即將到來的「修約」，赴外使團勢在必行，但天朝的榮耀也不能丟：使團出使西方，勢必「入鄉隨俗」，採用西方禮儀，而這又勢必影響到國內皇帝接見西方駐華使節的禮儀問題的談判——為避免皇帝平等接待西方駐華使節，清廷已使用拖延戰術「奮鬥」了10年之久，自不願功虧一簣。

兩難之下，讓外國人率領中國使團出使，就成了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案」。正如總理衙門在奏摺中所言：

「用中國人為使，誠不免為難；用外國人為使，則概不為難。」

放心不下的清廷，還為使團擬定了八條訓令。其中就「禮儀問題」專門指示：可「概免」行禮者儘可能免，待將來談判落定再說；須按照西方各國禮儀無法推託者，須嚴正申明，這是西方之禮，與中國國情不符，「中國無論何時，國體總不應改」；一切有違中國國體禮儀之事，可不舉行者概不舉行。

圖：隨蒲安臣使團出使的中國官員孫家谷

這些訓令，自然無法約束蒲安臣。

總理衙門建議使團，不要將國書直接遞給西方國家政府首腦，以免他們反過來要求直接遞國書給清朝皇帝。但蒲安臣一到美國，就接受了約翰遜總統的接見，親遞國書。總理衙門訓令迴避西方禮儀，使團在遞交國書的過程中，卻完全依照西方的鞠躬、握手之禮而行。此後，在前往英、法、瑞、丹、荷、普、俄等國時，使團一律採用了西方禮節。

因為蒲安臣是外國人的緣故，隨行歷練的中國官員志剛和孫家谷，倒也並不覺得有什麼丟臉的地方。志剛在日記里寫道：

「禮從宜，使從俗，亦禮也。」

也許是耳濡目染之效，蒲安臣1870年2月病逝後，使團前往比利時、義大利和西班牙，仍繼續使用西方外交禮儀，鞠躬覲見各國君主、遞交國書。

後續的事實證明，以洋人蒲安臣為欽差大使這一「奇策」，確實收到了「奇效」。

1869年，英國駐華公使阿禮國，果然向總理衙門遞交了照會，以蒲安臣使團在歐洲使用西方覲見禮儀為由，要求清廷准許各國駐華使臣，也以西方禮儀覲見皇帝。

因為使團首領是一個洋人，朝廷遂得以再次搬出「皇帝年幼」與「中外國情不同，禮節亦不同」的老招數，將問題繼續往後拖延。

圖：蒲安臣使團成員合影

為中國簽下第一個平等條約

在《中國外交史

》(鴉片戰爭至辛亥革命時期 1840~1911)

一書中，對蒲安臣及使團的性質,作如此描述：

「由於蒲安臣多年來憑其狡獪伎倆騙得了他們的信任，他們竟認為這個美國侵略分子是『處事和平，能知中外大體』，『遇有中國不便之事，極肯排難解紛』，因而是十分恰當的人選。赫德在得到這個消息後，立即到總理衙門，極力表示贊同。於是就在美英侵略分子合謀慫恿下，清政府竟委派蒲安臣為『欽派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出使各國。……這樣組成了一個光怪陸離的使團。」

這種敘述，是某種特殊歷史觀下的產物，沿襲了古老中國的「誅心」傳統。

使團的第一站是蒲安臣的祖國。

在舊金山，蒲安臣發揮了他的演講特長，向輿論界傳達：自己的出使，意味著中國已經走上了和平與進步的道路，這個偉大民族向近代文明的光輝旗幟伸出雙手的時機已經降臨，這樣的日子已經來到。

在紐約，蒲安臣繼續鼓舞西方世界：中國已經「睜開它的眼睛了。……他願意和你們通商，向你們購買貨物，賣東西給你們。」他還告訴美國的傳教士，你們將有機會「在中國每座山頭上和每個山谷中豎立起光輝的十字架。」

上述言論，所代表的，無疑只是蒲安臣對此次出使的個人期望。

當然，他也沒有忘記清廷所交付的使命。他在公開場合不止一次說過類似的話：

「我希望中國的自治能夠得到保持，我期望他的獨立能夠得到保證，我期望他能夠得到平等的待遇，從而使他能夠得到與所有國家同等的權利。」

《蒲安臣條約》，是使團在美國所取得的最重要的外交成果。這是近代以來中國與西方國家所簽訂的第一個平等條約。

美國在條約中保證不干涉清廷內政，還涉及保護華僑、自由移民、宗教信仰自由等條款。尤為重要的是，美國政府在條約簽訂之後，隨即外交知悉歐美各國，表示美國將不承認任何干涉中國內政的意圖和態度，並要求美國駐歐洲的各國公使協助蒲安臣使團順利完成此次出訪。

圖：蒲安臣率使團向約翰遜總統遞交國書

1868年9月，使團抵達倫敦。

因為此前與美國所簽訂的條約中，「不干涉中國內政」條款有直接針對英國的意思，英國朝野對待使團十分冷淡，部分媒體甚至抱有敵意。直到10月份，使團才得以禮節性拜會了外相斯坦利；11月，才在一種冷清的氣氛中獲得維多利亞女王的接見。

恰於此時，中國國內因天主教育嬰堂因傳染病連續死去40多名嬰兒，導致數萬滿懷疑忌、不明真相的群眾火燒教堂、毆打傳教士，釀成「揚州教案」。英國駐上海領事麥華陀，調遣軍艦開赴南京，威脅兩江總督曾國藩。清廷與之交涉數月未果，遂令蒲安臣使團借訪問英國之機，直接與英國政府交涉。

依賴蒲安臣等人對近代外交規則的熟悉，交涉得以成功。

雙方協定：此後發生同類事件的處理辦法，必須循約而行，「不得擅調兵船與地方官爭執」。國外交部發表官方聲明，承認擅自調兵威脅中國地方官員的行為欠妥，表示尊重中國的主權和司法權。不過，對使用武力「以便保護生命財產受到迫切的危害」一事，英國政府仍持保留態度。

聲明發表後不久，發生了英駐中國台灣淡水領事吉必勛擅調兵船、向台灣地方官勒索白銀的事件。清廷依據協定，照會英國政府。英國政府遂令吉必勛繳回所索銀兩，並向淡水中方官員賠禮道歉，且將吉必勛革職。

圖：蒲安臣使團在西方接受通行的握手、鞠躬禮

1869年11月，使團抵達柏林。

按照蒲安臣夫人的說法，使團在普魯士受到了「最正式、最壯觀的接待」。1870年1月，蒲安臣與普魯士首相俾斯麥舉行正式會晤。俾斯麥在會晤中表態：中國需要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使團得到了英美等國的廣泛支持，而德國需要與這些國家保持良好關係。俾斯麥說：

「疆域遼闊、人口眾多的(中華)帝國需要一個得到尊重、具有權威和力量的中央政府。」

1870年2月，使團抵達俄國首都聖彼得堡。

半個月後，蒲安臣得到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的接見。此時的俄國，與中國在西北和黑龍江流域關係十分緊張，沙皇在會見中故意與蒲安臣大談無關痛癢的美俄關係，對中俄關係刻意避而不談，這令蒲安臣感覺交流十分艱難。

2月18日，蒲安臣突然病倒，多方診治均不見好轉。

隨行的中國官員志剛記載了蒲病重後的工作狀況：

「病勢日加，猶日閱新聞紙，以俄國之事為憂。蓋蒲使長於海面商政，而至俄國，則與中國毗連陸地將萬數千里，而又各處情形辦法非一，恐辦法稍差，失顏於中國；措語未當，貽笑於俄人。乃日夜焦急，致病勢有加無已。」

2月23日，蒲安臣病逝於中國欽差大使任上。

圖：蒲安臣使團成員合影

好是很好，但不符合中國國情

出使之前，蒲安臣特意為中國製作了一面黃色的國旗：

「藍鑲邊，中繪龍一尺三長，寬二尺，與使者命駕之時以為前驅。」

自此，龍旗成為晚清中國的一個象徵。中國亦第一次以主權國家的面目，出現在國際社會中。

蒲安臣以他的演說才能，將中國打扮成了一個溫和、開放的形象。每到一處，他都極力歡呼中國正準備衝破傳統的鐵幕，投入到近代世界文明中來。這一形象營銷，在歐美取得了成功，但並未能夠反哺中國，他演說里的那個正在走向開明的中國政府，仍對近代文明抱持著極大的敵意。

比如，總理衙門大臣文祥曾給使團下達訓練，

「不要讓西洋強迫我們建設鐵路和電報，我們只希望這些事情由我們自己來提倡」。

同治皇帝的師傅倭仁，則斷言西方毫無文明可言，

「彼等之風俗習慣不過淫亂與機詐，而彼等之所尚不過魔道與惡毒。」

再如，隨蒲安臣使團出訪歐美的總理衙門官員志剛，撰有日記《初使泰西記》。1869年使團在巴黎期間，志剛於日記里記述了觀看西洋舞蹈的感受，一番讚歎後，他總結道：

西洋舞蹈很好，但不符合中國國情，因為「中國之循理勝於情，泰西之適情重於理」，這些舞蹈只能在西方跳，不可引入國內。

在歐洲期間，志剛還聽聞了海濱浴場有群聚「洗海澡」的盛況，男性只穿泳褲，女性加穿背心。志剛「遙聞此事而艷之」，但艷羨之外，他另有一番莫名其妙的思辨：

洗海澡很好，但不符合中國國情，因為「歐洲之人大率血燥，故心急、皮白、發赤而性多疑。雖不赴海澡，亦必每日冷水沐浴而後快」，中國人體質與他們不同，「中國重理而輕情，泰西重情而輕理」，所以中國人不可群聚洗海澡。

跳個舞，洗個澡，尚且有國情不同、體質不同的區隔，蒲安臣努力塑造出來的開明中國的形象，在西方終歸只能是曇花一現。

真正有生命力的，是

奕譞、奕誴這類人所鼓吹的、針對近代條約體系的

「臣民義憤」及其載體義和團。

圖：志剛《初使泰西記》封面

（參考資料：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晚清首位外交使臣：美國人蒲安臣》，載《文史精華》2005年第6期；志剛《初使泰西記》；王瑛，《李鴻章與晚清中外條約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