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大公司都作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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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授權自Top人物（ID：toprenwu）

互聯網公司的童話年代的確結束了。它們吹出的美麗泡泡曾經令人目眩神迷——人們曾寄希望於它們能打破壟斷、重構未來、改變世界，但如今，能不能改變世界再說，人們只希望它們起碼不再「作惡」。

 一 

2018年，中國互聯網遍地都是「全民公敵」。

互聯網的烏托邦時代似乎結束了——此前，它們是屠龍少年、創新先鋒、財富神話；如今，越來越多人覺得它們食利自肥、飛揚跋扈、敷衍塞責。

以滴滴為代表，在連續兩起順風車司機惡性殺人案件後，程維坐上了「人民法庭「聽證席。一夜之間，民意從「滴滴打破了計程車的壟斷」變成了「怎麼避免滴滴的壟斷？」這一次，沒有人再說技術無罪了。

這家全球最大的共享出行服務公司、在美國著名科技雜誌《連線》封面報道中被譽為「Uber殺手」的滴滴，如今身陷輿論漩渦之中——順風車業務至今未重新上線。

拼多多也不好過，剛在紐交所敲完鍾，就因假貨問題被多家美國律所起訴，不過好在有自如「救火」。9月1日，有媒體曝出自如疑因甲醛超標導致租客死亡，自如過往的「作惡」史被悉數翻撿出來，整個長租公寓行業陷入一片恐慌。

資深「全民公敵」攜程不甘落後，繼捆綁銷售、高價退改簽、大數據殺熟後，又被用戶指責欺騙消費者——9月4日，颱風」海燕「登陸日本，大量中國旅客滯留大阪，明明有經濟艙航班的空座，攜程卻不安排改簽，讓用戶重新花7倍價格購買。

在競價排名、虛假廣告上，百度依然貢獻了不少案例：9月6日，據財新網報道，有患者百度搜五官科醫院卻搜到復大醫院，花萬元做手術後發現僅需配藥即可。同一天，作家六六發微博稱，百度搜索上海美國領事館官網的地址，打開無數網頁都是騙子廣告。六六在微博中直接質問李彥宏，「你做搜索引擎還是做騙子首領？」

「百度控制著普通人接觸信息時代的入口，卻把路標指向邪惡世界。它加劇了信息佔有乃至智識上的不平等。這種對弱勢群體、對普通大眾經年累月的作惡，是最深的惡。」作家西喬曾如此評價百度之「惡」。

事實上，沒有哪個企業願意背上「作惡」這口大鍋，在很多上市公司的財報中，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甚至已經成為了跟財務數據同樣重要的版塊。

正如 Google 久負盛名的「不作惡」一樣，百度也在官網上標明了自己的核心價值觀：簡單可依賴。從它 All in AI 的決心來看，技術的迭代更新和業務的精簡的確越來越接近「簡單」，但「可依賴」的似乎還不能和「可信賴」划上等號。當醫療廣告競價排名捲土重來時，「作惡」還是那個揮之不去的原罪。

很遺憾，但互聯網公司的童話年代的確結束了。它們吹出的美麗泡泡曾經令人目眩神迷——人們曾寄希望於它們能打破壟斷、重構未來、改變世界，但如今，能不能改變世界再說，人們只希望它們起碼不再「作惡」。

當年號稱要顛覆一切的革命者，革命之後走上了舊社會的道路，這種歷史循環，人民群眾可見得多了。

 二 

經歷了快速發展後，中國互聯網正在進入集中病發期。2018年，成了互聯網企業「黑化」之年。

與其說「黑化」，不如說中國互聯網巨頭們露出了真面目。

1990年代末，中國互聯網第一波浪潮來自華爾街。鼓勵模仿，急功近利的烙印從此打下。

「當時國外來的風險投資家，看到你自己辦一個創新模式的網站不一定懂，可你如果模仿一個美國網站，他就能看懂，敢投。」互聯網觀察家、正望諮詢總裁呂伯望說。他將中國互聯網的最早階段稱為「C2C」，也就是「Copy to China」。

新浪之於雅虎，百度之於Google，淘寶之於eBay，皆是如此，邏輯也很簡單：美國是位於最前方的浪潮，它所拍打過的港口，後面的浪潮都會再經過。

習慣走捷徑的中國互聯網公司很少懂得創新的含義，卻深諳如何與競爭對手和用戶進行無限制格鬥。

兩個月前，有家創投媒體採訪了一家洗衣O2O的創業公司，這位CEO居然侃侃而談自己在創業初期，溜進大學洗衣房剪人家電源線的故事。

這樣的互聯網創業者，幾乎只有一種價值觀：成功就是一切，「作惡」則是成長中必然的痛。

當有人通過Boss直聘找工作卻誤入傳銷公司而死時，Boss直聘的CEO痛哭流涕誠惶誠恐，可是後來有記者一問，發現他連向死者家屬當面道歉都沒有。

中國互聯網也從來沒有真正建立過自己的價值體系。那套科技改變世界、打破壟斷的話語體系，也完全是一套舶來品。早期，互聯網烏托邦主義被視為平權的標誌，一個消滅傳統意識形態和權力結構的契機。但這兩年，這套話語體系在中國已瀕臨破產。

互聯網已不再是技術精英的小圈子玩物，事實證明，當它進入全社會，互聯網依然要遵循人類的傳統權力結構，那些叫嚷著要改變世界的IT精英們，漸漸也成了權力意志的同謀。

比如，百度說，它要把更多人和信息連接起來，讓知識獲取更加平等。但是它沒告訴你的是，不是所有連接都是好的，比如當它把更多人和假信息連接起來。它更沒告訴你，其實它的最終目的，不過是把你和廣告商聯繫起來。

另一個曾被廣泛傳播的美妙說法是「共享經濟」。把閑余的資源、工具、房子、時間，拿出來跟人共享，換取一些收入，這是共享經濟。但是很顯然，滴滴不是——滴滴司機大多是專職，真正「下班後沒事跑一單」的極少。

但是，這些全職在滴滴開車的人，和滴滴之間卻不是僱傭關係。滴滴無需承擔傳統僱傭關係中的責任：各類保險福利、定期培訓，以及正式勞動關係中的其他責任。有專家認為，這種對責任和監管的迴避，其實正是這些平台利潤的來源。

「我們只是科技公司」、「我們只不過提供了一個工具」，這樣的說辭曾經能夠迷惑不少人，但現在已經越來越少人會買賬了。

魏則西事件後，有網友如此對比：百度和谷歌都在挑戰人類的極限。不同的是，谷歌挑戰的是人類利用技術能夠突破的上限，百度則在挑戰人性的底線。

中國的互聯網公司，在一開始照搬了矽谷精英們的話語體系，卻不曾理解那套價值觀中真正核心的東西：不作惡。

於是，中國的互聯網巨頭成就了體量和估值，卻沒有創造出真正的商業文明和倫理。

要說罪，這就是中國互聯網最大的原罪。

 三 

谷歌是第一個提出「不作惡」的互聯網企業，「不要作惡。我們堅信，作為一個為世界做好事的公司，從長遠來看，我們會得到更好的回饋——即使我們放棄一些短期收益。」2004年，谷歌上市，創始人在招股書中如此宣言。

谷歌以「不作惡」為公司信條，但這是道德標準，而非法律標準。沒有外在的約束，僅靠自律與價值觀，沒人能做到「不作惡」，Google不能，Facebook也不能。

2017年6月，谷歌利用安卓系統的壟斷地位捆綁銷售Chrome瀏覽器。7月18日，歐盟委員會公布對谷歌的罰單，罰款金額高達43億歐元（大約342億元人民幣），創下了歐盟歷史上對高科技公司開出的最高罰款記錄。

與之相比，在中國，在「有奶就是娘」價值導向下，企業作惡幾乎沒有成本。

一個月前，惡性事件發生後，滴滴雖然承受了巨大的輿論壓力，但該不該處罰滴滴？由誰來處罰？如何處罰？多位法學專家和律師在接受《財經》採訪時都表示，無法給出確切的答案。

2017年3月，百度因為發布了未經審查的醫療廣告，而被上海市工商局罰款2.8萬元。此時距魏則西死亡事件僅過去半年。而據公開報道，百度在2013年的廣告總量就已經達到260億元，僅莆田的民營醫院就貢獻了120億元。

在一個健康的社會裡，商業的逐利本性，也會促使一些企業「作惡」，但相對健全的法制體系，卻能讓「作惡」變得昂貴。

但在中國，當人民是善忘的、監管是靈活的、罰款是象徵性的時，企業競爭比拼的，不是經營能力，而是資源巧取，甚至是「作惡」能力。

如此，「你罵我，我改正，謝謝你成就一個更好的我」「熬過風口就是沒事了」，就成為了很多公司的共識。

就在滴滴夜間停運當天，一篇疑似滴滴公關軟文的微信公號文章《滴滴消失的第一夜》，列舉了滴滴夜間停運後，大量夜歸者遭遇黑車漫天要價的案例。此文已經引起了人們對滴滴的集體懷念。

就好像昨天白茫茫一片，什麼都沒有發生過。

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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