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現在的書越來越厚了？

獲得諾獎的次年，小說家艾麗絲·門羅出版了自選集《傳家之物》。自選集收錄過去 20 年裡 24 篇代表作，差不多有 2 斤重，640 頁，厚度 3.8 cm，相當於五個半 iphone 6。中文版在 2017 年出版時，雖說重量輕了些，厚度又增加了一半，握在手上像個禮盒。

這樣厚度的書本不常見，不論在中文或英文世界。出版社知曉讀者的耐心，只要超過 300 頁，2.5 厘米，就會有人抱怨「太厚了」。「何況注意力持續的時間越來越短。」一位出版社的編輯評價道。

可即便如此，一個趨勢還是違背常理地出現了。英國《衛報》在 2015 年統計了《紐約時報》暢銷和推薦書籍榜單、Google 年度最受關注書籍調查里的 2500 本書，發現平均頁數從 1999 年的 320 頁，增加到 2014 年的 400 頁。換句話說，受歡迎的書比 15 年前厚了四分之一。

書越來越厚，和「還有人讀書嗎」的質疑一起，形成了一種奇怪的和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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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家出版機構的另一位編輯蔡蕾認為，如果說《耶路撒冷三千年》的成功帶動了社科閱讀的潮流，那麼很重要的原因是，從那以後，這類書有了新的定位和潮流，叫「大眾社科書」，「只要有一定教育背景的人都可以閱讀的知識性的書」，它們由學者型的暢銷書作者寫成，題材決定了它具有一定的厚度，但和傳統學術寫作不同，這些作者更擅長講故事。「你可以把它當作小說來看。」余西說。

這股風潮在 2012 年剛剛興起時，歷史學家凱斯·托馬斯在接受《獨立報》採訪時還批評年輕的歷史研究者不再潛心學術，總想著把博士論文按照編輯的要求，改得更討普通讀者喜歡。但社交媒體為學者兼顧公共知識分子的身份提供了方便，如今，很少有人覺得這不是件好事。

在中國市場，「大眾社科書」的興起伴隨著知識分子最初那幾年在網路上尚還擁有較高的話語權。出版社仰賴他們把這些不是最易讀的書推薦給可能感興趣的人。「他們推介是最合適的，也非常有效。」蔡蕾說。萬聖書園創始人劉蘇里和資深文化記者秦軒推薦了《耶路撒冷三千年》。

關於這一類書的流行（很可惜它其實並不厚，但 400 多頁對於並不熟悉學術的人來說已經夠了），《衛報》指出：嚴肅讀物流行，已經成為一種出版現象。它們通常是不太易讀的大部頭非虛構書籍，反映了對智識的追求。

而另一個原因可能是時局正在變得艱難，「是對時代精神的回應」。世界較以往充滿更多不確定性，對於政治、技術、移民和環境問題的討論都充滿噪音。人們需要權威，書仍然能擔當某種權威。「當希望對問題有更深入細微的認知，書能提供其它媒介無法提供的深度和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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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品牌「理想國」負責文學類書籍的編輯雷韻沒那麼樂觀。雷韻認為大部頭小說「不可能坐下來一個晚上就讀完的，大長篇需要沉浸式的閱讀，中斷之後再回到故事中來，需要來自讀者的強烈的閱讀驅動力。」事實上，大多數人可能缺乏驅動力。

「我覺得經典的不一定厚。」朱岳和他的同事正在策划出版一本洛特雷阿蒙全集。雖說是全集，卻很薄。這位法國詩人在二十多歲就去世了。

但也許，「有一類書的讀者就是想要大部頭的感覺」。出版社 Jonathan Cape 的編輯 Alex Bowler在接受《衛報》採訪時舉了《哈利波特》和《五十度灰》系列的例子。他還說，對編輯來說，不長不短的中等書最尷尬了，在對抗電子書時，也毫無優勢可言。

很多出版策略如今都考慮到了電子書的挑戰。比方說，電子書閱讀器和手機解決了較短篇幅和較輕鬆題材的閱讀，紙質書需要找到差異化市場，艱深的大部頭是不錯的選擇。還有設計，作為物理形態的書籍始終是電子書無法取代的。「編輯在裝幀印製上更下功夫，提升紙書的閱讀體驗，從設計角度把紙書本身做成一件『物品』，也算是紙書的一個生存之道。」雷韻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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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兩年，書籍的價格被認為上漲了超過 20%（出版社通常是以定價的 30%發給銷售商的），但沒能給定價騰出空間，出版業聲稱，這是由於紙價大幅度上漲造成的。如此受紙價的影響不過證明了現階段在原材料之外，書的溢價有多低。一份來自出版社的成本清單顯示，在製作成本中，紙價佔比大約在 45%，其次是版權費，占 28%。

一種重量更輕，但看起來更松厚的「輕型紙」過去幾年在簡體中文書里變得流行，現在，它成為調節價格和人們預期的工具。「如果有些書稍薄一點，（使用松厚度更高的紙）讓書看起來更厚的話，的確定價的空間會稍微大一點。這個的確是有的，因為現在大家仍然覺得書挺貴的，雖然它的絕對值並不高。」一點陣圖書編輯說。

一家位於杭州的印廠稱，輕型紙用得比過去多了，特別是版權書，因為和原版平裝書使用的紙張接近。但這家印廠一位工作了五年的員工稱，這種紙張也沒有那麼普遍。因為松厚度高，增加了印刷的難度，在這家印廠的六台機器中，只有兩台可以印刷輕型紙，他們也沒有增設機器的打算。

「不太會看到一個青春暢銷書用，因為他們的讀者相對年輕，（習慣紙張）白亮，滑，用輕型紙他們會覺得是草紙。」蔡蕾說。反倒是一些本來就是大部頭的題材，像是小說、社科和歷史類書更傾向於使用輕型紙，這增加了書整體上的厚度，不過會讓它們更輕一些。

比起厚度，重量是出版社在考慮便攜時更重要的因素。其次是開本的大小，「如果加厚，能讓開本變小，放進女士包里。當然選擇加厚。」

需要指出的是，紙價的上漲並不能完全用來解釋書價的上漲。在 2008 年，紙的價格與現在接近，但書價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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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文社交網站上關於書籍設計的討論，人們對書的看法差別巨大。精明的讀者指出，設計師可能成了出版社抬高書價的「幫凶」，他們設計了過多留白，又不分場合地使用精裝。「書便是這樣變厚的。設計根本是多餘。重要的是知識民主化，必須維護這種民主。」

相反的聲音卻堅持認為，也許字大行疏的情況確實存在，但重視設計是種進步，「總不能永遠做商務印書館的漢譯經典，是時候改變了」。也有人支持出版社漲價。為何一本書的價格不可以高於一碗面？「相比國外的書價，還有上漲空間呢。」

聰明的設計師當然有辦法通過排版設計，讓書的頁數增多、變厚，又不至於讓人覺得是在「賣紙」，但他們給行業帶來的根本變化是，找到更合適的裝幀，增加人買書的願望。

周安迪是一位從業了兩三年的書籍設計師，同樣注重內頁的設計，他區分了不同留白可能帶來閱讀體驗的不同：「留白多看起來比較舒朗，讓人覺得比較休閑。但邊距大到一定程度，有可能會讓人覺得是一個經典。如果很窄很窄就很現代。但也需要和字體其它東西一道比較。」

但世紀文景的編輯王玲認為，只有很小部分人對書的這些變化和問題感興趣。「比較熱衷於閱讀的讀者，他的選擇性很強，對書的細節很在意。」大部分讀者對此並不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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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要是說出版社正打算借著書變貴、變厚完成一場行業自身和閱讀習慣的變革，也不為過。

阿城的《威尼斯日記》在 2015 年由中華書局再版時採用了寬大的頁邊距和行距，排版鬆散，但行文也鬆散，讀來很像日記。紅色的封面是帶絨的，還有雕花暗紋。唯一可能有分歧的是新版的定價，是 1997 年版本的接近 4 倍。

這肯定是精裝版的《威尼斯日記》。

出版機構上河卓遠策劃的「人文科學譯叢」從 2016 年起換了個模樣。其中一本朱迪斯·巴特勒的《脆弱不安的生命：哀悼與暴力的力量》在 2013 年的版本只有 142 頁。新版本顯然更討人喜歡，封面版式簡潔，配色也不錯，同時採用了更窄的開本，並加了精裝的灰板。雖然行距有些稀疏，但它的頁邊距算窄的，不到 1.5 厘米，靠近裝訂的一側則有意地留白更多。這些細節都可以幫助在擠公車時更自如地單手持書閱讀。

在這些改變之後，這本書的頁碼增加至 252 頁，價格變為 45 元，上漲了超過一倍。

精裝書使用的灰板通常會上下增加兩毫米左右的厚度，成本也會相應地提高五塊錢。一家出版社的編輯稱，他們新上任的主編叫停了幾本書的精裝計劃，一律改成平裝，並要求新書盡量不要超過 300 頁。厚書和精裝本在各方面的成本都很高，除去印刷成本，一本大部頭的歷史書可能需要耗費三年才能出版。

在 19 世紀平裝書流行前，書屬於少部分人。二戰時期，人們養成了閑暇時間看書的習慣，又因為缺紙，需要更高效的印刷方式，平裝書變得更流行。出版社企鵝和新美國圖書館（New American Library）抓住機會，將經典的舊書以平裝的形式再版。沒有無緣無故的再版，這些再版書針對年輕一代的讀者，便宜，但在設計上講究。

再版是出版界的營銷策略。在美國和日本，它體現為這樣一種策略：如果想要賣得更好，出版社會先推出精裝本，待精裝本賣不動了，再推出平裝本（日本稱為「文庫本」）。就像電影行業里的「窗口期」，總是先在院線上映後，DVD 才會上市。只有 DVD 的電影永遠只是小眾的。

不過這樣的做法並不適用於國內市場。現在看來，它的做法好像是完全相反的。一些過去以平裝出版的書籍正以精裝本的形式捲土重來。出版社在書號緊缺的傳聞中使用了新的書號，完全就像做一本新書。有時候，他們像早年的企鵝一樣，為了引起年輕讀者的注意，有時候因為小說得了獎，精裝就像一道加冕儀式，他們還不忘在腰封或書的封面上寫上獲獎信息。

這些再版書更厚了， 也更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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