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3期 | 吳燦新：從《尚書》中探析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精神源形

原標題：《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3期 | 吳燦新：從《尚書》中探析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精神源形

從《尚書》中探析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精神源形

吳燦新

摘 要：愛國主義精神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其源形可以追溯到《尚書》中記載的「三帝」（堯舜禹）與「三朝」（夏商周）時代。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精神之所以在當時華夏大地上萌生，有其特有的土壤：東亞大陸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和地理生態環境，孕育了華夏民族以農耕經濟為主體的經濟模式，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宗法社會模式，以家國同構為特徵的君主專制政治模式，以注重人倫的倫理中心主義「德性文化」模式。在這種土壤上，萌生了中華民族特有的愛國主義精神源形：協和萬邦、天下一統觀念，替天行道、除暴安民意識，忠君輔政、保民愛民思想，以國為重、克己奉公風貌，以德治國、德主刑輔之道。

關鍵詞：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精神源形；《尚書》

基金項目：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新形勢下弘揚愛國主義精神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研究」（16JZD007）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吳燦新，男，中共廣東省委黨校二級教授，主要從事哲學倫理學研究。

愛國主義精神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精神滋養，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精神支柱。愛國主義精神作為歷史的產物，源遠流長。探析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精神源形，對於當下大力弘揚愛國主義精神有著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一、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精神之基礎

當我們把探析的目光投向歷史的遠方，我們發現，在中華民族最早有著文字記載（《尚書》）的「三帝」（堯舜禹）「三朝」（夏商周）時代，已經萌生了愛國主義精神的雛形，它成為了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精神的歷史源形。那麼，它是怎樣發生的呢？或說，它是在什麼樣的土壤上生長起來的呢？

（一）以農耕經濟為主體的經濟模式

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精神的種子，萌發於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而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則生成於中華民族原初特定的生存空間以及由此形成的經濟、社會、政治與文化模式之中。

中華民族的生存空間位於亞洲東部、太平洋西岸這片廣袤的土地上。它的東部和東南部面臨著驚濤萬里的太平洋，西部和西南部背靠著高聳雲天的帕米爾高原，北部依傍著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帶和浩瀚無邊的沙漠戈壁灘，在這塊巨大的准盆地中部，則是連綿起伏的山地、高原、丘陵和縱橫交錯的江河、湖泊以及遼闊的大草原，它的大部分地域處於北溫帶，正是黑格爾所說的「歷史的真正舞台」［1］124。當中華民族的祖先，在以黃河兩岸為中心開創文明的時候，命運給這個古老民族的生存空間造成了地理環境上的三大特點：一是邊境形成巨大的自然屏障，使得中華民族及其文明發展具有相對獨立性；二是境內疆土遼闊、資源豐富、迴旋餘地大，為文化中心的轉移提供了充足的空間；三是氣候類型完備，地形、地貌、流域繁複，既決定了中華民族以農耕為主體的社會經濟生活模式，又為中華文化的多樣化發展提供了特有的文明基礎。

東亞大陸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和地理生態環境，孕育了華夏民族以農耕經濟為主體的經濟生產形態。由於農耕是利用植物的自然再生產規律獲得物質資料的生產門類，植物的新陳代謝要求特定的光照、溫度和水分，因此受氣候條件制約嚴重，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的古代，尤其如此。中華文化的主要發源地黃河、長江流域，氣溫適中，雨量充沛，適合農耕產業的發展。華夏先民從10000年前就逐漸地超越狩獵和採集經濟階段，進入農耕時代，並逐漸形成了自給自足的以農耕為主體的自然經濟［2］20-31。在這種自然經濟中，人們以土地為命根子，靠天吃飯，自給自足，形成了人們熱愛土地、敬畏上天的心理觀念，以及安居樂業的生活理想。

（二）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宗法社會模式

中國進入文明社會的途徑與古希臘、古羅馬截然不同。古希臘、古羅馬是在有了鐵器生產工具之後，用家庭個體生產代替原始性的集體協作生產，通過清算氏族制，瓦解原始公社，發展家庭私有制的途徑進入文明社會的。中國則是在保持和加強公社組織形式的條件下，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發揮集體力量，通過治水發展農業生產的途徑進入文明社會的。正是由於我國進入文明社會時保留了氏族制的「臍帶」，所以，統治者得以利用氏族制並將其發展為宗法制［3］38。中國的宗法制度產生於氏族社會末期，成熟於西周。西周宗法制度有以下幾項內容：一是嫡長子繼承製，二是分封制，三是宗廟祭祀制。西周之後，原有的宗法制度開始瓦解，並形成了一些新的制度，如郡縣制、官僚制、俸祿制、符璽制、上計制等。但縱觀整個中國歷史，宗法制度一直深深地影響著中華民族的生活，主要影響有：第一，家天下的延續；第二，封國制度不斷；第三，父系單繫世系原則的廣泛實行；第四，家族制度長盛不衰；第五，家國同構。這種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宗法社會制度，造成了人們對家庭、家族、宗族的高度重視，從而也造就了人們對以家庭、家族、宗族為核心的人際倫理關係的高度重視，形成了人們熱愛家庭、家鄉和祖國的濃厚民族心理，造就了人們講求團結、以和為貴的價值取向。

（三）以家國同構為特徵的君主專制政治模式

馬克思曾大致把君主專制區分為兩種類型，即以英、法、德等為代表的歐洲型和以中國、土耳其為代表的東方型或亞洲型。中國的君主專制歷史悠久，從中國歷史踏入文明門檻的那一刻起就已形成；其階級基礎是奴隸主和地主，經濟基礎是小農業和手工藝相結合的自然經濟。在這種自然經濟中，家庭（族）是社會的組織基礎，中國政體的形成，是由家族到國家，國家混合在家族裡面；統治者利用國家的強制力量，以及宗法血緣的生理和心理基礎，用宗法血緣的紐帶將家和國聯結起來，使君主專制與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宗法制緊密相結合，產生了一種超穩定的政治制度。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君主專制政體有以下特徵：一是萌生早，延續久。中國君主專制萌生於夏商周時期，早於世界諸國，並直到20世紀初辛亥革命時終結，長達三四千年。二是皇權高於教權。中國曆來實行政教分離，皇權高於教權，控制宗教勢力，保持社會權力的高度集中。三是經濟基礎堅固。君主專制制度的經濟基礎是土地的國有和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由於國有土地的廣大以及小農經濟的脆弱性，表現為行政權力支配社會。四是與宗法制度緊密結合。宗法社會中，君權與父權合二為一，「家無二主，尊無二上」是同樣絕對的原則，實行嫡長子繼承製度。五是高度集權。中國君主專制的集權程度，總趨勢是日益強化。皇帝本人集立法、司法、行政、軍事指揮大權於一身，將中央集權推至極端。六是嚴密的人身控制。在君主眼中，「治民」乃是「制民」，因此，千方百計實行最大限度的人身控制。在這種世代承襲的君主專制的官僚政體下，人民特別是農民成為國家的根基，朝代的更替與國家的興亡與人民特別是農民的生存狀況息息相關，從而形成了保民、愛民、富民的民本主義傳統。而悠久的封建等級制度，造就了人們普遍的忠君愛國的特有政治心理。

（四）以注重人倫的倫理中心主義「德性文化」模式

在古代中國半封閉狀態的大陸性地域中，在以農耕為主體的自然經濟基礎上，在宗法制度和君主專制制度下，中華民族創造了一種注重人倫的倫理中心主義的「德性文化」。古代中國是以家庭為生產單位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其生存和發展必然依託於家庭（族）的興旺，而家庭（族）的興旺又取決於家庭（族）內部人倫關係和睦相處的程度。因此，重視調整人倫關係的倫理道德，就勢必成為中國文化的傳統。同時，中國古代社會以宗法制度為基礎，以宗族倫理為本位，以官僚製為骨架，以君權至上為核心的專制主義政治結構，必定重視君臣等級秩序，推行「愚民」政治，實行德主刑輔的統治方式。從而，一方面使得宗族倫理政治化；另一方面，則使國家政治倫理化，用倫理親情來弱化社會矛盾，以加強「君為臣綱」的統治作用。這就必然導致了中國德性文化的發展趨向。特別是由於中國古代社會是建立在以宗法血緣為紐帶的家族關係之上的，國家關係、君臣（民）關係只不過是家庭關係、父子關係的延伸。人們習慣於在溫情脈脈的倫理氛圍中生活，人與人的關係以及人與自然的關係都完全情感化、倫理化。反映這種社會組織結構和民族心理需求的文化，必然是一種「德性文化」。正是在這種德性倫理文化下，自古以來，中國就特別重視以德治國，重視君王的德性培養與德性要求，形成了把個人德性特別是君王德性與國家命運緊密聯繫的政治心理［4］37-39。

正是在這種自給自足的以農耕為主體的自然經濟，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宗法社會制度，世代承襲的君主專制的官僚政體，以倫理為中心的內向穩定性文化類型的土地上，產生了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精神。

二、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精神源形之內涵

一般來說，愛國主義是指個人或集體對祖國的一種積極和支持的態度，是個人所應該具有的公民道德之一，是歷史地形成的忠誠和熱愛自己祖國的思想和感情。它集中表現為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是為保衛祖國和爭取祖國的獨立富強而獻身的奮鬥精神。那麼，當我們打開《尚書》之時，我們看到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精神又有著怎樣的內涵呢？

（一）協和萬邦、天下一統觀念

愛國主義的核心要義集中表現為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發自內心地維護國家的主權統一和尊嚴，為推進國家經濟社會的繁榮發展，為國家的獨立富強貢獻自己的力量。它以熱愛祖國、報效祖國為榮，以損害祖國利益、民族尊嚴為恥。因此，國家的獨立與統一，是愛國主義精神的根本要求。

《尚書》是我國現存最早的記言體史書，是關於上古時代的政事史料彙編。《尚書》按朝代分為《虞書》《夏書》《商書》《周書》，按文體分為誥、訓、謨、誓、命、典六種。主要記載了上古帝王有關政事和治國的言論，也保存了古代經濟、地理及社會性質等方面的珍貴史料。

從《尚書》中我們發現，最早最顯著的愛國主義意識是「協和萬邦」與「天下一統」觀念。它是華夏先民安居樂業理想與貴和價值取向的集中反映。打開《尚書》，最先映入眼帘的是這樣一段話：「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5］2這是對堯帝的一段評議美詞，從這段美詞中我們可以看到，雖然堯帝還處於原始社會的部落聯盟時期，還沒到真正的「國家」階段，但已經有了「萬邦」與「天下」觀念，並追求「協和萬邦」與「天下一統」的和諧局面。這種觀念到了舜帝時期進一步明朗：「帝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5］45而到了「三朝」時期，這種觀念已經普遍化。在《尚書》的許多篇章中都有所表現，如《五子之歌》篇：「明明我祖，萬邦之君。」［6］187又如《武成》篇：「垂拱而天下治。」［6］193這些觀念，無疑是現代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精神中，強調國家獨立安定統一，堅決反對動亂分裂的觀念之源。

（二）替天行道、除暴安民意識

華夏先民很早就有著強烈的敬畏上天心理以及天人合一觀念。在他們看來，天是萬物之主宰，是天子君王合法性的最高最終根據。賞善罰惡，弘揚正道。因此，有大德者才能成為天下君主，而君王一旦失德，就必定天命移位。這種心理與觀念，在《尚書》的愛國主義思想中突出表現為替天行道、除暴安民意識。

在《尚書》中我們可以看到，堯、舜、禹之所以能君臨天下，都根源於其德高望重。如堯「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6］186。堯帝在位70年時，向「四岳」徵求接班人，「四岳」一致推舉「克諧以孝」的虞舜，堯帝決定試用虞舜，結果「慎微五典，五典克從。納於百揆，百揆時敘。賓於四門，四門穆穆。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5］14。於是堯帝禪位虞舜。後來，大禹治理黃河有功，受舜禪讓而繼承帝位。

在《尚書》中我們還可以看到，無論是夏朝的滅亡還是商朝的滅亡，也同樣是根源於其失德而作惡多端。一旦君王為非作歹，禍國殃民，上天就會剝奪其福命，有德者就應勇於擔當，替天行道，除暴安民。《湯誓》記載，夏桀虐政淫荒，湯王起義討伐，誓言天下道：「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5］82-83從這裡也可以看出，民意即天意的思想，天意是通過民意表達出來的，所以《尚書·皋陶謨》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於上下，敬哉有土！」［5］37

而同樣，當商紂惡貫滿盈，周武王起兵伐紂，也誓言天下：「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以姦宄於商邑。今予發惟共行天之罰。」［5］122如今商王紂只聽信婦人的話，背棄祖先宗廟，不舉祭祀；輕視並遺棄同宗兄弟，不予任用，竟然只尊崇那些因犯罪而四方逃亡的人，任命他們擔任大夫、卿士等職，使他們殘暴為害老百姓，作惡於商國。現在，我姬發要奉行上天的懲罰命令。從而為發動戰爭奠定了合法性與合理性，也為周朝的確立奠定了合法性與合理性。

（三）忠君輔政、保民愛民思想

既然君王執政是天命使然，君王就是天子，國家是君王之國家，作為臣下者，忠君輔政就是愛國之天理。這種思想，在《尚書》中也處處可見。當然，在堯舜的部落聯盟時期，還沒有形成嚴格的君臣關係，此時在君臣關係中，主要強調的是君明臣賢，臣對君的賢良輔助。《尚書·皋陶謨》記載舜帝對眾臣說：「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5］42皋陶相也這樣讚揚美好的君臣關係：「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5］49而隨著王朝的建立，國家的出現，相對嚴格意義上的君臣關係也出現了，反映這種關係的一個突出政德就是「忠」。《尚書·仲虺之誥》中言：「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6］188這段話揭示了佑助賢德、顯揚忠良的作用，兼并懦弱的，討伐昏暗的，奪取荒亂的，輕慢走向滅亡的。推求總結滅亡的道理以鞏固自己的生存，國家就將昌盛。《尚書·伊訓》亦言：「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於有萬邦，茲惟艱哉！」［6］189這段話讚揚了先王努力講求做人的綱紀，聽從諫言而不違反，順從前賢的話。並告誡處上位能夠明察，為臣下能夠盡忠，對別人不能求全責備，對自己要嚴格約束唯恐不夠，因此達到擁有萬國，這是很難的呀。忠君愛國，成為古代愛國主義的重要內容：愛國必定忠君，逆君者就是叛國者。因此，忠君愛國則成為最重要的政治道德，在《尚書》中有許多篇章對此大加讚賞：「惟忠惟孝。」［6］194「小大之臣，咸懷忠良。」［6］197

進入農耕時代後，逐漸形成了自給自足的以農耕為主體的自然經濟，以農民為主體的百姓是國家的根本。因此，保民才能保國，愛民就是愛國的樸素的民本主義思想，在上古時期就已經萌生。在《尚書·大禹謨》中，有這樣一段舜與禹之間關於治國理政的對話，禹對舜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6］186禹認為治國重在修德，修德主要表現在搞好政事，而為政的中心在於養育人民。水火金木土谷這六府要修治好，端正人民品德、豐富人民財用、改善人民生活這三件事要互相配合。這九個方面的功業都要安排得有秩序，有了秩序，人民自然歡欣鼓舞、歌功頌德。舜告誡禹：「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眾非元後何戴？後非眾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6］186-187舜亦認為沒有考核事實的言語不要聽，沒有徵詢群眾意見的建議不要用。可愛的不是君而是民，可畏的不是民而是君失其道。民眾沒有大君他們又愛戴誰呢？大君沒有民眾就無人跟他守邦了。一定要謹慎，認真對待你所居的大位，切實做好你想要做的每件事。如果四海百姓都窮困不堪，那你做大君的天祿也就永遠終結了。

到了「三朝」時代，這種保民才能保國，愛民就是愛國的樸素民本主義思想已逐漸形成。如《尚書·五子之歌》歌詠道：「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6］187《尚書·泰誓》中亦載：「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6］192-193《尚書·洪範》亦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5］133由此可知，這種民本主義思想始終貫穿於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的歷史長河之中。

（四）以國為重、克己奉公風貌

在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宗法社會制度和世代承襲的君主專制的官僚政體下，形成了中國古代社會的集體主義精神。集體主義精神主張個人利益、家庭（族）利益服從國家利益。正是在這種集體主義精神的光照下，才形成了中華民族以國為重、克己奉公的精神風貌。這種精神風貌從《尚書》中可見一斑。

《尚書》記載，大禹就是典型的以國為重、克己奉公的道德榜樣。帝堯時，中原洪水泛濫造成水患災禍，百姓愁苦不堪。帝堯命令鯀治水，鯀受命治理洪水，因採用障水法治水而失敗，歷時9年未能平息洪水。於是其子禹被任命為司空，繼任治水之事。大禹以國事為重，「予娶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5］46。禹娶塗山氏的女兒，結婚4天就去治水，後來啟生下來呱呱地啼哭，禹顧不上照顧兒子，只忙於考慮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

《尚書》十分重視宣揚以國為重、克己奉公的美德。《尚書·太甲上》中載：「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啟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於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6］189先王在天將明未明的時刻，就思考國事，坐著等待天明。又遍求俊彥的臣子，開導後人，不要忘記先祖的教導而自取滅亡。要慎行儉約的美德，懷著長久的計謀。好像虞人張開弓還要去查看箭尾是否符合法度以後，才發射一樣；要重視自己所要達到的目的，遵行祖先的措施，這樣千秋萬世您將會得到美好的聲譽。《尚書·洪範》亦載：「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尊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5］133不偏不斜，遵守君王的仁義。不能只顧私人利益，應當遵循君王正道；不要為非作惡，要循正路前進。不要偏私，不要結黨，王道寬廣；不要結黨，不要偏私，王道平坦；不要反覆，不要傾側，王道正直。《尚書·無逸》中周公這樣讚揚文王：「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於鰥寡；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於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5］237文王安於卑下的工作，從事過開通道路、耕種田地的勞役。他和藹、仁慈、善良、恭敬，使百姓和睦、安定，愛護親善孤苦無依的人。從早晨到中午、到晚上，他常常忙得沒有空吃飯，為的是使萬民生活和諧。文王不敢沉湎於嬉遊、田獵，只忙於和許多屬邦諸侯共理政事。因此，文王雖中年受命為君，卻還能享位50年之久。

（五）以德治國、德主刑輔之道

在古代中國半封閉狀態的大陸性地域中，在以農耕為主體的自然經濟基礎上，在以家庭、家族為中心的生產生活條件下，中華民族開創了注重人倫的德治政治模式。這種德治政治模式，就是以德治國、德主刑輔之模式。

這種模式從《尚書·堯典》一開篇，我們就可以清晰地見到：「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勛，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5］2帝堯恭敬節儉、明察四方、善理天下、道德純備、溫和寬容，他忠實不懈，又能讓賢，光輝普照四方，思慮至於天地。不僅帝堯是以德治國的典範，而且其後繼位的舜和禹也都是以德治國的典範。堯帝在禪位時，四岳先後推薦了堯帝之子丹朱和臣子共工，但由於丹朱「囂訟」，共工「靜言庸違，像恭滔天」，均不被起用。最後四岳推出虞舜，因其「父頑母囂，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奸」，堯帝決定「我其試哉」。舜被起用後，「慎微五典，五典克從。納於百揆，百揆時敘。賓於四門，四門穆穆。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5］8-14。舜慎重地讚美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種常法，人們都能順從。舜總理百官，百官都能承順；迎接四方賓客，四方賓客都肅然起敬。舜擔任守山林的官，在暴風雷雨的惡劣天氣中也不迷誤。於是，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　可績，三載。汝陟帝位。」［5］15後舜帝禪位於大禹，也同樣因其品德才能出眾，並能以德治天下。「帝曰：『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於邦，克儉於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後。』」［6］186-187舜對禹說，禹，當年天降洪水來警戒我，能夠言行一致，既在治平水土中成就功業，又在民眾中建立威信的，就數你最賢；既能勤勞為邦，又能節儉持家，不自滿自大，這也數你最賢。你正因為不自逞能，所以天下沒有一個人敢與你爭能；你正因為不自居功，所以天下沒有一個人敢與你爭功。我真誠讚美你的品德，嘉許你的大功。天命已經降落到你的身上，你終將升任大君。

從《尚書》中我們可以看到，從堯舜禹「三帝」以來的以德治國政治模式，到了西周時期已經基本形成。然而，相對而言，這時更為強調德主刑輔之道。因為以往的歷史經驗、教訓表明，無論是單一的德治還是單一的刑治模式，都不適合國情，只有在德治的基礎上，行德主刑輔之道，方能達到最佳的治國安邦效果。周公輔政，反覆告誡君王以德治國：「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於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5］195上天既已把臣民和廣大疆土都付給先王，今王也只有施行德政，來教導殷商那些受了迷惑的人民，使他們心悅誠服，好完成先王所受的天命。爾後，在《尚書·呂刑》中，周王進一步明晰地表達了「德主刑輔」之道。上古時代，早期因無法制，先民「罔不寇賊」；後雖制定法律，卻「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於是，「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於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後恤功於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後成功，惟殷於民。爰制百姓於刑之中，以教祗德」［5］302。天帝詢問了天下民眾，連孤寡小民都仍在埋怨苗民酷刑之害，於是天帝以德行威，使萬民無不畏服；又以德施明，使萬民遠離幽枉。天帝命令三位明君賢臣下到人間，撫恤民眾，建立功業。伯夷頒布法典，用刑律治理人民；大禹賓士水土，為山川的神主；后稷教民播種，努力種植莊稼。三位明君賢臣大功告成，給予百姓的好處大且長遠。以後，治理萬民只用適中的刑罰，來教導臣民敬行德教。總之，周王的結論是治理國家應遵循善德之刑的原則。

結 語

總攬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精神源形之內涵，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其有以下鮮明特色：

第一，上層性。上古時期，以農耕經濟為主體的自然經濟，生產工具十分簡陋，先民的生產知識也十分貧乏，因此，社會生產力十分落後，先民生存之艱難，一生往往致力於衣食之碌，難以有閑暇時間進行精神生產。況且廣大民眾處於被統治的地位，特別是奴隸們處於社會的最底層，他們只是被人主宰的「工具」。因此，一方面，百姓缺乏國家觀念；另一方面，百姓的精神追求被壓制。而當時處於統治階級的君王臣子們，相對來說，由於沒有衣食住行之憂，所以他們往往是「先知先覺」者，有精神追求。特別是他們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直接相連，國家興旺則他們興旺，國家衰亡則他們衰亡。因此，中華民族愛國主義最早的精神源形就發生在統治階級，具有了上層性的鮮明特色。

第二，政德性。自古以來，由於中國優越的自然環境，造就了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相對較早的發達的農耕經濟，而以水利為命脈的農耕經濟重視群體的團結與力量。同時，先民們的文明進化路徑也與西方民族文明進化的路徑大相徑庭，如果說西方民族文明的搖籃——古希臘是隨著原始氏族制度的瓦解、個人崛起於家庭的步伐走入文明社會的話，那麼中國則恰恰是較完整地保留了原始氏族制度，建立重家庭、重家族、重宗族的宗法制度而走進文明社會的。在這種溫情脈脈的宗法制度下，家庭、家族、宗族就是先民們生產生活的根本場所，注重協調人際關係就成為生產生活的關鍵。由此決定了先民們重家庭重人倫之思想，形成了重道德之傳統。適應中華民族這一特點，上古時期統治階級就特別注意實行德治，從而使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精神在源形上就具有了濃郁的政治道德色彩。它一方面使得宗族倫理政治化，另一方面則使國家政治倫理化。

第三，初始性。在堯舜禹「三帝」時代，雖然已經有了「帝」「臣」等名分，但還沒有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國家」。因此，雖然也已經有了「族」「邦」「天下」等概念，卻還沒有形成嚴格意義上的「國家」意識。而夏商周「三朝」時代，可以說已經建立起了上古形態上的「國家」「朝代」。然而，雖說有了「國家」，但這種「國家」尚非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可以說，在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國家出現得較早，且形式少有變化，一直到了秦王朝才真正奠定了中國現代國家的基礎。因此，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精神在源形上就表現出鮮明的初始性，也就是說，這種愛國主義精神是中華民族精神在源頭意義上的初始表現形態。然而無論其有多麼的「初始」，這種在《尚書》中顯現出來的從堯舜禹「三帝」到夏商周「三朝」的愛國主義精神與愛國主義思想，都充分表明出這無疑就是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精神的源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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