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取得了那麼高的成就，為什麼宋代人還把他跟秦檜並列？

原標題：王安石取得了那麼高的成就，為什麼宋代人還把他跟秦檜並列？

節選自《宋朝果然很有料》（第六卷），中國工人出版社

看不懂的王安石

作為一個中國人，一定不會對王安石變法感到陌生。作為一個參加過高考的學生，更是對此深惡痛絕。

為了考試，學生要將王安石變法的原因、背景、起因、經過、結果，以及保甲法、青苗法、差役法等的具體內容全部背誦下來，且爛熟於心。

這樣一圈下來，學生往往心力交瘁。同樣，拜這種教育所賜，對於王安石這個人，每一個中國人都會烙下這樣一個印記——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中國著名的變法者。王安石代表小地主階級反對壓迫、提倡變法，卻被代表大地主階級的司馬光等人打壓，最終失敗，等等。

其實，大家可能想不到，王安石能夠獲得這麼一個好形象，是近代的事情。在晚清前的800多年間，王安石一直是一個奸詐小人的形象，是一個禍國殃民的罪臣、一個讓北宋亡國的罪魁禍首。

在北宋官員、百姓的眼中，若不是這個蓬頭垢面、邋遢髒亂的人在執政時，與民爭利、任用奸臣、打擊忠義、胡亂變法，使得天下大亂，北宋何以滅亡！若沒有這個「胡搞」的人，北宋何來靖康之恥！王安石跟童貫、蔡京一樣，就是一個遺臭萬年的奸臣，萬死不足抵其罪！

對王安石這種負面的評價，北宋如此，南宋也是如此。

南宋建立後，宋高宗下令重新修編《神宗實錄》。編纂細節就不說了，其中最顯著的一點，就是把這場變法的名字改掉了。不再叫它熙豐變法了，而是直接稱其為王安石變法。

在歷史中，宋神宗一共有兩個年號，一個叫熙寧，另一個叫元豐，所以這個貫穿宋神宗一生的變法，就叫熙豐變法。但是，宋高宗這樣一改，就是告訴世人：宋朝的這場亡國之禍，不是宋神宗的事，全是王安石惹的禍。

南宋期間，朱熹讀完王安石變法後，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群奸肆虐，流毒四海。」

大文人羅大經對王安石更是嗤之以鼻，稱其為：「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複合者，秦檜之罪也。」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整個宋朝有兩個罪人，一個是王安石，導致國家分裂；另一個是秦檜，導致國家不能再歸於統一。

可想而知，在羅大經眼裡，或者是在整個南宋文人的眼中，王安石的知名度這叫一個高，他可與秦檜齊名，是一個禍國殃民的大壞人、一個永載史冊的大奸臣。

即使到了明朝，對王安石的評價，也沒有改變。

明朝有一本著名的小說，叫《三言二拍》，其中有這麼一個故事，就是說的王安石。書中說，宋朝百姓喂牲口食物，都是這樣叫喚：「啰啰啰，王岐公吃食；來來來，拗相公吃米。」

那麼，為什麼到了現在，我們對王安石的評價又這麼高呢？這個轉折點在哪裡呢？

這個轉折點，在晚清；讓王安石重見天日的人，就是梁啟超。

晚清時期，梁啟超想變法圖強、振興大清。在構思變法時，他瞄上同樣變法的王安石。梁啟超非常敬佩王安石，他不僅寫了一本《王安石傳》，來紀念心目中的這位偶像，還送給了王安石一個極高的評語——「三代以下唯一的完人」！

這個評價實在是高，在中國的歷史中，三代一般指的是「夏商周」。可見，梁啟超的意思是說，在夏禹、商湯、周文王之後，天下只有這麼一個「完人」！言下之意，什麼孔子、孟子、朱熹、王陽明，都比不過王安石。

至此，在中國這位「悲劇英雄」的筆下，王安石完成了逆襲，獲得崇高的評價了。

後來，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導師列寧的一句「王安石是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的話，讓王安石成了大家心目中的大英雄，一名偉大的改革家。

再後來，拜媒體所賜，即使是不懂熙寧變法為何物，甚至連宋朝歷史都不甚了解的中國人，也會知道王安石這個名字，並用「偉大」二字來稱讚他。大家稱其為「偉大的文學家」「偉大的政治家」「偉大的改革家」等。

其實，這種對王安石「先前無限詆毀、後來無限崇拜」的方式，確實值得商榷。

如今，史學家們可以剝離所有人為的因素，開始客觀地、從眾多角度重新評價這位1000年前的大人物了。史學家們的評價，還原出一個完全真實的王安石。　

撲朔迷離的幼年故事

綜觀中國的名人歷史，每一個人都是從他幼年時期的「輝煌」開始的，王安石也無法脫俗。

話雖如此，但是，沒有一個名人的幼年記錄，比王安石的更混亂。關於他幼年的輝煌記錄，竟然出現了兩個褒貶不一、互相矛盾的版本。

先說好的版本。

說王安石好話的人，就是那些「新黨」成員，這些人視王安石為自己的偶像，極力稱讚王安石，蔡京還「送」給王安石一個「獾子轉世、天降大任」的故事。

這是怎麼回事？ 史料記載，王安石出生在今天的江西撫州。當時，那裡經濟不發達，野生動物遍地都是。趁人們不備，一些狐狸、獾子就會跑到人家裡，偷吃東西。

王安石的母親臨盆時，一隻獾子跑到了產房，然後不見了。因為這個，王安石的父親一高興，就稱這個孩子為獾郎了。

本來，獾郎，就是一個小名，也沒啥特殊的意義。但是，等他位高權重後，他身上所有的名稱都變得有意義了。

有一天，蔡京的兒子蔡絛與道士聊天，問了他一個問題：「舒國公為什麼會絕後？」

舒國公，指的是王安石。王安石一生有兩個兒子，長子王雱和次子王旁，倆人皆病逝。由於史料匱乏，王安石到底有沒有後代，史學界一直爭論不休，我們姑且相信蔡絛的言論，說王安石絕後了。

聽完蔡絛的問題，那道士掐指一算，答道：「王介甫乃上天野狐轉世，怎能有後代？」

蔡絛聽完後大吃一驚，回來詢問父親真偽。

蔡京沉吟一會，道：「王公確實是神物轉身。有一年，朝廷舉行祭祀大典，按照慣例，文武百官要依次上台祭祀。當時，王公身為宰輔，第一個上台祭祀。祭祀結束後，一老道突然叫住王公，對其道：『你莫非是那個獾郎？』王公問其為何知道自己乳名。道士道：『大人位列仙班，我為何不知？』說完，老道把王安石的生辰八字、父祖的生辰八字，全部說了一遍。王公驚嘆不已，故此，滿朝文武都知道王公是『獾子轉世』了。」

除了這個故事，蔡京還告訴兒子一件事：據說，蜀地有一個非常靈驗的祠堂，讀書人經過時，若風雨大作，這人必定中舉；官員經過時，若風雨大作，這人必定官至宰相。後來，有一個官員帶著下屬祭拜祠堂，祭拜期間，突然風雨大作。見此，那個官員很高興，認為自己必當宰相。孰料，一晃20年過去了，這個預言沒有應驗，官員就命人查看隨行的官員名冊。結果，那官員驚訝地發現，隨同去的人中，竟然就有當朝首輔王安石。官員這才明白，當年那場大雨，是為王安石下的。

蔡京說完後，蔡絛對這些故事驚嘆不已，他到處傳播，久而久之，大家就都知道王安石是「神物轉世」，是一個奉命來到人間，拯救萬民的「神仙」。

當然，這種神話故事，我不說，大家也都知道是怎麼回事。

其實，蔡京之所以這樣「歌功頌德」王安石，原因非常簡單，因為王安石是新黨的領袖。

當時，蔡京因為擁護新法，才大權獨攬，掌管朝廷（後面再說）。作為新黨的魁首，如果不歌頌自己的「祖師爺」，蔡京說得過去嗎？

因此，歌頌王安石，給予他這些神乎其神的故事，就成為蔡京的使命了。

當然了，新黨歌頌王安石，舊黨則詆毀王安石。在舊黨書寫的史書中，王安石則成為一個不堪入目的人了。

再說壞的版本。

根據舊黨人物的描述，王安石幼年時曾在鐘山讀書。

有一天，一個得道高僧看見了他，對其道：「先生面相了得，未來必成為帝國宰相。只不過，到了那個時候，還望先生慈悲為懷，不要干盡壞事，壞了祖宗的法制。」

王安石哈哈一笑道：「高僧多慮了，我還沒有考取功名，何來宰相之說？就算鄙人有幸當了宰相，那壞了祖宗的法制之事，絕對無從說起。」

高僧聽罷嘆了一口氣，不再言語，默默地離開了。

後來，王安石「果然」當上了宰相，「果然」幹了壞了祖宗的法制之事，高僧當年的預言也「果然」成真了。

像這樣詆毀王安石的野史故事，還有很多。其中最離奇、最胡說八道的一個，則是野史記載的王安石跟舅舅的一番對話。

野史記載，王安石的舅舅饒氏是一個生意人，他見王安石的皮膚粗糙無比，如同蛇皮一樣，就取笑道：「如此行貨，尚能賣否？」

一聽此話，王安石懷恨在心，等考取進士後，王安石寫詩一首送予舅舅，作為回擊。

王安石是這樣寫的：

世人莫笑老蛇皮，已化龍鱗衣錦歸。

傳語進言饒八舅，如今行貨正當時！

要知道，作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他的詩詞水平位於大宋帝國的巔峰，那句「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更是堪稱頂級，足以載入史冊。

作為這樣的頂級文人，王安石根本不可能寫出這種粗陋、低俗，類似於打油詩水準的詩詞。上面那首詩中那股濃郁的暴發戶氣息，絕不是出自胸懷天下、銳利改革的王安石之手！

飛來峰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

不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

這首詩，叫作《登飛來峰》。雖然寫這首詩時，王安石不過是一個七品縣令，但詩中那種不畏姦邪、不怕困擾的大氣魄，已經溢於詩外。

兩首詩句一對比，孰真孰假，當下立判。

實際上，對於王安石的詩句，文學大師張白山評價頗高，稱其為「抹上了一層燦爛的異色」。林語堂先生雖然討厭王安石，但對其詩句也讚不絕口，稱「荊公之詩，實導江西派之先河，而開有宋一代之風氣」。

作為唐宋八大家之一，王安石在詩詞上的造詣，已經到了頂級的水準，就算是最討厭他的人，也無法否認這件事情，更無法討厭王安石的詩句。那麼，既然無法討厭王安石的詩句，那些舊黨就會從其他方面下手，來玷污王安石了。

這就是王安石的衣著。

在舊黨書寫的史書中，他們稱王安石是一個非常邋遢的人，邋遢得天下皆知，讓人忍無可忍。

據說，王安石非常邋遢，在外當官期間，若夫人不在身邊，他能整整一年不換衣服。不管衣服多臟、多破、多臭，王安石也能穿出去見人。

王安石可以不在乎自己多臟、多臭，但是別人受不了。為了幫助王安石洗澡，每隔一段時間，他的朋友吳充和韓維就會拽他去洗澡。

洗澡的時候，他們會準備一套新的衣服，把王安石臭烘烘的衣服拿走。王安石洗好後，也不知道這個衣物是新的，拿起來就穿，根本沒有注意到衣服被人調包了。吳充和韓維稱此舉為「拆洗王安石」。

當然，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忍受邋遢的王安石，同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蘇洵，就對王安石的邋遢嗤之以鼻、深惡痛絕。他甚至把王安石的這種邋遢，與國家安危、社稷穩定聯繫在一起了。

為此，蘇洵專門寫了一篇《辨奸論》，用來闡述自己的觀點。

蘇洵認為，洗臉換衣服，是人之常情，如果一個人違背了這些，天天穿著破衣爛衫、蓬頭垢面地生活，這個人就是一個沽名釣譽之徒。其內心，就是一個姦邪狡詐的小人，就是一個危害國家、禍國殃民的大奸大惡之人。

蘇洵的這種說法，太偏激了。如果按照蘇洵的標準，那麼長相醜陋的晏嬰、渾身是虱子的王猛，他們都有嚴重的問題了，哪怕他們是一代賢相，在蘇洵筆下也是大奸大惡之人了。

可見，蘇洵的這種說法，確實值得商榷。

史學家認為，蘇洵這麼說，完全是文人的思想在作祟。

何為文人思想？就是根據自己的喜好特點，把一些自己看不慣的事情，強行跟國家的前途、江山社稷的命運聯繫在一起，危言聳聽，唯恐天下不亂。

王安石穿得邋遢，怎麼了？你又不跟他生活在一起，熏著你了嗎？他天天邋裡邋遢的，就不會治理國家了嗎？你天天衣冠楚楚的，也沒……

行筆至此，終有一結，王安石的那些好事、壞事的故事，就此打住，不再討論。要想知道一個真正的王安石，敬請關注《宋朝果然很有料》第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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