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雄對不起，多拉那時不懂愛情
再見了，我的男孩
我怎麼會離開你
從電影學院畢業很久後，我到了香港做派對小丑。比起那些留在北京跟蒼蠅一樣到處亂撞的同學，我的生活井井有條，前途一片光明。
這座叫香港的城市裡的派對男女都愛唐多拉，因為只有像唐多拉這樣從內地來的的派對小丑才可以滿足他們各種千奇百怪的要求。比起那個叫「飛雪」的小魔術，他們更熱衷於讓三小時兩百港幣的我扮演各種角色， 比如貼在牆上的時鐘，調到了震動的手機，吃到了辣椒的雪納瑞……
當我蹲在一群客人中間假裝自己是只茶壺的時候，我遇見了大雄。
他穿著TVB的警匪片里經常出現的警察制服一臉正氣地闖進來，對著我們大聲嚷嚷：「差人倫干，差人倫干……」那會兒我剛到香港三個月，口袋裡還揣著《日常白話三百句》的小冊子，在超市買個東西都會把100元聽成100萬，像「警察臨檢」這麼有內涵的語言，我是聽不明白的。
而講普通話對大雄這種有大舌頭的香港人來說也是門技術活兒，所以到最後我被他拉上車帶回了警局。
其實那一次，大雄也只不過是例行檢查而已。只是這隻剛剛通過PC考試的菜鳥覺得有義務將每一個「不明物體」都帶回警局接受拷問。
證件齊全、身家清白、根正苗紅的我被無辜地帶到了警局，直接導致大雄在督察的辦公室里受訓整整兩小時。這期間，我的鼻頭上頂著一隻小紅球，一邊聽著從旁邊IP辦公室傳來的鏗鏘有力的白話練習粵語聽力，一邊優雅地端著咖啡杯喝著用香港納稅人的金錢換來的雀巢。最後，大雄灰溜溜地走出來，隨手抓了一張記事貼寫了張紙條給我，黑色的繁體字扭來扭去地爬在黃色紙條上：「你住哪裡？我現在送你回去。」
來香港的第三個月，我理直氣壯地坐上了香港皇家警察的小警車，在尖沙咀向西貢的道路上馳騁。天上星星閃爍，夜色美得誘人，我的小丑服的袖子里還裝著「飛雪」的魔術道具。我打開車窗，對著手掌吹一口氣， 漫天的雪花從我的袖口洋洋洒洒地飛向夜空……旁邊的大雄發出一聲怪叫，然後我又被帶回了警察局。
這一次是因為亂扔垃圾。
我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趴在警局的桌子上用筆交代自己的犯罪經過，我的字寫得並不比大雄好很多，但是我還是很流暢地表達了我的心酸：「我好不容易來香港混，我老家有個生病的媽，我爸下崗沒工作，我弟還在讀高中，我的生活也不容易。」
大雄同情地看了我一眼，他的眼眸里蕩漾著憂傷。結果，我還是被起訴了。
TVB 的港片里，香港警察人人都有賓士寶馬的事根本就是騙人的。小警員大雄交班後領著穿寬大小丑袍的我坐完地鐵又轉小巴。在巴士站，他穿著JUICE的條紋T恤很體貼地到便利店給我買奶茶。我使勁咬著吸管，很鄙夷地看了他一眼，這個人不知道JUICE是冠希兄的產業嗎？難怪叫大雄，「胸」大無腦。
前往西貢區的空蕩蕩的巴士上，只有我們兩個人和一名司機。大雄小心翼翼地看著我的臉問：「Can you speak English?」
那麼多年的義務教育不是白上的，我鬼火直冒：「Yes,I can!」
於是我們溝通的官方語言變成了英語，中間偶爾冒出幾句白話和普通話、炫耀性的法語和日語，談話過程活像是外資企業里的白領談判，你來我往，彷彿是如果你能把火星鳥語都用上，那麼你就是贏的一方。
「犯人」和警察之間終於找到了共同點，我們都是語言天才。我們彼此惺惺相惜，同病相憐。
這個叫大雄的小警員喜歡上了自己的犯人，我知道。有時候男人和女人之間有火花，似乎就是那麼一兩個眼神的事兒。大雄看著我，就算我的頭頂是金黃的捲毛，鼻子上還有小紅球，他的眸子也依然在熠熠發光。
在來香港之前，我熱衷於用撲克牌算命。算的大多是以後會找個什麼樣的男人，會不會很有錢，會不會變成張曼玉。後兩個問題不方便過早下結論，但第一個問題現在我知道了。發誓要為事業拼搏的唐多拉，剛到香港三個月就墮落地交了個小警員男朋友，而這個男人直接導致了自己站在香港的法庭上接受審判。
如果我媽知道我這麼沒有骨氣，會一巴掌把我拍死。
我們一起在西貢的小房子里住了下來，我不當小丑他不做警員的時候，我們就一起看碟。大雄是個狂熱的電影愛好者，同時他又是一個遵紀守法的香港公民，幾乎每一部片子他都是買的正版DVD，所以當內地號稱投資上億的電影來香港宣傳的時候，他的普通話已經被我教育得很好了。
所謂的看首映禮，其實就是我負責混在一群狂熱的影迷中間，高高地舉起Nokia 5300 的300萬像素攝像頭對著站在紅地毯上的明星一頓猛拍， 而大雄則跑到周圍看是否有黃牛，能不能買到打折票混進去看片子。
2008年春天，內地當紅新秀黃阿明穿著黑色的正裝，姿態優雅地牽著另一個女明星的手緩緩地踏上紅地毯。我身邊的女孩發瘋一樣地尖叫，他很有禮貌地停下來，為一個女孩簽名。距離那麼近，他的黑色袖子上是白金的袖扣，我一揚臉就可以看到他眸子里蕩漾的笑意。只是，黃阿明淡淡地掃過我的臉，然後離開。
去淘黃牛票的大雄不知道是什麼時候擠回我身邊的，他滿頭大汗，Juice 條紋T 恤被汗浸濕了貼在背上。他張牙舞爪地揚起兩張票，朝我喊：「我買到了。」我心底莫名地起了一陣厭煩，冷冷地說：「我不想去了。」
大雄一驚，問我：「那你想做什麼？」
我去了尖沙咀，把大雄丟在了黃阿明的首映禮上。那一天晚上，我穿著嶄新的小丑袍，一個場子接一個場子地拉生意，我笑容可掬，親和力超強地問：「老闆，要即興節目嗎？老闆，看魔術表演嗎？」大部分的酒客都神情鄙夷地趕我離開，只有那麼幾個人願意花兩百港幣看我表演。
我喜歡演戲，如果不能像黃阿明那樣幸運，那麼演茶壺也是可以的。
收工時，我賺了五百港幣。其中一百港幣是和一個客人打賭，灌下了半瓶不兌蘇打和綠茶的洋酒換來的。走出酒吧，路燈下站著的是大雄。
他一把抱住我，在我耳邊低低地說：「多拉，難道這就是你想要的嗎？」 我聽見了，但是不能說話，喝醉了的人是不可以亂說話的。大雄——剛剛通過PC考試的小警員，一個月拿萬把塊的薪水，還不夠多買幾張正版DVD的，一年後或許可以考高級警員，三年後可以考警長，四十歲能成見習督察就算不錯了。
這些話我都不能說，所以我只好在他懷裡昏過去。
黃阿明給我打電話的時候，我正酒精中毒, 在西貢醫院裡打點滴。從九龍到西貢，也許是插了翅膀才能那麼快地飛過來。我沒有問他從哪裡知道我的號碼。網易同學錄上每天都有人在往上面貼自己的聯繫方式和職業，生怕老同學不知道自己已混得風生水起。
他戴著大墨鏡和漁夫帽，但還是含情脈脈地拉住我的手，問我：「你還在生我氣對吧？你原諒我了嗎？你為什麼一個人跑香港來？為什麼不留在北京？」
最後他說：「我找了你好久，跟我走。」
那是電影里的一句台詞，現實中說起來居然也那麼擲地有聲，砸得人心直疼。
中午，當穿著號稱兩公斤重的制服，提著周記的豬肝粥趕過來的大雄得知自己已被另外一個人篡權奪位時，他把豬肝粥留在了病房，人走了。
走到門口，又回過頭說了一句話，不是中文，不是英語，也不是日語和法語。原來，他還會第五種語言，說不定真的是火星語。
西貢的公寓里，刮鬍刀、除毛膏、男士洗面奶，他都沒帶走，只帶走了一大箱子的電影光碟——用他大部分的薪水買來的正版DVD。我把他沒帶走的東西都打包進一個箱子里，貼上寄往警局的地址。可笑吧，生活在一起那麼久的兩個人，居然連他的家都不知道在哪兒。
已經不重要了，我有了黃阿明，那個大學時候在我的宿舍樓下拿著把吉他唱情歌唱到差點挨處分的男生。
沒有什麼比破鏡重圓更美好的感情。儘管我失去了大雄的消息。
我不再做職業小丑，而是拖著小箱子從西貢的小公寓搬到了九龍的海景房。黃阿明因為人氣過高，加入了香港的優才計劃，簽了香港的經紀公司。但我以為所謂的人在做天在看，舉頭三尺有神明都不是針對愛情而言的。
2008 年愚人節，我和黃阿明去蘭桂坊喝酒。一個打扮得很有品位，連出去吃個飯都要被拍照的女人走過來對我說：「我有了阿明的小孩，你放棄他好嗎？」
我回頭看黃阿明，他正將眼神飄向遠處，哼著小調裝沒聽見。我不是吃飯都會被拍照的優雅女人，連與情敵的短兵相接都能保持自己的風度， 所以我只能一杯接一杯地坐在兩個人中間喝加了冰淇淋的百利。
自從尚雯婕做了代言人後，我就只喝這種甜膩到讓人沉醉的飲料。我固執地只選擇了一種甜蜜，就好像當初黃阿明勾了勾小手指，我就不顧一切地投奔幸福一樣。
如果一個人可以一直在甜蜜中沉醉下去，不用再醒來該有多好？
我又酒精中毒了，黃阿明沒有開著他黑色的寶馬送我離開，我搖搖晃晃地跑到大街上想攔下一輛車去打止吐針。最後是一個穿制服的警察把我送進了醫院，上車的時候我仔細地看著他的臉，哦，為什麼不是大雄。
落魄可恥的背叛者，是不配再遇到王子的。
2008 年，從電影學院畢業四年，我26 歲。當初很多在北京像蒼蠅亂撞一樣的同學到現在依然在亂撞，也有的混出了名堂成了巨星，比如說黃阿明。而我，唐多拉，回到了西貢的小公寓。
我的白話已經講得很好，每天晚上都穿著寬大的小丑裝，戴著金色的假髮，鼻子上頂個小紅球，為到酒吧來找樂子的客人表演。他們不再喜歡看茶壺，但三個小時兩百港幣的表演，就算讓我演抽水馬桶我也願意。
我一邊在這個繁華的城市依靠著微薄的收入小心翼翼地生活，一邊企圖撞見那個會說外星語的小警員大雄。不為別的，我只想知道分手那日他說的是什麼，是否也是那句：「多拉，跟我走。」
所以，如果你也在香港，混在尖沙咀，那麼當你遇到一個會講四國語言和一種火星語的小警員時，可不可以幫我告訴他：「大雄對不起，多拉那時不懂愛情。」
我怎麼會離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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