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公瑾：少數民族語言和文化事業的拓荒者

人生八十猶奮起，一路耕耘一路詩。從1952年開展傣語文教學算起，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張公瑾先生從事少數民族語言文化研究已有六十餘年。作為一位來自浙江溫州的漢族學者，他把自己最美好的年華和一生的心血都獻給了祖國西南邊陲的傣族人民，獻給了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化事業。

關注傣族語言文化的發展

從江南的魚米之鄉，來到上海復旦大學求學，再響應國家號召，踴躍報名學習少數民族語文，張公瑾先生的人生道路，發生了巨大的轉折。1951年11月，他自願報名到中央民族學院學習，第二年，因教學工作需要，不滿19歲的他就提前畢業，擔任傣族語文教學的輔導教師。從那時起，他的人生之路就與少數民族語言文化事業緊緊結合在一起了。

採得百花成蜜後，為誰辛苦為誰甜。張公瑾先生和其他的老一輩民族研究者一樣，他們把自己當作少數民族群眾的一員，滿懷著對少數民族語言和文化的摯愛，對少數民族語言和文化的發展有著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發自內心地為之執著追求和努力奮鬥，並將取得的豐碩成果歸功於少數民族人民群眾的幫助和支持。張公瑾先生在回憶起自己上世紀50年代在西雙版納與傣族群眾一邊同吃同住同勞動，一邊學習傣語文的歲月時，仍抑制不住激動地說：「作為一個熟悉當地民族語言的漢族人，與當地傣族同胞親密相處，真是自由自在，如魚得水。那是我意氣風發、發揮才華的一段美好時光。回想起來，如果沒有那一段經歷，我的青年時代會是多麼的黯淡。」

如今，儘管年事已高，他仍密切關注著傣族語言文化的發展和研究問題，尤其是傣族曆法的研究後繼乏人最讓他感到憂慮和不安。他期待著有更多的青年人，特別是傣族的青年人能夠關心傣族文化建設，積極投身於傣族文化的研究工作之中。

把混沌學理論引入語言文化研究

中國傳統的學術取向偏重於實證性研究，而不太重視理論的提煉和創新。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張公瑾先生就開始積極進行民族語言文化研究的理論思考和探索，其中的一些探索正日益彰顯其思想魅力。

他在數十年從事民族語言文化教學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文化是各民族對特定環境的適應能力及其適應成果的總和」這一觀點。這一定義的特點具有概括性，避免了泰勒例舉式定義缺漏某些重要內涵的弊病，指出了文化是各民族在特定環境下適應過程的成果，承認每個民族創造文化的能力及多元文化的價值，認為文化是對環境適應的成果。

20世紀80年代，他撰寫了《語言的文化價值》、《文字的文化屬性》、《文化環境與民族語文建設》、《走向21世紀的語言科學》等一系列文章，為文化語言學科的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其貢獻主要表現在：構建了文化語言學學科的理論構架，並明確指出學科任務是研究語言的文化性質和語言的文化價值；將語言事實和民族文化、思維方式聯繫起來，力圖使語言學成為一門具有普遍意義的思維科學；較早提出語言的文化生態和「母語危機」概念；以新的視角，將語言與文化的研究從辭彙和文字領域擴展到辭彙、語音、語法、語言類型、語言系屬、地理分布和文字諸方面。張公瑾先生認為，文化語言學在承認人類語言和思維模式普遍性的基礎上，致力於揭示其民族性，這不僅符合世界文化的發展潮流，也符合中國語言研究的實際需要和語言學科發展的規律，其前途是無限光明的。

把混沌學和其他非線性科學理論引入語言研究，是他對語言學學科發展的重要理論貢獻之一。傳統語言學如歷史比較語言學和結構主義語言學等都把語言看成是一個線性系統。但張公瑾先生早就認識到，語言是一個開放的、演化的、有著大量外界干擾的非線性複雜系統，特別是在語言與文化的關係中，存在著大量非線性現象。混沌學的許多理論觀念如隨機性、自相似性、分形、分叉、初始條件敏感依賴性等，可以很好地解釋語言與文化發展的許多現象，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在張公瑾先生的推動下，近二十年來，混沌學理論與語言文化研究的結合已經有了初步的成就。

張公瑾先生說：「文化語言學作為語言學發展的新階段，最需要堅持的是不斷探索和創新的精神。」理論探索和創新之路是艱辛的。但吸取了大地母親豐厚營養的茁壯新芽，必將衝破岩石和荊棘，在春風中綻放蓬勃的生命，在金秋十月收穫豐碩的果實。

重視民族古籍文獻的整理和研究

張公瑾先生十分強調語言研究的學術理念和學術方法。他的研究和教學，不僅使學生和讀者受益匪淺，更切身體會到語言研究的魅力。

語言學在很多人看來是一門枯燥的學問。而在張公瑾先生看來，語言是鮮活的、充滿生氣的，它是人之所以為人的重要條件，是人類思維發展和文化創造的基礎。他批判單純地把語言視為一種交際工具的認識，指出「多掌握一種語言就是多一種交際能力，多一種文化體驗，多一種觀察事物的視角，多一種思考問題的方式」。這些認識使語言回歸人本屬性，大大拓展了語言學的研究領域，從而使語言學研究融入了世界文化多樣性發展的時代潮流。

學科交叉和跨學科研究，是新時期學術發展的大趨勢。張公瑾先生長期以來一直關注多學科的交叉研究，並身體力行。他在談到自己的學術方法時說：「我的語言學理論研究常常帶有跨學科的性質，文化與語言的結合是跨學科的，混沌學與語言學的結合也是跨學科的。我常常要求我的學生在看非語言學的書的時候想語言學問題，在看語言學的書的時候想非語言學的問題，這才有可能借鑒別的學科的成就來刺激本學科的發展。這就要求我們要有一定的理論興趣。培養自己的理論愛好，這是語言學理論研究的必要前提。」

當前，語言學界不太重視民族古文獻的整理和研究，而民族文字文獻研究者不少又缺乏語言學專業訓練，導致古文獻研究難以深入。張公瑾先生則十分強調二者的結合，這既是對馬學良等老一輩學者學術傳統的繼承，更基於他對文字文化屬性的深刻認識。在他看來，文字作為語言的書面形式，是一個民族最為重要的文化遺產，不僅是文化發展的載體，更是民族文化的凝聚體。在民族文字古籍研究方面，他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他窮數十年心血和精力，系統梳理了數目巨大的屬於婆羅米字母體系的傣文經典。他主編的60卷《中國少數民族古籍總目提要》，是跨世紀的國家級文化重點工程，系統展示了我國少數民族古籍的全貌及古籍珍品，對少數民族古籍學的學科建設尤有重要意義。

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張公瑾先生秉持謙和淡泊的為人風範、嚴謹包容的學術風骨，他儒雅的氣質、睿智的思想，如同一股甘泉，時時滋潤著學生的心靈，鼓舞著學生勇於求知、樂於求知。2006年，張公瑾先生被評為北京市高等學校教學名師。他總是說：「長江後浪推前浪，後人總比前人強。對老師的最大的回報和鼓舞，就是能培養出超過自己的學生，我滿懷信心地期待著。」

老牛尤解韶光貴，不待揚鞭自奮蹄。張公瑾先生在文集的自序里說：「一切都聽其自然吧，只要永遠有一顆進取的心。這既符合我的混沌學思想，也符合我的人生理念。」今天的張公瑾先生，還在為中國少數民族的語言和文化事業孜孜以求，正所謂：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年10月20日第658期

責任編輯：黃琲 排版編輯：黃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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