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情義在，似是故人來——專訪賈樟柯：我不要成為電影動物

天下 09-21

9月21日，導演賈樟柯的新片《江湖兒女》將在全國公映。

該片是唯一一部入圍第71屆戛納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的華語片，其敘述的時間線綿延17年，空間跨越7700公里，講的卻仍然是賈樟柯最熟悉的那些社會邊緣的小人物故事。

9月中旬，Vista看天下政商智庫記者專訪了賈樟柯，試圖還原這個屬於他的「江湖」。

「啪」地一聲按下打火機後，賈樟柯陷進了黑色的皮沙發里。

「我一直想拍一部江湖電影。」他一手夾著雪茄，一手搭在沙發扶手上，說起9歲那年，山西汾陽下了一場暴雨。第二天早上，縣城主街已被齊腰深的洪水淹沒。一個叫賈樟柯的小男孩站在學校對面的高台階上，不知所措。這時，一個身影不發一語彎腰將他夾在腋下，蹚過洪水把他扔在了馬路對面——那個高大的身影是他們那片的大哥，小東。

大學的某個暑假，當賈樟柯再回到汾陽老家，小東已經從當年叱吒街頭的大哥，變成了「頭髮稀疏、身體發胖」的大叔，蹲在院門口，低頭呼嚕呼嚕地吃著一碗面。

這一幕一直留在賈樟柯心裡。2015年，《山河故人》路演尾聲，他得知自己的一個朋友——也是以前的一個大哥，突然中風了，要拄著拐杖走。賈樟柯很傷感，他決定寫寫大哥們的江湖往事。

初稿寫了五六個月，從2001年的山西大同講起，男女主角斌哥和巧巧在這裡出發，一路闖蕩至三峽、新疆；2018年，人到中年，二人又回到故鄉。

劇本寫完，賈樟柯嚇了一跳：「就好像我這些年的經歷，從山西出發，一點一點地往外走。」

《江湖兒女》9月21日全國公映。（網路圖）

「有一個『假科長』的《站台》

你要嗎？」

2017年11月29日，《江湖兒女》開機；2018年1月25日，劇組殺青。

拍最後一場戲時，大同氣溫逼近零下二十度。火車站廣場的高地上，廖凡飾演的斌哥坐著輪椅，凄涼地等待著趙濤飾演的巧巧趕來接站。

關機後，賈樟柯跟廖凡半開玩笑半吐苦水：「拍這片子給我拍吐血了。」

過去二十年來，他從未拍過這麼大規模的電影——每一場戲光是群眾演員，就有兩三百人。

「這部電影里出場的演員特別多，用張一白的話來說，廖凡和趙濤演的是『兒女』，很多不同口音、不同職業的朋友們幫我們演了這個『江湖』。」9月16日下午，《江湖兒女》在北京舉行了首映禮。映前，賈樟柯帶著廖凡、趙濤等一眾演員與觀眾見了面。

張一白和徐崢、刁亦男、馮小剛一樣，都是被賈樟柯請來客串的。在141分鐘的戛納公映版中，馮飾演的是一個針灸大夫，電影結尾處，廖凡腦袋被紮成刺蝟的形象，就出自他的手。而在國內公映的136分鐘版本里，馮小剛的戲份被刪得只剩下了這雙手。

賈樟柯以前偶爾也會在自己的電影中露個臉——《任逍遙》里的「精神病」、《天註定》里的「煤老闆」。到了《江湖兒女》，他給自己找了個「替身」，讓童年的玩伴張小軍出演了「老賈」一角。

張小軍想不明白賈樟柯為什麼非得點名要他來演，「估計是要（會說）汾陽話的」。

在片場，張小軍最怕聽見賈樟柯說「好！非常好！」。「他一說，我就知道完了，下面一句肯定是『再來一遍』。」

「你覺得演得好嗎？」接受採訪時，張小軍不放心地問Vista看天下政商智庫記者。

得到肯定的答案後，他才鬆了一口氣：「那是導演弄得好。」

侯孝賢曾經跟陳丹青說，賈樟柯是個有辦法的導演，「我看他第一部電影，就發現他會用業餘演員。」

1998年，《小武》一鳴驚人拿下柏林國際電影節青年論壇首獎。陳丹青曾用「準確」來形容片中主角小武的形象：「一個北方小痞子，煙一抽，腿一抖，完全對了！」

《小武》法國版海報。（網路圖）

扮演小武的是賈樟柯的同班同學王宏偉。他們一起在北京電影學院念文學系，專攻電影理論，對演戲一竅不通。

據二人的同班同學，擔任這部電影副導演和文學策劃的顧崢回憶，當時文學系也有一年表演課，「是教過趙薇的老師來教我們，把我們批評了一通，我記得被他批評得最狠的，就是王宏偉。」

《小武》之後，賈樟柯開始籌拍《站台》。顧崢陪他去太原師範學院挑選學生演員，結果賈樟柯一眼相中了當時還是舞蹈老師的趙濤。2000年，這部由王宏偉和趙濤出演男女主角的電影，又一舉斬獲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最佳亞洲電影獎。

那之後，賈樟柯頂著「假科長」的名號「出道」了：威尼斯歸來，市面上很快便出現了盜版的《站台》DVD。有一次，賈樟柯去北京小西天一家盜版店淘碟，老闆見他一遍一遍翻找箱子，忽然問了一句：「有一個『假科長』的《站台》你要嗎？」

這輩子「就乾電影了」

十幾年後，「假科長」早已淪為笑談，「賈樟柯」則成了不折不扣的「汾陽名片」。

「我們走到哪，說汾陽人家未必知道，說汾酒人家『哦』一聲，可一說『賈樟柯是我們那兒的人』，沒有不知道的。」邢萬里比賈樟柯小8歲，《小武》在賈家莊取景拍攝時，他還在汾陽中學讀書，周末才能回家，「就在我家房子背後拍的。」

從《小武》到《站台》、《天註定》，再到《山河故人》，賈樟柯似乎對汾陽有著難以割捨的情感。

1970年5月，賈樟柯出生在汾陽縣一個四口之家。父親是中學語文老師，母親在縣糖業煙酒公司的一個門市部當售貨員，家裡還有一個大他6歲的姐姐。

幼時賈樟柯。（網路圖）

兒時的賈樟柯覺得縣城很大。初一學會騎自行車以後他才發現，從東到西、從南到北地穿越縣城，用不了5分鐘，他開始對外面的世界充滿想像。

賈家住在轆轆把街5號，緊挨著一條國道。那條國道是省城太原開往陝北軍渡（黃河的一個渡口）的必經之路，也是賈樟柯童年所能想像的「最遠的地方」。

「我真的無數次衝動想去看一看軍渡是什麼。」蹲在家門口，他有時候會看到一輛一輛軍車，拉著坦克往軍渡那邊去了；有時候又看到一溜卡車拉著硫磺，從軍渡那邊來。

一天早上，一個「奇怪的聲音」隨著風遠遠地傳來。父親告訴賈樟柯，那是火車的聲音，孝義的火車的聲音。那時候，汾陽還沒有鐵路。

聲音漸漸遠去，遠成了某種召喚。

賈樟柯再也忍不住了。他糾集了一幫同學，偷偷騎著自行車，去三十公里外的孝義「找火車」。找啊找，終於找到一列拉煤的火車。幾個小孩坐在地上，屏著氣息行注目禮，「看著火車走遠，惆悵了很久。」

直到現在，賈樟柯拍電影都非常喜歡拍交通工具。而走上電影這條路，他必須要感謝一個人：陳凱歌。

1990年，20歲的賈樟柯第一次看到了電影《黃土地》。彼時，他在山西大學的一個美術班進修，因為高考失利又不想留在汾陽縣城，賈樟柯迫切地想要謀個生計，想著從美術班出來以後進廣告公司搞平面設計。

「我初中的時候，汾陽縣城就開始有錄像廳了，大部分是香港武打片。結果我看了一個非常不錄像廳的電影《黃土地》。」看了差不多5分鐘，賈樟柯的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流，他當即決定，這輩子「就乾電影了」。

有同學跟他說，「你可以考北京電影學院。」賈樟柯想著考攝影系，「結果一看招生簡章，有身高要求，我就放棄了。」

報考導演系，他又心裡沒底，唯一能試的就是文學系。小學五年級時，賈樟柯就展現出了文學天賦，一篇寫晉祠的散文刊登在當時的《山西青年》上。離開山西前，他已經在《山西文學》上發表了小說，很受山西作協重視。如果不是入了電影這行，他可能會成為一個作家。

「拍電影就是兄弟的事情啊」

1991年，編劇汪海林也報考了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筆試過後，電影學院安排考生到北京郵電學院體檢。汪海林去的路上聽說，班裡有兩個人體檢給刷下來了。

「是嗎，誰啊？」旁邊的人指了指操場看台，汪海林一看，上面坐著一個人，臉色煞白，冒著冷汗，是賈樟柯。「你看他這臉色，就不大像能過的。」正說著，一位老師走過來：「汪海林，另一個體檢不合格的，就是你。」

1993年，賈樟柯終於如願以償地考入了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班上12個人，七女五男，號稱「七俠五義」。

賈樟柯和王宏偉、顧崢，是這「五義」中的三個。「我們仨都不富裕，一到月底不是你缺錢就是我缺飯票，大家只好湊在一起，用『共產主義』的模式解決溫飽問題。」在一篇回憶文章中，顧崢曾經這樣描述他們三人的交情。

飯都吃不飽，賈樟柯卻老想著拍電影。1995年，他拉著王宏偉和顧崢，牽頭在北京電影學院成立了青年實驗電影小組。受資金、器材和經驗限制，他們拍攝的片子都很糙，好聽一點的說法，是「有一種毛邊感」。

賈樟柯23歲考上北京電影學院。（網路圖）

賈樟柯並不在意這些。他經常告訴組員們，「不要因為自我感覺不好就中斷拍攝或者放棄後期，『再爛』也要拿給別人看。」

對於賈樟柯能說出這樣的話，張小軍一點也不意外。「別人有想法，可他能落實。比如當年跳霹靂舞，別人都放不開，但他就敢。我們都是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現給別人，他是好不好都拿出來給大家看，不好再去修改，很真誠。」

青春期時，賈樟柯是汾陽出了名的「舞王」，經常會因為去商業場合「走穴」而逃課。回到學校，他又因為寫詩在同學中小有名氣。「那時候流行徐志摩，」張小軍說，大家都想學徐志摩，但在汾陽這座小縣城裡，「很少有像賈樟柯那種能放開的孩子」。

自打上了電影學院，賈樟柯和老家朋友們聯繫就少了。「導演這職業跟我們普通人不一樣，他在外面跑，我們交集很少，」張小軍回憶，「這些年他們其實很少能坐到一起吃個飯，只能是過年或者是有事兒，（他）回來走一走。」

那幾年，汾陽中學的同學聚會，賈樟柯都沒怎麼參加。他用一句歌來形容那段日子：曾經年少愛追夢，一心只想往前飛。

大學畢業之後沒幾年，電影小組也解散了。拍完《站台》，王宏偉退守北京宋庄，在栗憲庭電影基金會做藝術總監；《任逍遙》之後，顧崢去中央戲劇學院當了老師，也不再參與賈樟柯的電影工作。有人說，曾經的「三劍客」已經分道揚鑣，漸行漸遠，顧崢不願意回答這個問題，「這個東西都是你們媒體愛這麼寫」。

8月初參加央視《朗讀者》節目錄製時，賈樟柯在現場回憶起和少時同學、玩伴的故事，眼泛淚光：「我相信我們不會斷裂，有一天我們會在一起。我想跟所有的同學說，『請容稍後稟報』。現在的我沒什麼好說的，我們的情感一點問題都沒有，可能也是（我）自己跟自己較勁的一個階段。」

這些年，一直陪在他身邊的，除了妻子趙濤，還有攝製組裡的老班底。「我們差不多一起拍電影快20年，說誇張一點也是出生入死。」賈樟柯點燃了手中熄滅的雪茄，深吸一口，悠悠地說：「拍電影就是兄弟的事情啊。」

從左至右：《江湖兒女》錄音指導張陽、導演賈樟柯、攝影師埃里克·高蒂爾、男主演廖凡、女主演趙濤、燈光指導黃志明。（網路圖）

對兄弟，他也會發火。邢萬里就見過，「比如片場正在拍，拍得不太滿意他就生氣，你能感覺到他那個急。有時候他也盡量剋制著不想批評（工作人員），就回房間，我估計他是自己發泄發泄。」

賈樟柯說，對於情緒的隱忍克制，來自於父親的調教。「我小時候脾氣太火爆了，到初中還打老師，直接把老師打哭了。」父親性格則非常隨和，「他在世的時候，基本上我們家每天都是賓客盈門，人來人往。他那些門生弟子遍布各地，都非常愛戴他。」

父親跟賈樟柯講過一句話：「你覺得有人欺負我嗎？」賈樟柯說，「好像沒有」。

「那是因為人們覺得欺負我沒意思，不應該欺負這麼善的一個人，別打打殺殺的，那是無能的表現。」賈樟柯說，父親這番話徹底教育了他。

「我不是裝」

接受採訪的半個小時里，賈樟柯手上的雪茄滅了點，點了滅，打火機的聲音響了七八次。

張小軍早就注意到賈樟柯抽雪茄有這個習慣：他從來不會一口氣抽完一根雪茄，抽幾口感覺差不多了，就滅了裝進盒裡，有時候拿出來的雪茄總是點過的。

「你也不怕人笑話，」張小軍好心提醒。賈樟柯聽了反問道：「這笑話啥？自己的煙，抽不完還要逼著自己抽完一根？」

賈樟柯雪茄不離手。（網路圖）

在朋友面前，他不願意「裝」。

半年前，顧崢在北京一家餐廳碰到了賈樟柯。「他戴了副墨鏡，我也不是特別確定是他，」顧崢上前打了聲招呼，賈樟柯摘了墨鏡跟他解釋半天：「我不是裝，我眼睛真的出了點問題。」

做導演的，後期剪輯階段，一天盯著屏幕看十多個小時是常事，傷眼。電影圈裡，前有「墨鏡王」，現如今又多了一個「墨鏡賈」。

說起賈樟柯這些年的變化，顧崢在電話里開起了玩笑：「他成功了呀，發達了呀，哈哈。」

顧崢只和賈樟柯合作過他的前三部電影，《小武》《站台》《任逍遙》，之後大家各忙各的，「我碰到過他幾次，或者他有時候新片弄完了會叫我去看一下，給他提提意見。反正我每次看他都特疲憊，特蒼老。」

2015年聖誕節第二天，賈樟柯發了條微博，說因為霧霾，決心搬離北京。有網友在評論區喊話：賈導回汾陽開麵館吧。

「聽話」的賈樟柯真的回汾陽老家開了家麵館，名字也用了電影的名字，山河故人。

《江湖兒女》開拍前，賈樟柯在老家度過了一段歲月靜好的時光。作息規律，寫點兒東西跑跑步。張小軍陪賈樟柯跑過一次，後者一次能跑5公里，「跑到一半我說我要休息一會兒，我跑不動了，他身體輕嘛，走路頻率比我們快。」

許知遠去汾陽採訪他，他帶著許知遠在遊樂園裡玩雪地摩托，開心得像個孩子。

閑下來，賈樟柯也會約上三五好友喝喝小酒。席間，朋友們會喚賈樟柯的乳名「賴賴」——山西話中，賴是壞的意思。他的母親這麼叫他，帶著正話反說的親昵與順利長大的願望。

「我們在一起，從來不聊電影技術，也不聊看過誰的片子比較好，也不聊緋聞亂世，聊的都是回憶小時候，『XXX現在怎麼樣了』『XXX那傢伙還跟咱們打過一架』『XXX跟XXX結婚了』。」張小軍說，大家本身文化層次上有差異，可賈導很會聊天，他不會聊一些你們不熟悉的、陌生的東西，跟大家顯擺。「有時候誰不小心叫出『導演』了，那是調侃。」

某年春節，朋友聚會，酒過三巡菜過五味，有人突然問了賈樟柯一個問題：什麼時候要小孩？

賈樟柯聽了立刻轉過身去痛哭流涕。「在北京，沒有一個人問我這個問題。正常的，跟別人沒關係。但是對於從小長大的朋友，他會替你算，你現在如果還沒孩子，到你五十歲的時候怎麼辦。」

有時候賈樟柯也會借著酒勁兒說，「快了」「我拍完這一部啊」，朋友們便不再問。

「還有江湖嗎」

「2001年還有江湖嗎？」得知《江湖兒女》的故事是從2001年開始的，有朋友問他。

「我說應該有吧，你看我的電影就知道了。」在48歲的賈樟柯眼裡，江湖對他而言就意味著「人情」，「過去我特別不喜歡參加婚禮、小孩滿月禮，我覺得好鬧，亂鬨哄的，可現在我樂此不疲，我覺得這就是江湖。」

時間是如何改變他的，其實可以從他的作品中看得更清楚。

從《山河故人》開始，賈樟柯的電影敘事就有了一個很大的改變：電影中時間的跨度拉長了。「20年前，我第一次拍電影的時候，我不太懂得拍很長的時間跨度。因為那時候很年輕，看人看事都是一個橫切面上，一時一地地來看。但是人到40以後，想事情會放在比較長遠的時間去考慮。」賈樟柯覺得，時間使他變得寬容，越來越懂得體察他者。

過去的他嫉惡如仇，但拍完《天註定》之後，賈樟柯發現自己越來越不是一個道德主義者，「從文化的角度來說，道德主義本身就帶有一種集權、一種法西斯性的可能性。」

從1998年的《小武》到2018年的《江湖兒女》，20年間，他一直在持續不斷地表達著自己對世界的觀察，拍電影、寫書、演講……賈樟柯沒覺得累，只是有時候也會無聊。「一種工作做太久了，缺乏新鮮感。」他想著，除了電影外，是否也可以在生活中建立另一個軸心。

「他有一點比較好，就是比較忠於自己，忠於生活。」顧崢說，儘管不常聯繫，但他對賈樟柯還是比較熟悉，「我能看到片子里應該有他個人生活的體驗在其中。電影是他的一個態度，這也是我覺得他能走到今天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