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知遠丨伯克利的魔山
卜弼德去世了，陳世驤也離去了。一個是俄國革命的難民，一個避開了紅色中國。在漫長的時間裡，他們在加州伯克利教授中國古典語言與文學，同樣博學、冷僻。
在寫於1975年的詩作《魔山》中，米沃什緬懷他們，這緬懷既模糊又清晰。他記不清他們的死亡時間：卜弼德該是「兩年或者三年前」，而「陳也一樣，是去年或者前年」，卻清晰地記住
他們共同分享的邊緣感
。
切斯瓦夫·米沃什，波蘭裔美籍著名作家、翻譯家、評論家。
米沃什沒讀過他們的著作。他們也讀不懂前者的波蘭語詩歌，把他們聯在一起的是流亡的命運，「
誰會在乎他們呢。這裡陽光普照。
」
在電報街上的莎士比亞書店，我看到了這本米沃什英譯詩選，偶然翻到這一頁。我對詩句一知半解，更搞不清Boodberg(卜弼德)與Chen(陳世驤)是誰，卻被一種奇怪的氛圍吸引，它與我心中的伯克利大為不同。
就像哈維爾是劍橋遊學生活的支點，我將米沃什視作伯克利一年生活的嚮導。哈維爾與劍橋並無關聯，但在克萊爾堂那經常過分清冷、無聊的晚間，哈維爾像風一樣給我帶來人生第二次熱忱，鼓舞起我對現實的介入。米沃什呢，他該教我怎樣應對流亡的疏離與始終吧。
這當然不是我的初衷。伯克利最初吸引我的是它代表的六十年代美國精神，一種藐視權威、一切皆有可能的青春精神——不修邊幅的學生們高呼著，要讓龐大的資本主義機器停下來。這也是對自己沉悶的青春經驗的逆反，1990年代中的北京，迅速捲入消費主義與科技浪潮，那種改造社會、發現自我的熱忱已然退隱。
《畢業生》電影海報
是的，2013年的伯克利，那個鬧哄哄年代的遺迹還在。街頭上那些扎頭巾、渾身掛滿裝飾的流浪漢仍讓你想起嬉皮精神；在杜蘭旅館房間牆上《畢業生》的劇照上，本傑明正看著羅賓遜夫人的絲襪長腿，一臉困惑；圖書館旁的言論自由運動咖啡館擠滿了或讀書或閑談的年輕面孔，它是為了紀念1964年的運動而建……
但
這反抗精神已成為一種博物館式的存在
。新時代精神綻放在了Palo Alto，發明手機應用程序，動輒億萬美元的交易，是讓今天的年輕人一頭扎進去的資本遊戲，對抗它才是笑話。失望的不僅是時代氛圍，也有我的邊緣感。劍橋的學院尚能提供某種多元的社交生活，在晚餐上，韓國法學家、愛爾蘭戲劇研究者與美國史教授相聚一堂，你要入鄉隨俗，與對面的、左邊與右邊的客人輪番談話。
一些人彼此熟悉，陌生者不斷湧入，一個智力空間就這樣形成。
在伯克利，我的辦公室是在一棟容納東亞系所有小樓中的一間，中國中心與日本、韓國的院系相鄰。我分到一個水杯和共用的印表機。據說，張愛玲也曾是這個中心的研究員，正是那位Chen(陳世驤)邀請她前來，以解她客居美國的一時困窘。據說，她每次都貼著牆走進辦公室，更不願理睬同行。我對逼仄空間分外不安，把水杯遺忘在印表機旁，就再未走入這個中心。
我有兩位要好朋友，一位是鍾愛日本與台灣流行音樂的牙買加後裔，另一位則會用希臘語朗誦荷馬並手工製做傢具，他們都教授中國文學與歷史。 但劍橋的學院氛圍無法再現，大部分傍晚，我在正對著海灣的頂層公寓，一邊喝酒、聽著BBC3，一邊看著太陽逐漸發紅、下沉，Bay Bridge上的燈光亮起來，據說那是中國人修建的新橋。
米沃什在我的視野中鮮明起來。自1960年起，他定居於此，講述波蘭文學史、詩歌翻譯，固執地只用波蘭語寫作。
他不喜歡伯克利，也不喜歡那股鬧哄哄的六十年代精神。
他覺得加州野蠻，那些巨大的杉樹是一種自然的野蠻，嬉皮士們則是文化上的野蠻，他們都缺乏一種他追求的歷史意識。
[波蘭]切斯瓦夫·米沃什/烏蘭 易麗君/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10
我最初閱讀米沃什，不是因為詩歌，而是他的一部政治心理分析作品——《被禁錮的頭腦》。在我看來，再沒有一本書比它更典雅、深刻，直接了當地描述了20世紀知識分子與極權的複雜關係。米沃什必對此深感不屑，他一直試圖擺脫這本書的陰影。作為一名叛逃的波蘭外交官，他很容易成為意識形態之爭的象徵，從一名內涵複雜的詩人被塑造成了一名冷戰戰士。他一定很難想像，他敏銳、清晰的道德語言，對於一個成長在陷入道德相對主義社會的青年，會產生怎樣的震撼。
在伯克利，他在流亡中的掙扎與驕傲，更讓我產生共鳴。他在自己的花園裡、在心中、在語言上，重構豐富了他的家鄉Vilno，讓這記憶滋養自身，抵禦無根之感。他與卜弼德與陳世驤，都是20世紀之子，僥倖生活於意識形態衝突的夾縫，飽受流亡之苦澀。他們逃離了舊的壓迫地，卻在一個嶄新的世界無所依靠，他們所擅長、令他們著迷的東西毫不重要、也無人分享，他們只有建立起更堅固的內在秩序，才能面對這無止境的虛空。
語言與學識成了唯一的庇護所，他們鍛造了一個屬於自己的「魔山」。
「在句子中找到我的家，它精簡，像是錘鍊的金屬。不是為了迷醉何人。不是為贏取身後持久的名聲。一種對秩序、節奏與形式莫名的需求，用以對抗混亂與虛空」
，在詩集的封底，米沃什寫道。
這深深打動了我。這與我個人的轉變相關，似乎比起之前的任何時刻，我都更渴望建立內在的秩序。
多年來，我沉湎於捕捉時代精神、批評社會，在最初的語言快感過後，陷入失語。重複令人厭倦，更重要的是，你發現自己無法創造出獨特的理解。
這正是我初學寫作時埋下的弊端，因為缺乏嚴格持續的精神訓練，我必須把精神附著在一個更大的力量上——時代、歷史、傑出人物，這都是對個人追問的迴避。我不滿自己，也清晰地意識到，自己進入不了那座「魔山」。那個魔山由天才的智識與精神的艱苦訓練構成，兩者我都不具備。
米沃什也已離去，他回到故鄉，並帶著榮耀下葬。但他身經的歷史力量，仍未退去。我對流亡產生了興趣，斷斷續續地拜訪了一些流放者，他們或是自我放逐，或是出於不可抗拒的時代變遷。這些見面化作了深深的焦慮，他們在歷史時刻的選擇、他們日後的堅持，都令人讚歎與敬仰，最終成為徹底的歷史邊緣人，又令人感傷與恐懼。我意識到，
我對於邊緣有一種葉公好龍式的迷戀，邊緣常讓你敏銳、富有判斷力，但在更多的情況下，它摧毀這種敏感與判斷力，反而陷入喃喃自語的偏執。
我從伯克利逃回北京，投入了喧鬧，儘管憤懣、焦躁時常伴隨，但我的確逃離了那種孤立感。「魔山」離我越來越遠，我甚至忘記了它的存在。在一次夢中，我遇到了米沃什，他來訪中國，我在一次宴會上恰好坐在他身旁。我們都坐在高腳凳上，椅子腿陷入流沙中。我感到左右晃動，隨時會跌落入流沙。他鎮定異常，帶著「小地方人的謹慎」，耐心地聽著我的慌亂囈語，
我說，我喜歡你的散文，特意去半山中尋找你的老宅，我在搖搖擺擺中喋喋不休，生怕問題沒有問完，就被流沙吞沒……然後，我驚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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