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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多歲老夫婦為了照顧患病孤兒,賣掉豪宅住出租屋……

「全系第一的女生嫁給了我」

2017年2月,我們搬進帕克大街的房子,房東告訴我們後院還有一個兩居室,住著一對白人老夫婦。傍晚見到了他倆,老爺爺叫哈倫, 老奶奶是瑪麗蓮, 都八十多歲了。

老爺爺驕傲的介紹他們是大學同學,瑪麗蓮可是全系第一。老太太只是靜靜的溫柔笑著。這聽起來是個甜蜜又尋常的美國愛情故事。

後來我上網搜索,才知道瑪麗蓮1959年畢業的時候,不但是全系第一,而且也是班上唯一的女生。在那個年代,全美1000個工程系學生里,只有6個女性。

在在那時候還不到四個月,我們見面經常通過聊孩子拉近距離。他們有個女兒,名叫絲黛芬妮,「因為從很早就知道她是殘疾,所以我們一直教育她要強悍(aggressive)。」

我當時一愣,一來剛認識,他們如此坦然的告訴我們孩子的殘疾,我有點不確定如何接話, 我也不知道是何種殘疾,怕說遺憾或追問都是冒犯。二來因為殘疾所以要強悍,這樣的話我也是第一次聽到。

在我的思維定式里,殘疾是和弱勢群體相關的。而我們施與弱勢群體的,常常是同情。從父母養育的角度來看,教育殘疾的孩子去強悍,這句話讓我印象深刻,也在心裡留下了一些對她們的好奇。

慢慢的,我發現了老夫婦的一些生活規律,隨之而來的有更多的問號。哈倫每天開一個很老舊的大麵包車早早出門,瑪麗蓮則會在九點多一個人拄著拐步行離開家,往同一個方向走。然後晚上兩個人一起回家。後來她告訴我是去女兒家。

這不像是一對典型的退休工程師的悠閑生活。憑他倆的資歷,為什麼會租住在我家後院的小房子里呢? 除此之外,我還經常看到的一個亞裔中年男人去他們家,哈倫說那是他們的兒子,可是為什麼會是一個亞裔呢?

「我85歲,全職工作,因為我們要照顧女兒和兒子」

在過去的一年半里,我們經常聊天,發現彼此有很多想法接近,但我依然沒好意思打聽他們的家庭狀況,直到兩個月前房東說他準備賣房。

收到消息我一時犯懵,跑去找哈倫和瑪麗蓮,想聽聽他們的想法。他倆也很吃驚,他們告訴我租住在這裡十幾年了,原來就打算在這裡終老了,現在卻不得不搬家。而搬家對於他們會是很大的麻煩。因為同樣大小的房子,再也不會有他們可以承受的價格。我這才問 :「為什麼你們在伯克利住了這麼久,卻沒有買房呢?」

我這才知道,原來他們在伯克利山上有大房子,但他們賣掉了山上豪宅,給女兒買了房子,自己則租房住。這麼做是因為他們的大女兒的殘疾是腦癱。嘴部以上,包括看,聽,思考和感受情緒都完全正常。但是說和行動無法自如,吃飯和上廁所都需要他人幫助。還有一個兒子有心臟病和躁鬱症,也需要他們的支持。

因為要在經濟上支持和生活上照顧女兒的生活,老爺爺現在80多歲了還在一家五金店全職工作。瑪麗蓮則每天早上去女兒家,照顧她一天的吃喝拉撒,直到晚上老兩口才回來吃飯,看書,休息。第二天照常。他們的女兒50歲,每一天都需要他們的照顧。

聽罷我既心疼又佩服,嘆息為什麼他們的生活會這麼不幸。也因為之前一直有的種種好奇,我提出和他們坐下來聊聊關於孩子的事情。他們欣然答應。

「那些孩子需要一個家,我們可以給孩子一個家,為什麼不?」

第二天晚上在在睡後,我帶著敬意和好奇和他倆聊了很久,這才知道了故事的全貌。

瑪麗蓮和哈倫有三個孩子,依次相差兩歲。大女兒絲黛芬妮,出生時因為缺氧造成腦癱,老二邁克爾, 聰明健康,但是9歲突然罹患癌症去世。 老三本,小時候因為哥哥的去世受到很大打擊,他似乎總覺得自己才應該是生病去世的那一個,現在四十多歲了,有心臟病,還有需要藥物治療的燥鬱症。

這三個孩子全是他們收養的。

其中老三Ben,也就是我常看到的亞裔男子,是南北韓戰爭中留下的大量孤兒之一。「因為戰爭,那麼多孩子需要一個家,我們想給孩子一個家,所以我們去韓國收養了本,」 瑪麗蓮說。

一開始瑪麗蓮不知道自己無法懷孕。他們準備先收養孩子,然後再生自己的孩子。於是收養了當時 6個月大的史黛芬妮。但是飛去紐約見到絲黛芬妮之後,發現這個嬰兒似乎有點異常。他們諮詢了兒醫,帶著孩子去看紐約知名的一個神經科醫生。

瑪麗蓮記得很清楚,他們抱著襁褓中的絲黛芬妮,在滿是等著做手術治療腦瘤的走廊里等待醫生。見到醫生以後,她告訴醫生不要把孩子放平,她會大哭,然而醫生不顧建議把孩子放平檢查。絲黛芬妮果然大哭不止,瑪麗蓮生氣的把孩子從醫生手裡抱回了孩子,把她帶回了加州。

回到伯克利,他們帶孩子去見了奧克蘭醫院著名的兒童發展專家Richard Umansky, 經過檢查確認孩子曾經因為大腦缺氧,造成腦損傷,會終身生活在輪椅上,生活需要他人照顧。

「所以你們有可能把她退回去么?」我本能的問了這個愚蠢的問題。

「法律上講如果我們沒有被告知她的身體殘疾,我們是可以這麼做的。但這對我們不是一個選項。」

「為什麼不呢?」

「我們已經有了情感連接(attachment),她已經是我們的孩子了。」

伯克利公立教育體系最早的殘疾學生

對於完全沒有養育經驗的年輕夫婦來說,養育一個生活無法自理的女童當然是充滿挑戰的。這些挑戰伴隨著社會對殘疾孩子的態度,醫學對疾病的認知的變化。

有些醫生當時可以給腦癱的孩子開安眠藥,為的是讓家長可以稍微省事一點。但H夫婦不能接受這樣的方法,因為「我們養的是一個人」。還有些家庭帶孩子去做開顱手術,寄望於打開大腦就可能解決問題。他們可以理解絕望之下人們願意孤注一擲,但是作為兩個工程師,他們清楚開顱手術的風險之大,所以不願意讓年幼的絲黛芬妮經歷這樣的「實驗」。我們接受她的身體狀況。」

所以,接受身體的殘疾意味著把孩子帶入一個隔離與主流社會之外的「殘疾人成長」的軌道么?正相反,夫婦倆一直希望女兒在人群里長大,而不想把她孤立在人群之外。

當時有一個日托是專門接受殘障兒童的,但瑪麗蓮不認為他們給了孩子們足夠的刺激讓孩子發展。她有個朋友是開幼兒園的,朋友願意接受絲黛芬妮,於是夫妻倆雇了一個大學生和S一起入學,當影子老師照顧她。

他們給這個學校買了很多特別為殘疾人設計的傢具和玩具,比如玩沙子玩水的容器,比如飯桌。 一方面,史黛芬妮在幼兒園獲得了和健康孩子一起成長的寶貴經歷。另一方面,她的同學們,那些健康孩子,因為班上有了她這個朋友,也大大增進了對殘疾人的了解,長大後也有更多的殘疾人的朋友或家人。

然而到了上小學的時候又遇到了問題,那時候殘疾兒童像黑人孩子一樣,是被隔離在主流教育體系之外的。 殘疾的孩子都被送去伯克利附近的一個殘疾人學校。然而不同殘障類型的孩子在一起怎麼可能學的好。

殘疾人學校里教給孩子手語,但瑪麗蓮認為手語的交流對象只是殘疾人群體,這進一步把殘疾人隔離在了人群之外,而這不是他們想要的。瑪麗蓮自己設計出了一個語言板, 將句子拆分成幾部分,然後將最常用的詞或者短語嵌入,絲黛芬妮只需要依次指認便可以表達句子。這塊封塑的硬板時時刻刻陪伴在絲黛芬妮身邊,成為她最重要的交流工具。

哈倫和瑪麗蓮還是青少年的時候,經歷過種族隔離,也積极參与了推翻這樣的不公正。瑪麗蓮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以後,也經歷了女權運動的起步。雖然能力優異,她卻總被人們勸說去當秘書或者回家相夫教子,在哈倫的支持下,她屏蔽這些性別歧視的「忠告」,成為化學工程師。

而在他們的孩子接受教育的時候,他們又迎來了504復健法案的通過,並且積極投身到殘疾人教育平權的運動中去。在504法案實施之前,美國的主流教育系統里是看不到殘疾的孩子的。看不到,也就想不到(out of sight, out of mind), 當社會極度缺乏對殘疾孩子的了解,也就無從談起如何去尊重和容納。

而1973年通過的504法案禁止全美所有的公立和私立學校歧視殘障學生,並配套給出了詳細將殘疾孩子融入學校的實施方案。於是,絲黛芬妮成了伯克利公立教育體系最早接受的殘疾學生。

一直都在人群中成長,絲黛芬妮性格開朗,在學校里也交友廣泛。曾有人問她,如果發生地震,坐著輪椅的她如何逃難。這事兒她早想過,她和幾個籃球隊的朋友說好了,一旦有意外發生,他們會帶著她一起跑。哈倫說道這裡也很自豪,他說你看,這些事兒我們都不用操心,她自己很有主意。

不光是殘疾人法案的受益者,他們也都是這個法案實施和完善的推動者。他們告訴我哪怕這是一個聯邦法案,但是在每個地區的開展程度也有很大差異。

當絲黛芬妮在學校遭遇對她冷嘲熱諷的老師,他們會和女兒一起發起抗議。在平時的生活中,他們也時時刻刻把忽略殘疾人的公共設施缺陷告知管理者,並且常常能得到有效的解決。

絲黛芬妮高中畢業以後進入了UC Berkeley,她對歐洲文化感興趣,學習法語專業。因為伯克利的學業對於她還是過於繁重,所以她後來轉入了伯克利城市學院完成了本科學習。

The Rolling Quads

這裡牽涉到一斷激動人心的歷史。任何對弱勢群體的理解,尊重和接納都是被一小群人爭取來的。今天伯克利大學的殘疾學生可以享有平等的上學和住宿,也要感謝50多年前一群捍衛自己的殘疾學生。他們被稱為「the rolling quad。」

Ed Roberts是他們之中的領導者,也是後來「自立生活運動」的重要人物。在脊髓灰質炎 (小兒麻痹症)疫苗終結這種疾病之前,14歲的Ed得了這種病。當他來到UC Berkeley的時候,也隨身帶來了重達700多斤輔助呼吸的鐵肺。

因為此,他在被學校安排住宿時遇到了問題。因為殘疾學生常常需要特別的生活器材和空間設計,學校曾經可以因此合法的拒絕錄取殘疾學生,而學校往往也確實是這麼做的。但是Ed拒絕接受這樣的狀況。

學校給他在校醫院三樓安排了一個房間住宿,然後陸續有更多嚴重殘疾的學生也住進來了。也就是這群人,一步一步給學校施壓,把學校的硬體改造的對殘疾人越來越友好。

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同樣也改變了人們對殘疾學生的歧視,更重要的是,他們幫助殘疾人轉換了自我認知—殘疾人士往往被認為是被同情的目標,雖然這是強加在他們身上的,The rolling quads的這群年輕人告訴更多的殘疾學生這是錯誤的。

他們的抗爭直接幫助創建了伯克利大學的殘疾學生項目,這是全美第一個關於殘疾人的學生社團。社團推動了伯克利的自立居住中心的發展,而日後這也成為了美國殘疾人倡導的典範。而Ed Roberts在伯克利拿到了政治學碩士後在政治系任教。並在1975年被州長任命為殘疾人職業康復署主任。1995年Ed去世,一月二十三號被指定為加州的Ed Roberts 日。

快樂讓她做自己,也發揮出最大的潛能

說回到對絲黛芬妮的教育上。讓瑪麗蓮和哈倫欣慰的是今天的絲黛芬妮非常快樂。他們認為只有快樂,才能讓人做自己,也才能發揮出最大的潛能。他們帶女兒在世界各地旅遊;帶她積极參加社會活動;長期把給絲黛芬妮買的兩居室中的一間租給世界各地來UC Berkeley的訪問學者們,所以絲黛芬妮可以了解各國文化,學習更多知識。他倆拿出了一些照片給我看,照片里的絲黛芬妮笑的如向日葵般燦爛。

「可是這個過程你們應該很辛苦吧?」 我問。

瑪麗蓮告訴我,其實大部分時候還好,但在他們的二兒子被檢查出癌症的那一年,她的父母經歷車禍,母親喪失了聽力,搬來與他們同住。他們要照顧三個有病人。「那幾年確實非常難」,他們說到這裡眼神都黯淡了下來。 瑪麗蓮也辭去了工作,從此由哈倫一個人的收入支撐全家的開銷。

作為一個不到兩歲孩子的媽,我不敢想像養育一個腦癱兒童的生活,也不理解,既然已經領養了一個殘疾孩子, 為什麼還要接著領養另外兩個孩子。

「生活已經不容易了,為什麼還要讓日子更難呢?」對這個問題,他們兩給了不同的回答。

哈倫說:「因為我們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工程師,我們善於解決問題,我們認為自己可以比他人更有能力安排好這些事情,所以為什麼不呢。」

瑪麗蓮則說「 我不想讓絲黛芬妮覺得我的一生都耗在了她的身上,這會放太多的壓力在她身上,我領養她們是我自己願意去做的事情,我希望她也有弟弟或者妹妹,我也有時間和愛分給別人。有很多的孩子需要一個家,我們願意有更多的孩子,所以這麼做是很符合邏輯的不是么?「

當回頭看,如果沒有領養這三個孩子,沒有養育有疾病的孩子,他們的生活會不會輕鬆很多?

「我們很快樂,一生中沒有一分鐘的後悔,每一天,我們都愛她。」

聊到晚上十點半,兩個老人要休息了,我終於提出了我最初的疑問:「記得最早我們聊天的時候,你們說因為你們很早就知道女兒是殘疾人,所以教她一定要強悍,為什麼是強悍?」

「強悍是有獨立的思想,自信,敢於捍衛自己。強悍不是有攻擊性,而是遇到困難的時候堅決不後退。」

是啊,他們一生所經歷和選擇的,不正是給女兒關於「強悍」最好的教育么?

作者:小樂

排版:小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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