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蔣介石為什麼丟掉了大陸?

原標題：國民黨蔣介石為什麼丟掉了大陸?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那時是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威望最高的時期，如果我們用一句中國成語來說，就是「如日中天」。那時的國民黨、蔣介石，就好像太陽到了中午的天空。但是過了不到4年，蔣介石和國民黨就敗退到台灣。為什麼會出現這個狀況?

抗戰勝利，蔣介石的威望空前提升。羅家倫(北大學生，後成為國民黨的高級官僚)寫了一首詩《凱歌》：「勝仗!勝仗!日本跪下來投降。祝捷的炮像雷般響。滿街炮竹，煙火飛揚。漫山遍野是人浪，笑口高張，熱淚如狂!向東望，看我們百萬雄師，配合英勇的盟軍，浩浩蕩蕩，掃殘敵，如猛虎驅羊。踏破那小小扶桑，河山再造，日月重光。勝利的大旗，簇擁著蔣委員長。我們一同去祭告，國父在紫金山旁。八年血戰，千萬忠魂，打出這建國的康莊。這真不負我們全民抗戰，不負我們血染沙場。」羅家倫這首詩寫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後，寫的是當年中國人民為抗日戰爭勝利而歡呼的場景。從這首詩里，我們可以看出當時蔣介石的威望，蔣受到全國人民擁護和歌頌的情況。

抗戰勝利後的蔣介石

1945年12月，蔣介石到北京，受到熱烈歡迎，那時天安門城樓掛的是蔣介石的肖像，他在故宮太和殿前做過一次演講。那年12月16日，蔣介石的日記記載：「北風凜冽，今午為甚。到太和殿對北平全市中學生以上學校學生訓話，約二十分時，訓畢先往場中巡閱，先時學生尚有秩序，與其數人握手以後，其他學生皆離隊來前圍住，不能前進。余仍登壇答禮，正向西階步出時，未下階而學生擁擠上來以後，圍匝時緊，一時乃至不能吐氣。侍衛心慌，擁余向外而愈不能出，余欲立定亦不可得矣。如此擁進擁出，擁在一圈之內，足有一小時之久。此為從來所未有試嘗之滋味，青年之狂熱有如此者，能不為之感奮乎!」這段日記記載，蔣介石在太和殿前對學生講話後，受到學生包圍，被包圍得幾乎喘不氣來，在侍衛的幫助下，他「奮鬥」了一小時後才走出人群。

下面是1945年12月18日的日記，這一天蔣介石離開北平，他當時住在交道口附近，他說：「回寓已十一時半。沿途見小學生已鵠立道旁，心甚不安，乃展早出發，自安定門起，直至正陽門前之天橋，人民夾道歡送，重疊擁擠，其狂熱情態不減於前日之太和殿也。余何人斯，受民眾如此愛護，能不自勉以感謝上帝乎?」蔣介石當時受到北平民眾如此熱烈的愛護，因此很感動。

以上兩段日記反映出抗日戰爭勝利後蔣介石受到歡迎，被人民所擁護的情況。那麼，蔣介石和國民黨為什麼又迅速失敗，丟掉大陸，退守台灣呢?

國民黨丟掉大陸的速度很快，三四年的光景。其原因很多，可以做多方面、多角度的分析，這裡從國民黨的角度來做一點考察。

一是丟掉了農民。中國農民處於社會最底層，他們有兩個願望：一個是求溫飽，另外一個是求土地。蔣介石和國民黨想過要解決這兩個問題，想過減租和土改的問題。「耕者有其田」的口號是孫中山提出來的，「二五減租」是在1925年廣州召開的國民黨中央和各省區代表聯席會議的決定。1927年國共分裂後，國民政府曾頒布了一個《佃農保護法》，規定佃農向地主繳納的地租不能超過總量的40%。1930年6月，國民黨政府又在《土地法》中規定，地租不能超過375‰，在歷史上通常稱之為「三七五減租」。

1927年年底至1928年年底，浙江省曾經打算執行「二五減租」政策，然而城鄉地主們群起反對，省政府主席張靜江也建議取消，國民黨中央派戴季陶調解，結果不了了之。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行政院於1945年10月通令，減免佃農應繳地租的四分之一，但實際執行的僅江蘇吳縣等少數縣份。國民黨也曾經設計過各種土地改革的方案，例如蔣介石曾設想在全國成立土地銀行，用「按揭」的方式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但所有一切都只能停留在計劃、停留在空談的領域。

想學共產黨給農民分地，但遭地主反對，不了了之。1948年8月，蔣介石思考著一個問題：為什麼中國共產黨的部隊打仗很勇敢，不怕死，而且每戰必勝。蔣介石讀毛澤東的著作，讀的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蔣介石說他明白了，共產黨的軍隊為什麼打仗很勇敢，不怕死，是因為共產黨給農民分了土地，農民為了保衛勝利果實，就勇敢作戰。蔣介石覺得國民黨也可以學，所以蔣介石提出來要實行「耕者有其田」，要在收復區(這個地區原來被共產黨掌握，現在國民黨打回來了，收復了)學共產黨的做法，承認共產黨分給農民的土地所有權，承認共產黨給農民分地的成果，爭取農民。蔣介石不僅下了命令，而且在江蘇的蘇北選擇了幾個縣做試驗，做承認共產黨土地改革成果的試驗。但試驗區剛剛成立，地主們就群起反對，這個試驗區很快就不了了之了。

再看1949年2月3日蔣介石的日記，這一天，蔣介石從南京下野，回到故鄉浙江奉化，日記里感概遊覽城鄉，可說鄉村一切與四十餘年以前毫無改革，甚嘆當政廿年，黨政守舊與腐化自私，對於社會改造與民眾福利毫未著手，此乃黨政軍事教育只重做官，而未注意三民主義之實行也。今後對於一切教育皆應以民生為基礎，亡羊補牢，未始為晚也。這就是說，奉化鄉村跟20年前沒有變化。這時，蔣介石才反省他當年由於國民黨的守舊、腐化，沒有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相反，中共在農村重視農民要求，滿足農民要求，土地革命時期，共產黨提的口號是「打土豪，分田地」，抗日戰爭時期提出「減租減息」，解放戰爭時期繼續進行土改。由於共產黨採取了這些政策和方針，所以農民參軍、支前，保衛勝利、翻身的果實。

二是丟掉了民族資產階級。抗戰勝利後，民族資產階級在外資和官僚資本的擠壓中艱難發展，戰後，中國資本總值約142億元，國家，包括官僚資本，佔54%(抗戰之前只佔32%)。在產業資本里，官僚資本佔64.13%，民族資本佔24.66%。剛才講到，在戰後資本里，一種屬於官僚私人資本，我們可以稱為豪門資本。例如宋氏家族的孚中公司，孔氏家族的揚子公司。還有一種是國家資本，如資源委員會所屬各企業，在生產量方面，電力佔50%，石油佔100%，鋼鐵佔80%，中國紡織公司下屬的85家企業，棉布產量佔全國74%。從這些數字來看，抗戰勝利之後發展起來的，一種是外國資本，另外一種是官僚資本，中國民族企業是處在被擠壓的狹小天地里。著名的歷史學家傅斯年講過這樣一段話：「中國的國家資本糟的很多，效能兩字談不到的更多。推其原因，各種惡勢力支配著，豪門把持著，於是乎大體紊亂著、荒唐著、僵凍著、腐敗著。」國民黨的機關報《中央日報》也講：「我們應該查一查，黨內的官僚資本家究竟有若干?他們的財產從何而來?」在這種情況下民營資本自然非常困難，當時有這樣兩句話：「生產不如投機，投機不如囤積。」到1948年，上海工業一直處於長期下降的局面。

國民黨當時有一個政策——限期收兌人民所有的黃金、白銀、外幣。國民黨政府規定，老百姓包括資本家在內，私人不能夠保存黃金、白銀，也不能保存外幣，所有保存的黃金、白銀、外幣都要賣給國家。這個政策首先打擊的是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比如陳光甫，陳光甫在中國近代史上創辦了兩個非常有名的企業：一個是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第二個是中國旅行社。這兩個民族企業都是陳光甫創辦的。我們也可以看陳光甫的一段日記，1949年4月21日，國民黨官員谷正綱受蔣介石委派到上海，召集上海資本家開座談會，那時國民黨政權已風雨飄搖，所以谷正綱提出「拚命保命，破產保產」——要求資本家拿出錢支持國民黨，挽救國民黨政權的溺亡。陳光甫日記寫道：「今日之爭非僅國民黨與共產黨之爭，可以說是一個社會革命。共產黨的政策是窮人翻身，土地改革，努力生產，清算少數分子——所以有號召，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反觀國民黨執政二十多年，沒有替農民做一點事，也無裨(沒有幫助、沒有好處)於工商業。」陳光甫總結國民黨執政二十多年，認為沒有替民族資產階級做一件好事。這次會開得很冷清，說話人不多。這是第二個原因，國民黨把民族資產階級也丟了。

三是大打內戰，經濟惡化，丟掉全民。第一，濫發貨幣，由於要打內戰，所以發了大量的貨幣，支持軍費的支出。如果說，1947年軍費佔國家財政預算60%的話，到了1948年就發展到68.5%。這還是一個虛假的數字，實際軍費佔到80%。所以到1947年國民黨法幣發行額，已經是戰前的3430倍。第二，物價狂漲。上海商店每2-3小時就要換一次標籤，更改價格。上海市議長潘公展說：「開了十天會，上海物價波動極大。十天比過去三個月漲得令人驚心。如米價，過去三個月漲了四倍，而這十天就漲了三分之一。」上海解放前夕，物價較1948年上漲11萬倍。1949年6月金圓券5億元才能兌換1塊大洋(官價)。第三，增加稅收。有人講：「物質方面的生活，簡直是無一不捐，無一不稅。現在大家都說，中華民國萬稅，我想即使沒有萬稅，千稅是有的。」所以，經濟上的惡化，把整個社會、全民都丟掉了。我們看一段蔣經國的日記，蔣經國說：「一般的中產階級因為買不到東西而怨恨，工農因為小菜、蔬菜漲價而表示不滿。現在到了四面楚歌的時候，倘使不能堅定，很快就會崩潰。」《中央日報》的社論說：「國家弄成這個樣子，老百姓仍然裝著一肚子悶氣，人心喪盡，如何得了!」

第四個原因是國民黨的貪污腐敗，懲治無力、無效。從抗戰中後期開始，國民黨政權的腐敗情況就越來越嚴重，國民黨、蔣介石對這個問題不是完全沒有認識，也提出來要反貪污，甚至於也懲罰過一些貪污的舞弊官員。蔣介石1942年8月16日的日記寫道：「晚，見清泉、希聖與蔚文，批斥林世良(孔祥熙的親信)與許性初(與孔祥熙有關係)舞弊判決文，改重其刑，非此不足以昭信與立國，庸之(孔祥熙)只知包庇所部，而不知政治與法律之重要，可嘆之至。」結果，蔣介石把林世良槍斃了。從這件事情看來，蔣介石、國民政府曾經想反貪污，也曾經想懲罰一些貪污的官僚，但碰到兩個人身上，蔣介石的反貪污就反不下去了。其一是孔祥熙(孔祥熙美金公債舞弊案)。抗戰中期(1942年左右)孔祥熙是行政院的副院長，財政部的部長，他發行一種公債叫美金公債，就是說，你可以用當時的通行貨幣(法幣)買，將來還本用美金來還。在發行美金公債的過程里，有人檢舉孔祥熙有舞弊行為，蔣介石知道後命令軍統查，命令國民政府行政院查，蔣介石自己也查，查的結果確實證明孔祥熙有貪污舞弊行為，當時的檢察官表示，像孔祥熙這樣的貪污舞弊行為一定要懲辦，檢察官向蔣介石表示：我願意出面提起公訴，把孔祥熙交給法庭審判。蔣介石日記里最後寫了這樣一段話：「晚，檢討中央銀行美債案，處置全案，即令速了，以免夜長夢多，授人口實，惟庸之之不法失德，令人不能想像也。」孔祥熙的貪污舞弊的嚴重情況，連蔣介石也想像不到。最後是怎麼處理的?讓孔祥熙自己辭職，他當時是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長，是國民黨的高官，蔣介石讓他辭職，把他所有職務都免了，但並沒有把孔祥熙交付檢察院去審查、審判，也就是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蔣經國上海打虎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的接收大員從重慶到南京、上海，搞「五子登科」，分別搶五樣東西：房子、車子、條子(金條)、票子(鈔票)、婊子(女人)。當時民間有一個民謠：「盼中央、想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在這種普遍貪污、腐敗的形勢下，蔣介石把他的兒子蔣經國派到上海解決經濟問題。

當時，孔令侃(孔祥熙的兒子，用今天的話說是「太子黨」)辦了一個揚子公司，有人告狀告到蔣經國那裡去說：「你不能光打蒼蠅不打老虎。孔令侃是大老虎。」在這個情況下，蔣經國派人查封了孔令侃的倉庫。查封當天，蔣介石在北平得到宋美齡的電話以後，就匆匆忙忙跑到上海。當晚也寫了一段日記：「對於孔令侃問題，反動派更借題發揮，強令為難，必欲陷其於罪，否則即謂經國之包庇，尤以宣鐵吾機關報專事攻訐為甚。餘聲斥其妄，令其自動停刊。」宣鐵吾是蔣經國的親信，當時的淞滬警備司令，他支持蔣經國打老虎，所以他的報紙也在那裡揭發孔令侃。蔣介石很生氣，把宣鐵吾找來大罵一通，而且讓報紙停刊。

孔令侃案件揭發後，國民政府監察院派監察委員到上海調查，蔣介石給上海市長吳國楨打電報：「關於揚子公司事，聞監察委員要將其開辦以來業務全部檢查，中正以為依法而論，殊不合理，以該公司為商營而非政府機關，該院不應對商營事業無理取鬧。如果屬實，可囑令侃聘請律師進行法律解決，先詳討其監察委員此舉是否合法，是否有權，一面由律師正式宣告其不法行動，拒絕其檢查。並以此意約經國切商，勿使任何商民無辜受屈也。中正手啟。」這就是說，監察委員要調查孔令侃囤積的不法案件，但蔣介石給上海市長打電報說，不能查。為什麼不能查?因為孔令侃不是公務員，不是政府機關人員，監察院沒有資格查。蔣介石這個電報實際上是抗拒監察院的監察，是在鼓動孔令侃對抗監察院。

一個是孔祥熙的案子，一個是孔祥熙的兒子孔令侃的案件，這兩個案件都被蔣介石壓下來了。當時，《中央日報》曾發表殷海光執筆寫作的社論《趕快收拾人心》，批判「豪門」貪財橫行。社論說：「享有特權的人享有特權，人民莫可如何。靠著私人政治關係而發橫財的豪門之輩，不是逍遙海外，即是依勢豪強如故。」孔祥熙當時在美國，孔令侃在揚子公司被查封后不久也經香港去了美國。社論指認「豪門」為「人民公敵」，斥責國民黨和政府「甚至不曾用指甲輕輕彈他們一下」。社論說：「革命與反革命的試金石，就看是走多數派的路線，還是走少數派的路線。如果走少數派的路線，只顧全少數人的利益權勢，那麼儘管口裡喊革命，事實上是反革命。」《中央日報》是當時國民黨的機關報，從剛才的社論里，很難分清楚這些話和當時共產黨批判國民黨的言論有多大區別。也就是說，由於國民黨的腐敗、貪污情況得不到制止，特別是豪門受到包庇和保護，國民黨就把人民的希望、人民最後一點希望丟掉了。當時北平國民黨的高級司令官傅作義聽到這個消息後，講了兩句話：「蔣介石愛美人(宋美齡)，不愛江山，我們替他拚命幹什麼?」為什麼孔令侃得到包庇?因為孔令侃是宋美齡非常喜歡的一個孩子。在這個過程里，宋美齡打電話，把蔣介石從北平調到上海，趕快處理這件事。所以傅作義很氣憤，講了上面兩句話。

第五個原因是一黨專政、個人獨裁。蔣介石早年就開始致力於「一個主義、一個黨」的宣傳和努力。1926年6月7日，蔣介石在黃埔軍校演講說：「俄國革命所以能夠迅速成功，就是社會民主黨從克倫斯基手裡拿到了政權。」「什麼東西都由他一黨來定奪，像這樣的革命，才真是可以成功的革命。我們中國要革命，也要一切勢力集中，學俄國革命的辦法，革命非由一黨來專政和專制是不行的。」所以，蔣介石在他的一生里，始終堅持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

1944年11月，美國總統羅斯福派了一個特別代表，叫赫爾利，到延安跟共產黨談判。毛澤東和赫爾利簽訂了一個協定，叫《延安協定》，其中一條是：「現在的國民政府應改組為包含所有抗日黨派和無黨無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聯合國民政府，並頒布及實行用以改革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另外一條是，「軍事委員會應改組為由所有抗日軍隊代表所組成的聯合軍事委員會」。當年美國人為了把共產黨力量調動進來參加抗日戰爭，羅斯福在開羅會議上就跟蔣介石講：你們中國政府絕對不是一個現代化的民主政府，你們中國應該改造，改變成為聯合政府，要允許共產党參加政府。這是當年羅斯福的希望。所以羅斯福的代表到延安後簽協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議國民政府變為各黨各派的聯合政府，建議國民黨的軍事委員會成為各個抗日軍隊的聯合軍事委員會。協定一共五條，是毛澤東起草的。

文件中，「中國國民黨政府主席蔣中正」下面，留下了空白，讓蔣介石簽字。下面一行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我曾在台北的檔案館發現了這份英文原件，毛澤東在這個地方用毛筆寫下了「毛澤東」三個字，也就是說，毛澤東同意這個協定。「北美合眾國大總統代表」赫爾利在見證人一欄也簽了字。這就是說，成立各黨派的聯合政府，成立各個抗日軍隊的聯合軍事委員會，美國人和共產黨都同意。可當赫爾利離開延安到重慶後，要請蔣介石簽字時，蔣介石不簽。這個空白格始終沒有填上。

蔣介石對「一黨專政」是否有反思?在20世紀40年代中國共產黨曾長期尖銳地批判國民黨的一黨專政，民主黨派(中國民主同盟的民主人士)也尖銳地批判國民黨的一黨專政，蔣介石是不是完全無動於衷?不是，他在1944年12月20日的日記中寫道：「如現在不死不活之黨務，只居一黨專政之惡名，而使黨政皆受惡劣滯鈍之影響，則不如早開黨禁，使其他黨派公開成立，如此，或使本黨在競爭中求得進步與發展也。」從這段日記來看，蔣介石在被罵、被批判為專制、獨裁、一黨專政後，受過影響，他想：與其被人家罵，與其蒙上一黨專政的惡名，何不開放黨禁，讓各個黨派合法?這樣大家一起競爭，還可以求得進步與發展。但這種想法只是曇花一現的認識，終其一生，蔣介石始終未能突破一黨專政的體制。

丟掉農民，丟掉資產階級，丟掉全民，貪污腐化，一黨專政、個人獨裁，這五個原因是國民黨丟掉大陸比較重要的原因。我還是引用傅斯年(著名歷史學家)一段話：「古今中外有一個公例，凡是一個朝代、政權要垮台，並不由於革命勢力，而由於它自己的崩潰。」所以，國民黨丟掉大陸，有許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主要原因還在於國民黨和蔣介石自己。

(摘自《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在台灣》文/楊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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