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被罵八百年「小人」 不算冤枉

文 | 蘭台

自1908年梁啟超著《王荊公》一書，將王安石評為「三代以下，第一完人」，至史學界普遍接受「王安石是『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的說法，王安石成為歷史正面人物、「名垂青史」的時間，不過短短百年。

在更長的歷史時間段里，他是與秦檜並列的「小人」。

800年的「古今第一小人」

雖然在歷史研究領域，歷史事實比歷史評價更重要，但是如果我們把「歷代對王安石的評價」，當做一件歷史事實加以考察的話，就會發現一個有趣的事實：

從1127年南宋建立迄今的891年里，有約800年，王安石一直是和秦檜並列的反面教材。

當我們更進一步梳理800多年來關於王安石的負面言論時，還會發現，對王安石的批評主要是兩類：

一類是以朱元璋，張居正為代表的官方說辭。

主要觀點是王安石教壞了皇帝，不遵守「祖宗之法」。比如，朱元璋罵王安石是「小人競進」，張居正在給萬曆皇帝編纂的歷史教科書里說王安石變法是「擾害百姓，民不聊生」。

另一類則是宋元明清歷代的士大夫們的個人意見。

他們對王安石的批評，比之明太祖、清高宗要深刻得多。他們不否認王安石在道德上的操守和文學上的才華，但同時認為，王安石越是在道德上有操守，在文學上有才華，越是給宋朝造成了巨大的傷害。

比如，南宋學者羅大經直接將王安石和秦檜並列：

「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複合者，秦檜之罪也。渡江以前，王安石之說浸漬士大夫之肺腸不可得而洗滌；渡江以後，秦檜之說淪浹土大夫之骨髓不可得而針砭。」

朱熹則認為，王安石「惑亂神祖之聰明而變移其心術，使不能遂其大有為之志，而反為一世禍敗之原」，把神宗皇帝的心術給引導壞了，讓一代本可「大有為」的君主，變成了「禍敗」國家的罪人。朱熹尤其反對用「初心」這種東西來為王安石辯護：

「正如醫者治病其心豈不欲活人卻將砒霜與人吃，及病者死卻雲我心本欲求其病，死非我之罪，可乎？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術足以殺人，豈可謂非其罪？」

相比羅大經和朱熹，南宋浙東學派代表人物陳亮，對王安石的批評則尤為沉痛。在《上孝宗皇帝第一書》里，陳亮如此說道：

「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而其實則欲籍天下之兵盡歸於朝廷，別行教閱以為強也；括郡縣之利盡入於朝廷，別行封樁以為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事矣；西北兩邊，至使內臣經畫，而豪傑恥於為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既多，銳然南征北伐，卒乖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正患文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輕於下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

顯而易見，對於王安石破壞北宋前半期限制君權擴張的潛規則、通過變法把君主集權推向頂峰的做法，陳亮是十分反感的。

另一位中國思想史重要人物，南宋陸王心學的代表人物陸九淵，儘管被當今很多學者認為是「客觀公正讚賞王安石第一人」，但他對王安石的批評，也一點不比陳亮、朱熹少，某些具體問題上，甚至還更激烈。

在《與薛象先書》里，陸九淵稱：

「荊公之學，未得其正，而才宏志遠，適足以敗天下。」

在《象山語錄》中，陸九淵又說：

「讀介甫書，見其凡事歸之法度，此是介甫敗壞天下處。堯舜三代雖有法度，亦何嘗專恃此。又未知戶馬、青苗等法果合堯舜三代否？惟韓魏公論青苗法雲『將欲利民，反以害民』甚切當。」

這些評價，相當於既否定了王安石學術成就（所學不正），又否定了王安石的政治能力。

南宋之後，元朝自不必說。元朝編纂的《宋史》，對王安石做了全盤否定：

「王安石入相。安石為人，悻悻自信，知祖宗志吞幽薊、靈武，而數敗兵，帝奮然將雪數世之恥，未有所當，遂以偏見曲學起而乘之。青苗、保甲、均輸、市易、水利之法既立，而天下洶洶騷動，慟哭流涕者接踵而至。帝終不覺悟，方斷然廢逐元老，擯斥諫士，行之不疑。卒致祖宗之良法美意，變壞幾盡。自是邪佞日進，人心日離，禍亂日起。」（《宋史·神宗本紀》）

到了明朝，士大夫對王安石的批評，比南宋時還要激烈。

比如，明人楊慎將王安石評為「古今第一小人」：

「弘治中，餘杭有周德恭，評王安石為古今第一小人。又曰：『神宗之昏惑，合赧亥桓靈為一人者也；安石之姦邪，合莽操懿溫為一人者也。』此言最公最明矣。」又說：「一言喪邦，安石之謂也。慎按安石之惡，流禍後世有如此。宋之南遷，安石為罪之魁。求之前古奸臣，未有其比。」

到了明末清初，顧炎武、王夫之這些思想家，對王安石的評價，依然極其負面。

比如，顧炎武認為：

「後之人但言其農田、水利、青苗、保甲諸法為百姓害，而不知其移人心、變士心為朝廷之害。其害於百姓者，可以一日而更，而其害於朝廷者曆數十百年，滔滔之勢一位而不可反矣。」

王夫之則認為，王安石比蔡京、賈似道這類奸臣的危害更大。理由是蔡京、賈似道這類人「黷貨擅權導淫迷亂」，神宗這種想要有所作為的皇帝不會喜歡，王安石則不然：

「安石而為小人，何以處夫黷貨擅權導淫迷亂之蔡京、賈似道者？夫京、似道能亂昏荒之主，而不能亂英察之君，使遇神宗，驅逐久矣。安石唯不如彼，而禍乃益烈。」

圖：王安石

天變不足畏，何事不可為？

為什麼800餘年來，諸多學者、思想家，均對王安石抱持一種否定、批判的立場？

這與儒學的政治理想有直接關係。

按照秦暉教授的觀點，先秦儒學是反大一統、主張小共同體本位的一種思想體系。儒家的小共同體概念，既高於個人，也高於天下，此即「為父絕君，不為君絕父」。按照這種觀點，為了孝道，可以不去服從國家，我要做孝子，可以不為國家去打仗。「大義滅親」的宏大敘事，在儒家看來乃是鬼話。儒家就是要「親親」高於「尊尊」。後來法家對儒家攻擊，也主要集中在這一點。

雖然自漢武帝起，儒家學說即被皇權利用，大玩「儒表法里」，使之稱為覆蓋在法家帝國身體上的一層裝飾性質的輕紗，但先秦儒學中的小共同本位思想，卻也並未滅絕。用秦暉教授的話說，直到宋明，理學中的程朱和陸王兩大學派，仍希望維持儒家的「天命」解釋權，想對皇權盡量做一些制約。儘管這種制約君權的努力絕大多數的時候沒有什麼用，但這類嘗試，使得儒家士大夫對「家天下」本質，能夠看得比較透徹。

以晚清在政治立場上極端保守的劉錫鴻為例。他曾作為郭嵩燾的副手，和郭一起出使英國。與開明的郭嵩燾不同，他一直在公開場合彈劾郭嵩燾「通夷」，並且表現出對英國政體和器物不屑一顧。然而，在私人日記里，卻顯示他對英國當時的政體非常讚賞，並且認為英國人納稅踴躍是因為英國「無代表不納稅」，他還嘆惋，說中國在先秦曾經有過這樣的制度，只可惜「中國天下為家已更數千載，政令統於一尊，財富歸諸一人」，「貴官愈多」、「百姓之生路乃盡絕而無可逃矣」。

劉錫鴻的思想與行為，是一種典型的兩面派。連這樣一個兩面派，私下仍可將英國政體的優點與中國帝制王朝的缺點，看得如此透徹，知道中國的弊病在於「政令統於一尊，財富歸諸一人」，其他更為真誠的儒家知識分子，自然也就不必說了。

回到兩宋，劉錫鴻能看清的問題，朱熹、陸九淵與陳亮這些大儒，自然看得更清。他們之所以痛批王安石，正是因為王的變法，直奔「政令統於一尊，財富歸諸一人」而去。

在王安石變法之前，北宋的政治體系中，確實存在過一些制約皇權的因素。此點，王安石在《本朝百年無事札子》曾有提及。

札子對宋仁宗一朝的政治頗多批評，但同時也承認，宋仁宗朝「非有良將以御之」，但可以做到「寇攘者輒得」——沒有良將，但可以消滅寇賊；「非有能吏以鉤考」，但可以做到「貪邪橫猾，雖間或見用，未嘗得久」——沒有能吏，但貪污腐敗的小人無法在官位上呆得長久。

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在於：宋仁宗朝的政治格局，是「立綱紀」與「召和氣」，依靠制度的設置對權力進行制衡和監督，同時精心維護一種和睦融洽的士風和政風，兩者互為依託。在這個體制里，皇帝和執政的宰相集團分享最高決策權和行政權，任何一方都無法擺脫另一方單獨做出決斷和推行政策。政策的決策和執行過程，會受到監察部門的監督和制衡，監察部門可以提出異議、干涉執行過程。這種架構的形成，杜絕了雄主自任聰明、躬親萬事，及其可能出現的失誤和偏頗。

當然，這種制衡本質上是脆弱的，因為它並非建立在牢固的制度之上（當然，是有一些制度建設的）。其一方面依賴皇帝的自覺，如史書所載，宋仁宗本人「守法度，事無大小，悉付外廷議」，有接受各種權力制衡和監督的自覺；另一方面則依賴「整個知識界的共識」，亦即顧炎武提到的「人心」、「士心」。

王安石和他的變法，改變了這一切。

「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是王安石著名的「三不足」變法口號。所謂天變足畏，即天人感應理論，今人多視為迷信，但在中古時代，實是士大夫們用來合法制約皇權的「殺手鐧」。祖宗足法、人言足恤，亦是同樣的效用。

王安石的「三不足」口號，從根本上推翻了這種制約機制。試問，如果天變不足畏了，祖宗不足法了，人言也不足恤了，世上還有什麼能約束皇帝？故此，曾積極支持過范仲淹變法的三朝宰相富弼，聽聞該口號後，十分震驚，曾言道：

「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

中唐以來直到北宋的改革思潮中，長期含有強烈的集權專制傾向。政治上所謂的「立制度」，實際上是希望強化中央權力，強化皇權。文化上所謂的「一道德」，實際上是希望用政治權力籠罩、改造文化思想。熙寧五年（1072）宋神宗鄭重提問「經術，令人人乖異，何以一道德」、並命王安石想辦法「令學者定於一」，即是這種集權專制傾向被明確付諸實施之時。

王安石的變法，在政治上的目標是「政令統於一尊」。這就勢必破壞已有的權力監督與制衡體系（儘管它是脆弱的），皇帝通過變法加強了個人獨斷專行，國家開始集中管制政治經濟與思想文化，相當於將宋仁宗時代營造出的相對開放與寬鬆的社會體制，又逆轉了回去。

王安石的變法，在經濟上的目標是「財富歸諸一人」。故而，其變法本質不在「均稅」，而在普遍增稅。雖然高舉著「方田均稅」的旗幟，但旗幟歸旗幟，付諸實踐又是另一碼事。「方田均稅法」1072年頒布，拖到1074年才開始實施，搞了一個月又以天旱為由停下來；此後干一陣停一陣，到1085年，朝廷乾脆取消了「方田均稅法」。「方田均稅」落實不下去的原因，其實很簡單：朝廷對「稅負公平」這種問題並無興趣，其興趣在於通過變法為國庫征斂到更多的財富。這也是為什麼在「方田均稅法」之外，變法的其他內容，如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都被執行得異常堅決。 因為後者全都可以增加國庫財富。

比如，青苗法，按官方說法，青黃不接時百姓可以向朝廷貸款「青苗錢」，這個貸款利率比民間的高利貸利率低，朝廷能多收些利息錢，百姓也少受些高利貸的盤剝。看起來似乎是很好的政策，但實際操作中，卻變成了「抑配」——挨家挨戶按資產多少進行攤派，無論缺或不缺糧食，都要向朝廷「借」青苗錢，越有錢的人家，必須「借」得越多。這實際上形同朝廷強行向民眾集體放高利貸；民間高利貸利率雖然高，民眾不到萬不得已不會去借，借貸者終究有限；青苗錢利率雖低，受禍者卻是全民。再如市易法，實是漢武帝當年消滅民營商業的「均輸法」的翻版。朝廷賤買貴賣，「盡收天下之貨，自作經營」，最後連水果之類的商品，都被朝廷「市易司」壟斷。

王安石的變法，開啟了北宋政治動蕩的閥門。就內政而言，元祐是一次折騰，紹聖是又一次折騰，崇寧則是一次更大的折騰，朝政混亂一發不可收拾。變法後，政治空氣迅速惡化，是非善惡的觀念日漸淪喪，人心風氣有一個明顯轉向。從王安石變法到蔡京專權，國家的管理層徹底分裂，正常的政策分歧變成了黨同伐異的政治鬥爭。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王安石被知識分子罵了八百年「小人」，並不算冤。

圖：宋神宗

參考資料：《大變法--宋神宗與十一世紀》、《中國思想史》、《走出新舊：北宋哲宗朝政治史研究（1086-1100）》、《王安石變法研究史》、《帝鑒圖說》、《象山語錄》、《淺論陸九淵對王安石的評價》、《宋史》、《太史升菴文集》、《日知錄：宋世風俗》、《宋論：卷六 神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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