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廣東小老鄉，禮部尚書許應騤為何與康有為結仇結怨？

作者：金滿樓

話說戊戌年時，廣東人如康有為、梁啟超等無疑是變法的先鋒，但弔詭的是，同為老鄉的許應騤卻成了他們的對頭。

從資歷上說，許應騤於1850年中進士、點翰林，在京為官近50年，官居禮部尚書兼總理衙門大臣；

而康有為1895年才中進士，戊戌年不過是小小的工部主事（六品）兼總理衙門章京（秘書），兩人地位可謂差之千里。

按常理，作為老鄉黨、老前輩和上級官員，許應騤應該是康有為的巴結對象，獲取前者對變法的支持大有好處，但令人大跌眼鏡的是，康、許二人在戊戌年竟然打得難解難分。

從某種程度上說，許應騤並非保守的官員，其亦贊成漸進的、有限度的改革，譬如建鐵路、開銀行，許應騤即十分贊成並為之多方奔走。

後來，這事雖未落實，但至少說明許應騤尚屬開明，對改革並無成見。

然而，戊戌年變法伊始，御史宋伯魯、楊深秀聯名奏參許應騤，稱其「痛詆西學、守舊迂謬、阻撓新政、貽笑鄰使」，「請立賜降斥」。（五月初二日）

據張蔭桓在日記中的記載，光緒接奏即打算殺一儆百，令許應騤就被參各節「明白回奏」，時軍機大臣廖壽恆再三請求光緒收回成命而未果。

當日（五月初三日），許應騤正好前往頤和園向慈禧太后謝恩，路上接到消息後狼狽不堪，其後不得不立刻草折回奏。

五月初四日，許應騤在奏摺中逐項回擊宋、楊二人的攻擊，其不僅為自己洗刷了罪名，而且表明了贊同改革的態度；

不僅如此，許應騤認定其背後的主使人即康有為，由此反擊康之人品野心，請予驅逐之。

按當時的通行做法，康有為也等於被許應騤參劾，理應派人調查，但光緒卻採取了息事寧人的態度，結果兩人之事均以「毋庸置議」了結。

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御史文悌於五月二十日參劾康氏兄弟和宋、楊四人，稱康有為莠言亂政，煽動人心，結交言官，「保國會」諸言論（「保中國不保大清」）形同叛逆，請求懲治。

然而，光緒此時卻完全偏袒康有為等人，反而將文悌的御史職務罷斥，發回原衙門（戶部）行走。

那麼，同樣主張改革維新的康、許二人為何會在戊戌年反目成仇呢？事實上，兩人除在觀念之爭與權力之爭以外，其間的私人恩怨也佔了很大的比重。

如許應騤在被彈劾的回奏中說的，「康有為與臣同鄉，稔知其少即無行，迨通籍旋里，屢次構訟，為眾論所不容。」

如此看來，許應騤對康有為知根知底，兩人互同水火已非一日。從某種程度上說，許應騤對康有為的惡感還不僅限於康之為人狂妄與論說乖離，而且涉及到具體的衝突。

譬如，在光緒十九年（1893年）時，康有為突然聲稱南海「同人團練局」系其先祖創辦，並要求局務負責人、回籍知府張喬芬交出管理權，改由康氏大弟子陳千秋管理。

事後，張喬芬托御史余聯沅彈劾康有為，而康有為又托御史王鵬運彈劾張喬芬，兩派人互相爭奪，一時交相哄傳。

然而，康有為的主張並沒有實據，而兩廣總督譚鍾麟亦站在張喬芬的一邊。對此，同為廣東官員的許應騤自然心知肚明，其對康有為的惡感也就在所難免了。

再如康有為組織的「保國會」一事，許應騤更是直接站到了康有為的對立面。戊戌年三月二十七日，康、梁聯合李盛鐸等在京師粵東會館新館開會，人數眾多，影響甚大。

按大清律例，結社集會一向「懸為厲禁」， 而按照當時的慣例，會館事務一向由同鄉京官職位最高者負責。

之後，時為禮部尚書的許應騤與侍郎楊頤認為康有為等「惑眾斂錢，行為不正」，令會館人員「嚴加斥逐，不準再開」。

當然，從謹慎從事的原則來看，許應騤、楊頤作出的這個決定也無可厚非，但康有為算是與許應騤結下樑子了。

四月二十八日，康有為被光緒召見後，旋命其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當時，許應騤以禮部尚書兼任總理衙門大臣，康有為這個新的兼差正好成為其下屬。

因此，也有人說，康有為擔心被許應騤鉗制而圖謀將後者逐出總理衙門，由此指使宋伯魯、楊深秀彈劾許應騤，這也成為前述鬥爭背後的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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