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特爾特借「南下」大潮重返亞洲

中國的「海上絲綢之路」、印度的「向東行動」、韓國「新的南方政策」和台灣的「新南下政策」，這些都反映出東南亞地區在亞洲巨頭考量中的地位日益重要。甚至美國也認為東盟是其「印太戰略」的核心。從這一有利的角度看，菲律賓總統羅德里戈·杜特爾特越來越轉向亞洲絕非特立獨行，而是對時代變化的回應。

在今年4月海南舉行的博鰲論壇發表主旨演講時，杜特爾特總統表示，「菲律賓的命運在亞洲」。他補充說，他的國家「準備同該地區所有國家攜手努力，尋求友誼與合作」。這一坦率的聲明代表了其外交政策的方向。儘管這中間個人衝動可能起了作用，但其實，加強區域內的貿易、投資和安全關係，才是杜特爾特轉向亞洲鄰國更為重要的原因。這種重新定位並不一定預示著，像批評者輕言的那樣，要向北京投懷送抱。事實上，這位強悍的領導人高度重視菲律賓與東盟鄰國的關係。而其他亞洲大國，尤其是日本和西亞地區國家，也在杜特爾特轉向亞洲的過程中佔有突出的地位。作為歐亞大國的俄羅斯則是杜特爾特希望與之培養良好關係的另一個非傳統合作夥伴。

不依常規行事的杜特爾特上任兩年來未到訪過一個西方國家，從而打破了菲律賓幾十年來的外交傳統。以往的總統在任職早期，至少都要訪問一次菲律賓的前殖民者、如今的主要安全盟友美國。他們在結束自己任期的時候，也常常選擇華盛頓作為出國的首選目的地。杜特爾特的前任、前總統貝尼尼奧·阿基諾在開始對亞洲各國進行巡迴訪問之前，曾把美國作為首站逗留了長達一個星期之久。杜特爾特還另闢蹊徑，把中國作為他首次對外出訪的大國。迄今為止，他已經通過三次訪問中國、兩次訪問日本、一次訪問印度和韓國完成了他的數輪亞洲強國之旅。此外他還出訪了俄羅斯和西亞主要國家。

睦鄰關係與務實安全合作

安全與經濟問題是杜特爾特出訪的核心。執政之初，他就使他對菲律賓的安全擔憂（例如緝毒和反恐）具有了跨國的性質。同樣，西菲律賓海的海上安全和爭端，也是他與外國元首們討論的主要議題。上任後的前五個月里，杜特爾特訪問了所有南海沿岸國家，上任後前九個月里，他訪問了所有東盟國家。這突出表明他對地區熱點的重視，以及東盟在菲律賓外交中的關鍵地位。相比之下，前總統阿基諾在2010年只訪問了一個東盟國家（越南），直到執政第三年，他才完成其東盟之行。從這個角度看，說杜特爾特的外交政策只重視雙邊主義，未能與東盟夥伴進行磋商與合作，這種批評是錯誤的。

到目前為止，緩和緊張局勢和處理與鄰國的爭端一直是這位總統海上政策的核心。2016年和2017年，他兩次親自主持了歡送儀式，釋放因為在菲律賓海域捕魚而被扣押的越南漁民。2016年，他同意與中國建立高級別雙邊磋商機制，成立了菲中海警海上合作聯合委員會。菲律賓的努力反過來有助於緩和預期緊張局勢，尤其是在2016年仲裁裁決之後。馬尼拉的這些舉動，在很大程度上為緩和愈演愈烈的爭端，為區域合作創造了有利環境。東盟-中國危機熱線和《海上意外相遇規則》建立了，東盟-中國之間的行為準則磋商也重新恢復了勢頭，最近已經達成了框架和單一磋商文本。

能力建設、信息共享和聯合巡邏是杜特爾特希望通過其重返亞洲政策而得到加強的安全合作領域。這位愛點火的領導人對新結交的安全合作夥伴中國和俄羅斯大加稱讚，同時他也讚揚美國和澳大利亞等老合作夥伴對他打擊恐怖主義的支持。在菲律賓急需武器與2017年佔領馬拉維市的同伊斯蘭國有牽連的武裝分子作戰之際，中國和俄羅斯向菲律賓捐贈了突擊步槍、數百萬發子彈和軍用卡車。中國還捐贈了重型裝備，並承諾支持馬拉維的戰後重建。所以，推動馬尼拉與北京及莫斯科關係升溫的，與其說是後者在人權問題上沉默，不如說是它們為解決菲律賓緊迫和確定的非傳統安全問題提供了實際幫助。例如，在簡短的2018年總統國情咨文中，杜特爾特就承認中國支持了對在菲律賓活動的跨國販毒集團的打擊。中國提供了情報和設備，提供了有助於禁毒運動的執法培訓，並建造了戒毒中心。憑藉廈門海關當局向馬尼拉海關提供的情報，菲律賓取得了有史以來最大的毒品搜繳戰果。在蘇祿海，與印尼和馬來西亞的三方海空巡邏遏制了海盜行為的發生，限制了地區恐怖主義和犯罪網路在海上的流動。

多些經濟，少些意識形態

杜特爾特改善與中國和俄羅斯的關係，以及格外重視亞洲，與其說是出於他的反西方姿態，毋寧說是真正的、不斷演變的經濟需要使然。2016年，菲律賓十大出口市場當中有七個來自亞洲，十大進口來源中有九個來自亞洲。新加坡、日本和香港是菲律賓最大的外資來源地之一。此外，力爭能源進口多樣化也是杜特爾特發展與俄羅斯合作的一個議題。基礎設施、貿易、投資和援助都是菲律賓與對手中國和日本接觸的動力。這些經濟上的迫切需要明確體現在杜特爾特的2018年國情咨文中。他表示，菲律賓「將繼續與所有國家接觸，不管它們的主流政治信念是什麼，也不管它們距離我們是近還是遠，只要這些國家希望我們好」。

保護和增加海外菲律賓人的福利是菲律賓外交政策的重要方面，也是杜特爾特訪問沙烏地阿拉伯、巴林、卡達、以色列和約旦等西亞國家的一個重要內容。與科威特簽署的雙邊勞務協議就證明了這一點。菲律賓去年擔任東盟輪值主席國期間，還成功推動了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協議，該協議將保護移民勞工的權利，改善他們的福利。對菲律賓勞務人員尤其是英語教師——也許不久還有家政工人——來說，中國大陸也成為新的鄰近目的地。

總之，杜特爾特專註於亞洲的獨立外交政策的根源是菲律賓所在地區的現實安全和經濟基礎。他精明地處理與鄰國的糾紛，是因為他認識到海上事件的破壞力，這些事件威脅著地區穩定與繁榮的基本架構。因此，他在雙邊和地區軌道上同時進行與其他聲索國的協商談判，並拓展務實合作的渠道。貿易與投資數據，以及移民勞工的流動，也顯示亞洲將在菲律賓的外交政策考量中日益佔優。如此看來，杜特爾特向亞洲傾斜與其說是對西方的回應，不如說是地區經濟與安全態勢的變化使之成為一種新的迫切需要。

原題：杜特爾特借「南下」大潮重返亞洲

作者：

盧西奧·布蘭科·皮特洛三世

Lucio Blanco Pitlo III

亞太外交事務與安全分析家，《亞洲政治和政策》雜誌特約評論編輯，馬尼拉亞典耀大學中國研究系講師，菲律賓中國研究會董事會成員。目前就讀華盛頓特區美國大學防務、外交與發展研究生課程，在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任學者實習生。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中美聚焦網立場。

本文為中美聚焦網專欄作家原創文章，版權歸作者與中美聚焦網共同所有，如需轉載請與中美聚焦微信公眾號聯繫並註明出處。

中美聚焦網｜中美交流基金會

微信ID：chinausfocus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