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被拋棄，青年被迫站街，可這並不影響他成為一個時代的藝術家

20世紀70年代末的紐約時代廣場上，一個頭戴法國詩人阿爾蒂爾·蘭波紙面具，身穿白色T恤，外面套著一件無袖牛仔外套的年輕人正站在第七大道出口的外面。

Arthur Rimbaud in New York

不只在這裡，餐廳、地鐵甚至是屠宰場，在城市的各個角落你都可能與這個年輕人見面，這位年輕人就是藝術家大衛·沃納洛威茨(David Wojnarowicz)。他帶著從蘭波詩集《彩圖集》封面上弄下來的蘭波肖像來到了紐約，遊走在街頭，創作了這組名為《阿爾蒂爾·蘭波在紐約》的照片。

Arthur Rimbaud in New York

在這組照片中，「蘭波」進行著他的日常行動，吃飯、小便、自慰、注射海洛因、張開雙臂站在一面噴繪有「馬塞爾·杜尚的沉默被高估」的牆前……

大衛·沃納洛威茨(David Wojnarowicz)

而說到創作這件作品的初衷還要從沃納洛威茨的童年說起。大衛·沃納洛威茨1954年在美國新澤西州的紅岸出生，生下他時沃納洛威茨的母親多洛雷絲還非常年輕，他的父親艾德則是一個商船水手，同時也是一個性情暴烈的酒鬼。沒過兩年他們便離婚了，拋下了年幼的沃納洛威茨和他的哥哥姐姐們。有一陣子他和兄弟姐妹被寄養在一個寄宿處，但是在那裡他們得到的不是關愛，而是虐待、挨打、罰站甚至是在夜裡被叫醒然後強制去洗冷水澡。

兒時的沃納洛威茨

之後他們又來到父親和他的新妻子在新澤西郊區的新住處居住。但是在這裡，針對女性、同性戀和孩子的生理和心理上的暴力行為是被默許的。性格暴戾的酒鬼父親經常毆打孩子們，有一次甚至把沃納洛威茨的姐姐扇到耳膜穿孔，而鄰居們看到這一幕後無動於衷。那些日子，大衛的夢中不斷出現的是溯汐和龍捲風的景象。

大衛·沃納洛威茨(David Wojnarowicz)

後來幾個孩子在一本曼哈頓的電話簿里找到了母親的名字，他們想辦法找到了她，還和她在當代藝術博物館裡一起度過了幾個小時的時光。也正是在那裡，遊盪在不同展廳間的大衛下定決心要成為一名藝術家。

Street Kid, 1986

母親還幫助孩子們擺脫了父親的控制，成功獲得了撫養權。然而孩子們很快發現母親與父親一樣性格古怪，沒過多久就被母親趕出了家門。無家可歸的大衛遊盪在紐約街頭，不斷有男人跟他搭訕並表示願意給予金錢回報，為了生活，大衛成為了街頭男妓，15歲開始他便定期到時代廣場上去招攬10美元的生意。後來愈發落魄瘦弱，以至於找不到體面的買家，有時還會被強姦或下藥。在那些日子裡，大衛從未睡過一個好覺，只能蜷縮在樓頂的暖氣通風口度過整夜。

Arthur Rimbaud in New York

1973年沃納洛威茨終於設法迫使自己離開了街頭。他的姐姐在自己的公寓里為他提供了一張床，沃納洛威茨也努力讓自己慢慢地重新過上一種相對正常的生活。

紐約濃厚的藝術氛圍讓大衛心生嚮往，他決心要成為一名藝術家。雖然不斷嘗試走入正軌，但沃納洛威茨還是「會周期性地意識到自己陷入了絕望的狀態，在那些時刻，我會感覺自己需要去做些特定的事情」。過去的夢魘始終纏繞著他，沃納洛威茨覺得自己異於常人，覺得自己低人一等，害怕別人會發現自己曾經是個男妓並以此批判自己。

Untitled (Buffalo), 1988-89

他開始用相機記錄生活，去揭示「我總是被迫將其隱藏起來的東西」。沃納洛威茨讓蘭波成為他的替身，「我讓蘭波走過一條我曾從中經過的模糊的時間線——我在童年時期曾消磨過時間的地方，曾讓我挨過餓、受過凍的地方，或是在某種程度上讓我沉溺於其中難以抽身離去的地方。」

Arthur Rimbaud in New York (on subway), 1978-79

照片中的「蘭波」總是孤身一人，即使與他人親密時也神態疏離，與周圍格格不入。他用面具把自己與外界隔離開來，用面具讓自己成為「他者」，就如蘭波的那句「我願成為任何人」。

Peter Hujar Dreaming/Yukio Mishma: St Sebastain, 1

到了20世紀70年代中期，沃納洛威茨才在性解放運動的洪流後勇敢出櫃，公開自己的同性戀身份，而這也讓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快樂與自在。

Abandoned Warehouse, 1983

而他想要成為藝術家的信念也隨著和攝影師胡加爾的認識逐漸堅定。胡加爾比沃納洛威茨大20歲，胡加爾是他的戀人也是他的導師。在胡加爾的鼓勵下沃納洛威茨終於抽離了原本混亂的生活，不再使用海洛因，並逐漸成為了20世紀70年代後期紐約最著名的前衛藝術團體的一員，和他同時期活躍在藝術圈的還有基思·哈林、南·高丁、讓-米歇爾·巴斯奎特等人。

Something from Sleep II, 1987-88

在認識胡加爾之前，沃納洛威茨主要進行詩歌、音樂上的創作。80年代朋克的DIY美學已滲透到了紐約市曼哈頓區東村的舞台上，越來越多的視覺藝術家正在嘗試後朋克音樂。沃納洛威茨還和Doug Bressler, Brian Butterick, Julie Hair和Jesse Hultberg一起組建了3 Teens Kill 4樂隊。認識胡加爾之後，沃納洛威茨開始進行較為專業的繪畫學習和探索，從絲網印刷到手繪，他都頗具天賦。

胡加爾去世時，沃納羅維茨拍下了他的頭、手和腳。他將這些照片置於作品《無題（胡加死時）》（Untitled/Hujar Dead, 1988–89）的最底層，上面覆蓋著印刷文字，畫面的邊框是美元紙幣和遊動的精子等具有象徵意義的圖案。

但是在80年代的艾滋病危機中，胡加爾未能幸免於難，1987年他因艾滋病去世，這給沃納羅維茨造成了很大的打擊，來年他自己也被確診。愛人的離世與社會對這個群體的惡意使得沃納洛威茨的作品變得激進並富有政治內涵，他開始關注這個艾滋病時期的社會與政治，出版了多本暢銷書。

1989年沃納洛威茨出現在了紀錄片《沉默=死亡（Silence=Death）》中，這部影片由Rosa von Praunheim編劇並指導，以部分紐約藝術家對艾滋病肆虐的態度和圍繞同性戀的其他話題作為主要內容。影片展示了沃納洛威茨的作品「封口」——以針線縫起雙唇，嘴巴雖然被封住了，但卻在發出無聲的吶喊。除了他，參演的還有詩人艾倫·金斯堡、藝術家基斯·哈林等人。

1990年，沃納羅維茨罕見地畫了一幅花卉靜物畫。對他來說，畫靜物總是很困難：「我總是認為坐下來畫花卉是一件奢侈的事情，當我身邊發生了那麼多事情的時候。」他還在畫面上使用文字。沃納洛威茨希望觀眾在觀看這幅作品時，首先看到的是花朵的美麗，但當觀者走近時，畫面中的其他細節又能夠揭示出其他有關的真相，那些有關戰爭、死亡、疾病、夢想的真相。

Americans Can"t Deal with Death， 1990

同年他還創作了《有一天這個孩子》這件作品。作品展現了8歲時的沃納洛威茨，這是他僅有的童年照片的複製品。照片中的他穿著一件格子襯衫，咧著嘴天真無邪地笑著，可在他身旁的文字卻印著：「有一天政客們會制定不利於這個孩子的法律，有一天家長會把錯誤的信息教給他們的孩子們，而每個孩子都會把那些信息傳遞給他們的下一代，那些信息將會讓這個孩子的存在變得難以容忍……」

Untitled (One Day This Kid . . .), 1990–91

「某一天，這個孩子將會開口說話。而當他說話時，那些對他心生恐懼的人們會用扼殺、拳頭、監獄、窒息、強姦、恐嚇、繩子、槍、法律、幫派、瓶子、刀、宗教、斬首、火刑將他制裁……這個孩子將會面臨電擊、藥品，還有實驗室里的條件反射治療……他將失去家庭、公民權利、工作，以及所有可能想到的自由。當他意識到自己渴望將赤裸的身體置於另一個男孩赤裸的身體之上之後，所有這一切都將會在一到兩年間發生。」

Untitled, 1988

這是沃納洛威茨長大後面臨的處境，也是同性戀群體，乃至所有性少數群體所面臨的處境。如果不做出改變，有一天這個孩子，有一天這個孩子的孩子都會面臨這些不公。

《身近刀鋒》

1991年，沃納洛威茨出版了自己的自傳《身近刀鋒》，在見面會上主持人問大衛，他最希望透過自己的作品實現什麼。「我想要讓某個人感到不那麼孤獨。對我而言，那是最有意義的事。」沃納洛威茨這樣說道，「我認為這本書部分的意義就在於呈現多年來伴隨著我成長而來的，深信自己來自另一個星球的痛苦。」過了一會兒，他又補充道：「我們都能對彼此產生影響，只要我們對彼此足夠敞開心扉，好讓彼此感到不那麼孤獨就行。」

沃納洛威茨的呼籲又成了人們抗議的口號

1992年7月22日，大衛·沃納洛威茨在曼哈頓的住所中死於艾滋病併發症。生前他還在《身近刀鋒》一書中呼籲每當愛人、朋友、甚至陌生人因為艾滋病去世後，逝者的朋友就把骨灰灑在白宮門口，以此抗議政客們對艾滋群體的漠視。1996年，沃納洛威茨的骨灰也被撒在了白宮的草坪上，也正是在這一年，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建立，沃納洛威茨生前的努力終於取得了成效。

Untitled (Map), 1990

曾與惠特尼美術館策展人戴維·基爾（David Kiehl）一同籌划過沃納洛維茨展覽的戴維·布雷斯林（David Breslin）說：「我們失去的不只是藝術家的生命，還有那個今天再也見不到的藝術世界，可能有些天真，但我覺得這個時期做的是一種尚未專業化的藝術。藝術家用錄像、繪畫、行為進行創作，還會寫作，不會去想什麼『這對我的市場不利』。當時的創作是非常鮮活的。」

此次展覽的名稱以沃納羅維茨1986年的作品《History Keeps Me Awake at Night》命名

如今惠特尼美術館正在展出大衛·沃納洛威茨個展《大衛·沃納洛威茨：歷史讓我徹夜難眠》。從攝影、繪畫、音樂再到電影、雕塑與寫作，沃納洛威茨的作品記錄並照亮了美國歷史上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艾滋病危機和文化戰爭的絕望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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