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米爾獎「我是穆斯林，我也是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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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與設計」

「綠色是伊斯蘭教的象徵色嗎？」摩洛哥藝術家Younes Rahmoun經常收到這個問題，因為在他的燈光裝置作品裡，經常出現綠色光線。觀者的這種聯想不是Rahmoun創作的本意，但他也接受不同的反饋，「對我來說，綠色不冷也不熱，它是和平與生命的象徵。」創作時，宗教是他創作時重要的靈感來源，他從不會「Younes是奉行教義的伊斯蘭教教徒」和「Younes是一名藝術家」兩個身份對立看待，「兩者都是我，我所做的一切都只是自身的反映。」

今年年初，Rahmoun的作品《帽子與光》（Hat-light）入圍了第五屆「賈米爾獎」（Jameel Prize）決賽名單。「賈米爾獎」誕生於2009年，由英國倫敦的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館（V&A）設立,每兩年一次。能夠將阿拉伯傳統中的藝術與設計融入當下創作的藝術家是這一獎項的目標對象。組委會從全球參賽者中選取8到10件入圍作品，最終選定一位獲勝者，這些入圍作品都會在V&A展出。第五屆「賈米爾獎」將於2018年6月25日開幕，持續五個月。

今年，「賈米爾獎」的入圍作品跨度很大，從細密畫到抽象畫，從多媒體裝置到時尚設計，甚至第一次開始有建築作品入圍。

> Marina Tabassum設計的清真寺禱告大廳，孟加拉國，達卡，2012年

除了V&A，「賈米爾獎」的另一個主辦機構是非營利藝術基金會Art Jameel。Art Jameel總監Antonia Carver說：「我們可以看到，世界上越來越多人開始關注阿拉伯地區的藝術創作，不過，這裡的藝術家、電影導演、作家還有其他創作者還是缺少在本地發展的機會；即使做出作品，也很少有國際範圍的觀眾。」而「賈米爾獎」希望鼓勵藝術家更加開放，從自己的環境和文化里去吸收養分，而不是被周圍的聲音影響，試圖定義「什麼是當代的伊斯蘭藝術」。

「信仰可以是一個藝術家實踐的發源地，但他們的作品通常也會受到他們的研究、藝術上的「偶像」與同輩、他們的環境和經歷的影響。正因如此，藝術與設計是一種極為複雜的表達，每一位實踐者都在發出自己獨特的聲音。」Antonia Carver說。

阿拉伯地區的旁觀者與參與者

Hayv Kahraman的繪畫《譯者》（The Translator）入圍了今年的「賈米爾獎」決賽環節。《譯者》是系列組畫《你有多麼伊拉克》（How Iraqi Are You?）的一部分，畫面中，九位黑髮濃眉的阿拉伯女性坐在一起，身體幾乎緊貼著彼此，帶著難以辨別悲喜的表情，伸出食指指向某處。從近十年前，Kahraman找到了這種形象，來表達她所理解的女性與阿拉伯世界。

> Mehdi Moutashar的作品《兩個正方形，其中一個是框》，2017

最早，一幅畫里只有一兩名女性，女性身上帶有一排排鏤空的規則幾何圖形。而2015年的這組作品裡，畫面幾乎被多名女性填滿。Kahraman說，最早畫這個形象，她參考了自己的外貌特徵。12歲時，因為海灣戰爭，Kahraman跟隨父母逃到瑞典斯德哥爾摩。沒有護照的一家三口被關在阿蘭達機場的拘留室，這一刻，她忽然意識到了「我是難民，我沒法馬上回家」。在學校，她發現自己長得與身邊同學不一樣，從皮膚到眉毛濃度，到頭髮顏色。一開始， 她想要變成白人的長相；慢慢地，跟著一位當地藝術家學習繪畫，她開始找到了與過去和自己身份和解的方式。——開始時是一個人，可能是「我」，也可能是別人；後來畫面中的人越來越多，我明白，自己想要刻畫的不是特定的某個人，而是與我遭遇相似的，成千上萬的女性難民。無論她們後來去到哪裡，永遠都是「被流放者」。

有時候，現居美國洛杉磯的Kahraman會想念隔著茫茫海洋和陸地的家鄉，她發現，自己關於家鄉的記憶已經有些褪色了，「我想要將記憶存檔，在這個完全陌生的地方，我與家鄉建立聯繫的唯一方式就是（通過創作的方式）回到過去。」她也想過留在伊拉克，只是，這樣風險太大，她的創作自由會被政治高壓的環境限制，甚至可能有生命危險。

> Hayv Kahraman的作品《該系列的譯者如何成為伊拉克人？》（2015） 

在Kahraman2008年的一組畫里，女性的角色成為了聖經里提到過的祭祀用的羔羊，任憑宰割，無法抵抗。「這組作品引起中東地區很多藏家的共鳴，因為很少有與當地社會政治問題聯繫如此緊密的作品——如果涉及到敏感的政治議題，身在中東的藝術家將面臨嚴格的審查，甚至被定罪，」佳士得拍賣迪拜分公司負責現當代伊斯蘭藝術的主管Hala Khayat說到，「必須有一位局外人，切實有力地去反映出這個地區正在發生的事情。」

如果說從小離鄉的Hayv Kahraman是中東局勢的旁觀者，在美國和義大利求學後回到家鄉的90後時裝設計師Hala Kaiksow則是中東現實的參與者，同時是一位有野心的變革者。

生於波斯灣沿岸島國巴林（Bahrain）的Kaiksow於2015年設計的服裝 《牧羊人大衣與連衣褲》（Shepherd』s Coat and Momohiki Jumpsuit）是入選今年「賈米爾獎」唯一的時尚類作品。Kaiksow的設計理念是「慢時尚」，在現代「高速縫紉」（義大利語haute couture,可譯為high sewing）的潮流下，她試著從阿拉伯傳統服飾提取元素，來設計具有現代感的服裝，家鄉的傳統技藝與手工編織是她工作的核心。2016年，她創立了自己的女性服裝品牌。

8歲時，Kaiksow便愛上了時尚的世界。過去，她總是和心目中「永遠的時尚偶像」媽媽或深諳傳統手工藝的奶奶坐在一塊兒，編織小物件。直到今天，接受了歐美專業設計教育後的Kaiksow，仍然記得自己當年的痴迷，試著從這種古老樸素的編織方式里，找尋突破與創意的可能。Kaiksow的每一件作品背後的創作周期都很長，在工作室，她會不停地試驗不同的編織原料，希望找到與皮膚貼合性最好且持久耐用的一種織物。她喜歡原始狀態的材料，並且將它們和人工材料進行對比或結合——未加工的絲和羊毛組合在一起，形成一種色調明亮、重量適中的材質，像一個柔軟的蠶繭，包裹住人的身體，同時允許其自由移動。最後，Kaiksow用傳統的靛藍染色工藝，為「蠶繭」添上了層次豐富的各種藍色圖案。

在義大利讀研時，這個手工業發達的國度有好多地方市場和分工細化的手工商店，Kaiksow很容易找到想要的高質量的、可持續使用的材料。回到巴林後，她發現一切變得困難，她需要給本地商店講解，再請店員為自己專門定製一枚紐扣或是其他零件。看到她尋找原料的曲折過程，她的一個朋友在博客里寫道「的確，這很困難，不過你在這裡做的事情無比重要。通過這種對慢時尚的投入，你創造了這種需求，開拓了新的市場。事實上，你發起了一場運動。」就像Kaiksow對自己服裝的定位，「我希望我的服裝成為中東女性日常生活的盔甲，這也是我持續試驗的出發點，希望找到柔軟和堅硬材料最佳的結合點。」

「我是穆斯林，也是藝術家」

摩洛哥藝術家Younes Rahmoun的裝置作品《帽子與光》（Hat-light）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伊斯蘭教徒集體在清真寺做禮拜的場景——數頂穆斯林男子常戴的圓頭小帽立在距離地面約十厘米處，帽子下方亮著一盞燈，發出橘黃色的光。光線和帶電的結構是Rahmoun創作時常用的元素，在他看來，光是精神性的一種隱喻，如懸浮某處的鎮靜靈魂，等待被喚醒。描述由33盞球形電燈泡組成的裝置作品《Allah》時，Rahmoun說：「選擇這些電燈泡，是因為它們由兩部分構成，這兩部分恰好傳達兩種功能：傳播光明和照亮周遭環境。光會喚起靈性的、無法觸碰的部分，同時，電燈泡「鏡子」的屬性又傳遞出它可觸摸的、實存的那部分。電燈泡本身就是一個精神性和物質性的聯合體，這可以被視為我作品的精華部分。」

大部分人會從Rahmoun的作品裡感受伊斯蘭教蘇菲派（Sufi)的思想氣質，在Rahmoun自己看來，宗教是他創作的參考系之一，同時還有其他的來源，例如家鄉得土安（Tetouan）的環境，世界各地的旅行，東方哲學等等。東方哲學裡的禪對他影響很大，在他眼裡，每個詞語都是帶有自身顏色、光線和關係的一種形式，這是他從「不可見」到「可見」的途徑。看到「照明」（Illumination）這個詞，他會看見圓形的綠色光環，呼吸著，沒有固定形狀也從不會消亡，「這是一種不致盲的光線，就像人們通過煙霧、通過一朵雲或是某種不透明、能夠折射的物質所見的那種光。」

在很多作品裡，Rahmoun都會故意露出連在電子設備上的那些電線，《帽子與光》也是其中之一。之所以讓這些電線被人看見，是為了說明一個事實「我們並不是獨立」運轉」的狀態。「對我而言，插上電線是一個象徵，即與一種指引我們生活的更大的力量產生了鏈接。在作品《Markib》里，小船代表了人類，每個人有自己的角色，不過都向著同一個中心，就像與生命的源頭連在一起。實際上，我覺得人類根本沒法決定自己的命運，比方說，我們無法決定自己的生死。」

來自伊朗，現居美國的藝術家Kamrooz Aram同樣是以裝置為主要創作媒介，不過他和Younes Rahmoun的思路有所不同——Rahmoun向內看，探求自身與周遭的關係，而Aram向外看，從環境中發現問題，傾向於觸碰藝術中「禁忌性的主題」，那些學者們會避開的議題，那些導向主觀性和感情主義（subjectivity and sentimentalism）的東西。這次，Aram的多媒體裝置作品《以弗所之霧》（Ephesian Fog）入選了「賈米爾獎」——一幅帶有幾何圖形、極簡主義的繪畫被Aram作為了背景「幕布」，畫前方的小裝置立在方柱體的黑色展台上，是吸引觀者的「作品主角」。如果沒有前方的小裝置，觀眾會自然將牆上的繪畫作為觀賞對象，這是大家進入「白盒子」的慣性思維方式，而Aram對這種「默認」與習慣持有懷疑態度。

Kamrooz Aram觀察到，當來自中東的觀眾進入展廳看自己的作品時，因為他的阿拉伯背景，會自動提前預設「我會看到有關自己文化和歷史的作品」，而不會去思考博物館/美術館為什麼按照特定方式來安排一件作品，也不會細究這件作品的介紹詞是真的與作品聯繫緊密，還是有牽強附會的嫌疑。《以弗所之霧》是Aram近三年來系列裝置作品其中一件，旨在探索「展覽是如何塑造我們對藝術的理解」，此處「藝術」特指那些待在博物館、來自過去正在展出的作品。他會使用黃銅、木頭、水磨石等等建築材料，有時甚至略帶諷刺意味地，將博物館某些工具納入作品——因為位置的調整，日常用品瞬間升級為「藝術品」。

這種顛覆西方藝術史幾百年來傳統觀看模式的行為，暗含了Kamrooz Aram對「西方中心主義」藝術史的批判——西方的藝術被視為先進的、前衛的現代主義，而來自欠發達地區的創作統一被命名為「非西方藝術」（non-Western art）。在某些學者眼裡，所有非西方的圖案都被評價為「僅僅有裝飾性」，且因此被排除在「藝術」以外。但是，為什麼藝術必須是抽離環境的獨立存在，不能帶有「裝飾性」這一屬性呢？

在Aram看來，我們應該大大方方地承認，大部分藝術品的歸宿是被掛在某戶人家的牆上，是類似「背景音樂」的裝飾，而非永遠在「白盒子」里，充當眾人的視線焦點。「為焦慮的內部空間而作的不穩定繪畫」（Unstable Paintings for Anxious Interiors），「獻給冷漠建築的裝飾物」（Ornament for Indifferent Architecture），這是兩場個展的標題，表達了Aram近年的思考，後者是對Luis Barragán「所有建築都應該是有情緒的建築」觀點的回應。

「藝術應該如何成為建築的一部分？」Kamrooz Aram自己的回答是：「繪畫，包括廣義上的藝術，可以幫助冷漠或平庸的建築變成有情感的建築」。

入選第五屆「賈米爾獎」唯一一位建築師Marina Tabassum或許會贊同Aram的觀點，可以說，她的入圍作品，位於孟加拉首都達卡一個人口密集區的清真寺禱告殿Bait ur Rouf，本身就是「有情感的建築」的極好例子。作為建築公司Marina Tabassum Architects (MTA)的創始人，Tabassum的宗旨是建立一種建築的全球化語言，同時紮根於地方，將位置、氣候、物質、文化和地方歷史放在首位。每年，Tabassum會仔細篩選，只接少數的項目，深入考察現場，再著手具體建築。

Bait ur Rouf清真寺是Tabassum從2000年便開始著手的項目，直到12年後才正式竣工。

建這座清真寺的初衷，其實是一種療愈。2002年，Tabassum的母親去世，第二年，母親的妹妹，她的姨媽也離開人世。「兩年中，我的外婆經歷了兩個孩子的離開，她請我設計一座清真寺，因為我的職業是建築師。同時，她也感受到了我的痛苦，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設計寺廟這件事，成了我們兩個人共同的療愈。」

2005年，Tabassum的外婆病重，她決定提前舉辦寺廟的動土儀式，雖然當時的資金只夠用來打下地基。第二年年底，外婆去世，Tabassum下定決心，無論如何都要完成這座她們共同的寺廟。「有一點錢的時候，我們可以買到五車磚或是幾袋水泥，然後去建築寺廟一小部分。」更多的時候，Tabassum不得不停工，繼續募集建設資金。六年後，這座寺廟建成，並獲得了2016年的阿迦汗建築獎(Aga Khan Award for Architecture）。

這座寺廟的成功，激發了孟加拉國其他建築師與藝術家的創作靈感。更多創作者開始從本土來發掘養料。Bait ur Rouf清真寺的整個建築過程中，Tabassum採用的都是當地的材料和工匠，最後達到很好的效果，其中最突出的一點是極好的採光性，「這是一種抵達精神性的嘗試」，Tabassum補充道，「光線可以幫助跨越當下與無限，今天和永恆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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