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在酒桌上和此人決裂，此人：我的東西是給40年後的中國人看的
1927年，當蕭瑟的秋風席捲神州大地的時候，林語堂卻辭去了自己在北京的所有教職，攜帶家人定居上海，以寫作維持生計，不過此時的林語堂已經不再像幾年前那麼年輕氣盛了，他開始由一名激烈的社會評論家轉變為一位提倡幽默，喜歡探討人生哲理的顯示文人，難道林語堂是對殘酷的現實妥協了嗎？他此後將不會再關心國家與民族的命運了嗎？
都不是，林語堂之所以要做一個閑適文人，是因為他覺得中國人在追求自由與民主的同時，更應該從民族性格上做出改變，在他看來，中國人一直都顯得刻板，固執，不懂幽默，體味不到生命中的愉悅感，而這樣的中國人，即便真正掌握了自由與民主，也未必能夠幸福起來，因為這個民族是一個不會笑的民族，也是一個內心深處嚴重缺乏幽默感的民族，所以林語堂辭去教職，下定決心做一個靠寫文章賺錢的，顯示文人的真正目的就是，他要用幽默來滋潤國民。
林語堂的這一選擇馬上就遭到了很多人的批評，甚至有人直接當著林語堂的面兒斥責他，他的好友魯迅更是對他的轉變表示出了十分的不滿。
1929年8月29日，林語堂夫婦和幾位上海文藝界的好友應郁達夫的邀請，前往南波酒樓吃飯，當時魯迅和北新書店的老闆李小峰因為版稅問題產生了糾紛，作為調解人的郁達夫便請了林玉堂等朋友前往活躍氣氛，卻沒料到這頓飯竟成為了林語堂與魯迅正式決裂的導火索。
那天酒過三巡之後，林語堂和其他的幾位好友聊天聊到了魯迅的學生張友松，由於張友松曾經對林語堂和魯迅說過，自己想開辦一家書店，並要以李曉峰為戒，絕不拖欠作者稿費，所以，林語堂一提起張友松之後，李曉峰和魯迅的臉上立刻露出了不滿之色。
等到大家在喝了幾杯酒之後，聽到林語堂還在跟別人談論張友松的魯迅，立馬忍不住了，直接起來對著林語堂大喊，我要聲明，我要聲明，玉堂，你這是什麼話，我和北新的訴訟不關張友松的事，說完還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震的桌上的酒都灑了出來，莫名其妙被魯迅斥責的林語堂也站起來大聲喊道，分明是你神經過敏，我怎麼可能會有那個意思呢？結果林語堂和魯迅越吵越凶，所幸最後還是被朋友們給勸回去了，原本還氣氛熱烈的酒宴就此不歡而散。
這件事情發生之後，魯迅就正式宣布與林語堂決裂了，但是林語堂反倒在內心深處認為這是朋友的愛之深責之切，1935年4月20日，魯迅在《太白》上發表的《天生蠻性》一文，全文只有三句話，辜鴻銘先生三小九，鄭孝胥先生講王道，林語堂先生談性靈，當時鄭孝胥是偽滿洲國的總理，魯迅直接將林語堂和鄭孝胥相提並論，就是想表示他對林語堂的鄙夷之情，因為雙方政治觀念存在嚴重分歧，雙方的文學立場也是涇渭分明，魯迅已經不把林語堂當做朋友看待了，林語堂的名字也從魯迅日記里完全消失了。
別人不理解自己也罷了，可是連好友魯迅也這樣諷刺他，這讓林語堂黯然失落了好一陣子，不過林語堂很快就釋懷了，因為他覺得自己沒有做錯，只是別人看不明白而已，正如明代大才子唐伯虎所說的那樣，別人笑我太瘋癲，我笑他人看不穿，所以在面對別人的批評之時，內心十分淡定的林語堂並沒有反駁他，只是說了一句很幽默的話，我的東西確實不合時宜，我的東西是給40年以後的中國人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