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可以被馴養？——說說那些奇怪的心理病

導語：大千世界，無奇不有！作為進化的頂點的人類自然也有很多奇特的案例，在人類的醫學歷史上存在過許多讓人匪夷所思的奇特綜合征......

近年來，人們開始正確地認識心理疾病，對於那些常見的心理疾病估計已經司空見慣了。但是這次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特殊的心理疾病。

之後我們將按照心理、遺傳、文化精神病、都市病這四大類給大家分享這些有趣的綜合征。

而今天要講的……是幾個關於「綁架」的故事。

「愛上」綁架你的綁匪

這不是奇怪的瑪麗蘇小說的標題，這是1973年8月23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發生的一個真實故事。

那天早晨，Jan-Erik Olsson持槍進入位於斯德哥爾摩的Norrmalmstorg廣場的Sveriges Kreditbanken銀行。

在用槍射傷了一名警察之後，Olsson將四名銀行僱員扣為人質。

之後幾個小時，在Olsson的要求下，警察被迫釋放了他的同夥，交出了贖金及一輛裝滿汽油的汽車。

然而，為了保證人質安全，警察拒絕了Olsson提出的與人質一起離開的要求，由此警匪之間開始了長達數天的僵持。

在此期間，Olsson與人質之間的關係逐漸產生了微妙的變化。

綁架事件第二天，人質們的立場發生了變化，他們似乎站在了Olsson的一方：他們與警察對話時會感到緊張，而在與Olsson交流時則十分放鬆與愉快。

他們甚至對警方表示，Olsson並沒有對他們做出任何過分的事情，反而是警察對Olsson的襲擊可能會導致他們受到傷害。

經過了130多個小時的僵持，最終警察通過投放催淚瓦斯讓Olsson投降。然而，人質們此時都拒絕離開Olsson身邊，他們認為此時自己的離開可能會導致Olsson被警方擊斃。

人們完全無法對此事件做出合理的解釋。事情傳開後，這種心理現象得到了精神學家們的廣泛認識與研究。最後被命名為「斯德哥爾摩綜合征」。

1973年瑞典斯德哥爾摩銀行綁架案發生地，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簡單來說，斯德哥爾摩綜合征是一種經常出現在人質挾持事件的現象。美國聯邦調查局的人質資料庫顯示，大約27%的人質曾表現出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的癥狀。

據調查，情感上喜歡依賴他人且容易受感動的人質，更容易發生斯德哥爾摩綜合征。這被認為是一種受控期間的生存策略。

由於受害者在被綁架期間實際承受了巨大的危險或風險，因此這種所謂的「心理共鳴」本質上是異常的。

一般來說，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的發生有如下特徵：

1.首先，人質感到綁匪能威脅甚至決定自己命運；

2.當事人此前未經歷過類似的綁架-被綁架關係；

3.綁架期間綁匪的「小恩小惠」；

4.人質往往缺乏與外界的信息交換；

5.人質認為認同綁匪後便不會再受到威脅。

說到這，可能大家會想，這不就是受虐狂的特徵嗎？還真沒錯，斯德哥爾摩綜合征與受虐傾向具有很高的相似性，可以說前者是後者在特定場景中的體現。

心理學家們提出了很多關於虐待行為導致受虐者產生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的論述，也有一些學者認為「性虐」也與斯德哥爾摩綜合征有關。

大名鼎鼎「Colleen Stan案」就是典型的例子。

1977年，Colleen Stan搭車去看望一位在加利福尼亞州南部的朋友，路上不幸被Cameron Hooker和他的妻子Janice綁架，並被囚禁在他們床下的一個木製約束盒裡長達七年之久。

七年來，她一再遭到Cameron的強姦和折磨，被迫成為了他的性奴隸。

然而奇怪的是，在後期即使她被允許去看望她的母親，她也沒有趁機逃走。最後，她仍然會選擇返回並繼續住在盒子里。

直到最終被Janice釋放後，Colleen Stan也一直沒有向警方或公眾透露她受到的虐待行為，直到嫌犯被警方抓獲，案件才最終大白於世。

後來這一事件被改編成了紀錄片《盒中女孩》。

《盒中女孩》（「girl in the box」）劇照

而發生在我國的「洛陽性奴案」也是代表性的例子。案件的詳細過程不再展開，只對其中有意思的細節加以描述：

1. 「犯罪嫌疑人李浩平時對這些女孩「調教有方」，女孩子們不僅毫無反抗之意，反而相互妒忌。」；

2. 「根據被解救女孩的描述，李浩對女子「照顧有加」。直至見到民警之前，這些女子甚至「忘記了恨」；

3. 「被解救女子中，竟然有人在民警調查過程試圖袒護李浩」。

對於這些事實，民警同志們認為是由於犯罪嫌疑人善於「洗腦」，但這似乎有些牽強，如果用「斯德哥爾摩綜合征」來解釋可能更加合理。

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的發生

有研究發現，人的恐懼是有極限的，一旦越線恐懼變會化為崇拜與依賴，原始社會對於未知與災害的崇拜便是由此而來。

受害者被綁架後會恐懼、憎惡，但為了自保不得不討好和依賴綁匪，期間同樣出於心理上的自保，開始主動地尋找歹徒的優點來掩飾自己出於恐懼而依賴的實際內因。

在這前提下，由於視網膜效應，會更容易發現歹徒的優點，從而產生其本身是一個好人的錯覺。

此後便因過度理由效應，使自己相信自己是因為歹徒的優點和本性而對其產生的信任與依賴，並非其他原因，從而使自我行為合理化。

綁架過程中，綁匪的態度往往會因局勢的逐步穩定而緩和下來，這也容易使受害者由於近因效應而產生好感，綜合上述結合弔橋效應，受害者產便會對綁匪產生好感。

而在被救出後，有些受害者可能會產生救世主情結而將歹徒的錯誤行為及後果歸咎於自己，並希望去感化歹徒。

有的可能會對綁架過程選擇性失憶，弱化綁匪的施暴過程，甚至遺忘。

而那些對施暴過程的關注會使受害者產生強烈的吞鉤現象，不斷強化此刺激，強迫自己否認歹徒的一切，然而卻在過程中適得其反，這種現象在暴力性侵案件中出現的幾率比較大。

受害者在被施暴過程中形成的對歹徒好感會受到他人的譴責和全盤否定，為支持自己的判斷（實際也是心理的自我保護），不斷強化其優點，導致羅密歐與朱麗葉效應。

因為對自己的不自信，抗拒正當疏導，實則是為了實現自我失敗的預期；可能受社會輿論的否定而被迫與歹徒同病相憐，性侵案件中易見。

只有少數意志薄弱的人會得斯德哥爾摩綜合征嗎？

非也，根據進化心理學方面的相關研究，其實每個人都是潛在的斯德哥爾摩綜合征患者，只是不同的人激發的閾值不一樣。

研究人類的本質，一定要立足於人類是基因機器這個基本事實。僅僅通過人文價值來研究人性是永遠不可能得到正確答案的。

基因的本質需求是生存並延續下去，以此為基準人類進化出了多套心理機制，這些機制存在不同的激活條件。

在絕對懸殊的力量差距下，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的激發反而可以減少紛爭與廝殺，保證自身在絕境中的生存。

在這樣情況下欺騙是遠遠不夠的，只有認可並融入敵人才是保證生存的最佳方案。

所以我們不得不承認一件事情：人類是可以被馴養的。

感化綁架你的綁匪

與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相似，「利馬綜合征」也是以綁架案件而被人熟知的心理現象。

然而與前者不同的地方在於，利馬綜合征特指綁架者，即加害人出現的心理活動。

利馬綜合症來源於1996年發生於日本駐秘魯首都利馬的大使館挾持案件。

在日本駐秘魯大使官邸所舉辦的一次宴會中，參與Tupac Amaru革命運動的14名激進分子挾持了數百名外交官、政府和軍方官員，以及許多國家的企業高管，並將其扣押為人質。

讓人驚訝的是，在這次人質危機數天後，人質們感化了激進分子，並讓他們釋放了大部分人質。

但是經過長達數月的談判，激進分子還是沒能和秘魯達成共識。最後通過秘魯突擊隊解救了其他剩餘的人質，遺憾的是在期間其中一名人質被殺害。

在這次事件中，綁架者為何會出現心理上的轉變？這是心理學家們十分好奇的問題。

事實上，目前對於利馬綜合症的發生原因還不太清楚，可能是由於施害者自身的愧疚感或負罪感產生的猶豫不決，或者被害者的行為影響了施害者，讓施害者對其產生了認同，施害者敵意也逐漸弱化。

總之，利馬綜合征與斯德哥爾摩綜合征正好相反，即綁架者逐漸產生對人質方的同理心與同情心，雙方立場趨於一致，從而使矛盾與敵意得到緩解的心理現象。

在《明朝那些事兒》一書中，作者在描述明英宗朱祁鎮在「土木堡之變」被瓦刺俘虜後的一系列事迹時提出了「土木堡症候群」。

他認為朱祁鎮由於其「超高的魅力值」和「主角光環」，使得連監管他的敵人都甘願為他效力。實際上，從瓦刺的角度出發，這也是利馬綜合征的體現。

說了這麼多，最後給大家介紹一個更為罕見的與綁架案件有關的心理綜合征——「倫敦症」。

這是指在綁架案中人質「威武不能屈」，對綁匪產生激烈抵抗的行為。該心理現象以其發生於倫敦的案件而得名。

1980年伊朗駐倫敦大使館被佔領，26名員工被挾持，經過六天的談判後，英國特種部隊攻破大使館，此時綁匪殺害了一名與其不斷爭吵的工作人員。

這也是這一次案件中唯一被殺死的人質。目前尚未相關研究來解釋這一事件，我們只能猜測也許是該工作人員過於嫉惡如仇了。

我們在惋惜死者的同時，也要牢記：切勿在暴力案件中盲目與歹徒發生衝突，這不僅無助於逃離，反而會增加生命危險。

總之，槍口指頭，性命攸關，大丈夫能屈能伸，別逞一時口快，誤了卿卿性命。

下期，讓我們來談談那些關於「想像」的心理疾病。

來源：梅斯醫學

#你還知道什麼奇怪的病嗎？歡迎在評論區分享！#

參考文獻：

1. Jülich S (2005). "Stockholm Syndrome and Child Sexual Abuse". Journal of Child Sexual Abuse. 14 (3): 107–129.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300/J070v14n03_06?needAccess=true&journalCode=wcsa20

2. ?se C (22 May 2015). "Crisis Narratives and Masculinist Protection". International Feminist Journal of Politics. 17 (4): 595–610. doi:10.1080/14616742.2015.1042296.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14616742.2015.1042296?journalCode=rfjp20

3. Alexander DA, Klein S (January 2009). "Kidnapping and hostage-taking: a review of effects, coping and resilience". 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 102 (1): 16–21. doi:10.1258/jrsm.2008.080347. PMC 2627800?. PMID 19147852.

http://journals.sagepub.com/doi/10.1258/jrsm.2008.080347

4. Cantor C, Price J (May 2007). "Traumatic entrapment, appeasement and complex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s of hostage reactions, domestic abuse and the Stockholm syndrome". The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sychiatry. 41 (5): 377–84. doi:10.1080/00048670701261178. PMID 17464728.

http://journals.sagepub.com/doi/abs/10.1080/00048670701261178?journalCode=anpa

5.Namnyak M, Tufton N, Szekely R, Toal M, Worboys S, Sampson EL (January 2008). ""Stockholm syndrome": psychiatric diagnosis or urban myth?". Acta Psychiatrica Scandinavica. 117 (1): 4–11. doi:10.1111/j.1600-0447.2007.01112.x. PMID 18028254.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abs/10.1111/j.1600-0447.2007.01112.x

梅斯小可愛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