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兒女》：一半是江湖，一半是兒女
攝影/張沫
一半是江湖，一半是兒女
本刊記者/隗延章
本文首發於總第870期《中國新聞周刊》
汾陽縣城，有二十幾個少年想要拜把子，卻找不到酒。於是，他們爬上一間房子的屋頂，見到屋頂正晾曬鹹菜蘿蔔乾。他們每人切下一塊，以蘿蔔乾代酒吃進肚子，又跪下彼此磕頭，結為了兄弟。
這一幕發生在上世紀70年代末，其中一個少年是賈樟柯。與他結拜的人，是他小學二年級的同學們。
2015年，賈樟柯剛拍完《山河故人》，去見了一位山西大同的朋友。朋友曾經是一位打架高手，這一年突然中風，拄著拐杖，蒼老了許多。賈樟柯有些傷感，想起少年往事，打算拍一部關於江湖的電影。
這部電影便是《江湖兒女》。
江湖氣
賈樟柯最早萌生拍攝一部江湖片的想法是在上世紀90年代。那時，他還在北京電影學院讀書。一年暑假，他回到家鄉汾陽，在街上閑逛時，見到一個中年男人，穿著二股筋背心，正在埋頭吃一碗麵條。走近，他發現這個人是他少年時的偶像小東。
一瞬間，少年記憶在他的腦海中閃過：小東是他那片地方的大哥。他見過小東在國營商店打架，揮舞一根鐵鏈，以一當十，不落下風。更讓他驚詫的是小東的鎮定——即使被打得滿頭是血，也不告饒和逃跑。
那個打架的場景發生在70年代末。彼時，「文革」剛結束，大量在上山下鄉運動中返城的知青、中學畢業生待業在家。他們身上殘留著崇尚暴力的因子，常常僅僅是因為荷爾蒙的躁動，就能幹上一架。
除了臨危時處亂不驚，小東的另一些特質，也讓少年賈樟柯佩服。比如：小東八面玲瓏，很會處理各種人際關係，也很有社會責任感，洪水淹沒街道時，會主動去抱上學的小孩子過街；而且也很有藝術才能，曾製作過一個幻燈機，賈樟柯參與過他幻燈故事的「首映」。
90年代，汾陽熱氣騰騰的街頭，賈樟柯見到自己十多年前的偶像變成了一個發福、平庸的中年男人時，感到異常恍惚。他打算為小東拍攝一部電影，講述一個男人的荷爾蒙被時間摧毀的過程。
不過，二十多年很快過去了，這部電影的計劃一直被擱置。一方面，他有太多感興趣的題材要拍；另一方面，一些現實的原因阻礙著他，比如，他覺得自己年輕的時候，還難以把握江湖故事中複雜的人際關係。
直到2015年，賈樟柯拍完《山河故人》，去山西見到了另一位故友，對方同樣是當年的一位大哥式的人物，如今已經中風。賈樟柯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傷感，這份傷感讓他重新記起了二十多年前他見到小東在街上吃麵條那一幕。
他決定不再等待，著手籌備一部江湖片的拍攝。只是，很多想法已經和二十多年前迥然不同。
二十年前，他只想呈現荷爾蒙被時間摧毀的過程，如今，他更想表達一群人曾經堅信的江湖情義最終被時代改變的故事。《江湖兒女》中的斌哥和巧巧原本處於江湖的中心，在一次街頭鬥毆之後，巧巧替斌哥頂罪入獄，多年之後，巧巧出獄，踏上尋找斌哥的旅途，但一切都早已被時間改變。
《江湖兒女》海報。
賈樟柯將影片的時間線設置在2001年～2018年，這與他個人經驗重疊。在他眼中，影片開始的2001年，江湖正處於情義和金錢混雜的曖昧地帶。而到了其中的女主角巧巧出獄時，江湖已經徹底被金錢主宰，「幫派都企業化了」。
賈樟柯用自己記憶中的幾個真實人物的特徵豐富了男主角斌哥的形象。他認識的一位大哥，心思細膩，愛看《動物世界》，有時，見到地上的螞蟻，會流眼淚說，「同樣是生命，它在爬。」於是，影片中，賈樟柯為斌哥增加了愛看《動物世界》的細節。
劇本中有情有義、終身未婚的女主角巧巧，則源於賈樟柯對女性和身邊朋友的理解。他覺得相比男性，女性的義氣更純粹。此外，他身邊的一些女性朋友一直沒有結婚，他對她們的生活感興趣，「婚姻是一個體制，她們卻一直拒絕進入這樣的體制。」賈樟柯說。
最初，他將影片命名為《金錢與愛情》。後來，他想起2010年在拍攝《海上傳奇》時，得知電影導演費穆的遺作叫《江湖兒女》。費穆是他喜歡的導演，「江湖兒女」四個字也讓他著迷，最終，他將自己影片的名字改為《江湖兒女》。
趙濤在影片拍攝的半年前，拿到了劇本。她對巧巧這個角色感到興奮，但也擔心演不好。為了勝任角色，她看了大量被捲入是非、犯罪的女性的報道和傳記。她還寫了一份人物小傳，將巧巧從出生至老去的人生經歷，全部設想一遍。
起初，趙濤覺得巧巧應該是一個大姐大式的人物，舉手投足都有江湖氣。但在寫作人物小傳的過程中，她推翻了這個設想，「江湖只是一個身份，巧巧所有的反應不單是一個江湖人的反應，更是一個女人的反應。」趙濤對《中國新聞周刊》解釋。
趙濤將這想法告訴賈樟柯，賈樟柯調整了劇本：用類型片的手法，展現影片前半部分的江湖世界，當巧巧出獄之後，則進入到情感流動的狀態。也就是說，影片前半部分呈現「江湖」，後半部分講述「兒女」。
少年江湖
賈樟柯最初擁有自己的結拜兄弟，是在70年代末。那時，他剛讀小學二年級。他的結拜兄弟們，很多過早輟學。那是一個很多家庭不重視教育的時代，直到賈樟柯上高中，九年義務才寫入《教育法》。
賈樟柯沒有因為朋友輟學就不再和他們聯繫，放學之後，他常和輟學的孩子一起玩。他們這些少年，和縣城待業在家的青年，共同構成了一幅奇異的縣城江湖圖景。汾陽縣汽車站，一些年輕人常打得滿臉是血，被自行車馱走，拉往縣醫院。
這些不安分的縣城青年，心中有一個特殊的江湖想像。中國舊時的江湖文化，在新中國幾乎銷聲匿跡。彼時，全國大街小巷遍布錄像廳，其中播放著傳入內地的香港武打片的盜版錄像帶。武打片中的虛構故事催生了縣城少年們對於江湖的想像。
文化資源匱乏的80年代，武打片幾乎是這些年輕人的宗教。有時，賈樟柯在混雜著煙草和腳臭味道的錄像廳中，會跟著周潤發咬著牙說「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走出錄像廳，槍戰、白鴿和假鈔的畫面依然在他的腦海回蕩，他像電影里一樣拉幫結派、尋仇、報恩。
但他們所處的是中國縣城，畢竟不是電影中那般浪漫不羈。多年的社會治安混亂之後，1983年，中國掀起一場對犯罪分子「從重、從快」的嚴打運動。
那年的一天早晨，賈樟柯起床去上學，見到縣城的街道上，有一溜人被繩子拽著。這些人，有的是他的同學，有的是比他年長的大哥。
賈樟柯形容每當有朋友入獄，他就像被板磚拍了一下，「讓我目瞪口呆。也就是這個時候，才發現自己已經長大成人，我覺得我必須離開。」多年之後，他這樣回憶，與他那些很早輟學的朋友不同，賈樟柯一直在學校讀書。他的做語文教師的父親，用強硬的父權一直在逼他走上「正道」。這個多年前因為出身問題與大學無緣的男人，如今只能將希望寄托在兒子身上。但賈樟柯不愛學習，他感興趣的是那些更具活力的事物。高中，他是校內的風雲人物，他留起齊胸長發，寫詩、跳霹靂舞。彼時，這兩者都是時髦的活動。遙遠的成都，北島在一場詩歌朗誦會上，由於聽眾的狂熱衝擊，不得不躲進廁所。那些年，被當時媒體稱為「霹靂王子」的陶金，曾三次登上春晚。
在校外，賈樟柯是一位「倒爺」。他和在煙酒公司工作的母親的同事們建立聯繫，批條子，最多時手上有一萬元。他高三那年是1989年，這一年，全國的人均年平均工資只有1935元。
1989年，賈樟柯並不意外地高考落榜了。但也在那一年，另外的許多事帶給了他震撼，讓他開始琢磨自己想要的生活。他開始去了太原學畫。那段時間，他白天畫畫，晚上寫作。這兩件事情，他都有興趣，但又覺得都差點意思。直到一個決定性的瞬間降臨到他的生活中：
1990年，在太原南郊公路開辦的「公路電影院」，他打算花幾毛錢消磨一個漫長的下午時，觀看了陳凱歌的《黃土地》。賈樟柯被電影中的熟悉感震撼，「我姨媽、舅舅，他們都住在窯洞里，跟《黃土地》里一模一樣。那麼熟悉的土地，那麼熟悉的人，從來沒想到會在電影裡面出現。」他說。幾天之後，他決定成為一名電影導演。
但連考兩次，他都沒能考上北京電影學院。第二次失敗是1992年，這年年初，鄧小平開始了一段南巡旅程。那時，賈樟柯的一位表兄拿到一個煤礦的批文，他幾個一起學畫的同學開起了廣告公司。他們邀請賈樟柯一起做生意，被他拒絕。賈樟柯打算繼續準備電影學院的考試。這一年，陳凱歌的《霸王別姬》在戛納獲得金棕櫚獎。但中國電影的總票房已經連續三年下跌，大批影院倒閉。沒人知道，這個行業的前景到底會怎樣。
電影江湖
1993年，賈樟柯終於考入了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那時，學校課堂播放的國產電影讓他感到失望，「要麼是完全商業化的，要麼就是意識形態化的。如果很多年之後，人們通過電影了解現在人的生活，會發現了解的都是虛假的。」賈樟柯回憶。
他想改變這種狀況。大二那年，他和幾個同學成立了「青年電影實驗小組」，成員打算先分頭創作劇本，最終選擇其中一部齊心合力拍出來。
賈樟柯寫作了《小山回家》，靈感源於他在學校附近工棚見到的農民工。他在這些人的身上，見到了自己家鄉朋友們的影子。此前，他從未見到有電影去拍攝這群人。雖然，那一年，中國農民工的數量已經達到6000萬人。
賈樟柯和小組成員們，在一番面紅耳赤的爭吵之後，決定拍攝賈樟柯的劇本。經歷了四處借錢、求人借器材等過程之後，這部50分鐘的短片終於完成。
最初的放映地點是在賈樟柯的寢室，有二十多人來看，15分鐘後就走了一批，結束前只有賈樟柯和副導演顧崢還在。顧崢將錄像帶鎖在了抽屜中，對他說，「賈樟柯，你以後不要再拿出來丟人現眼了！」
賈樟柯不甘心，又在北大放了一場。北大的學生讓他感到了一些安慰。北大學生在觀看中，會透過那部片子討論起中國經濟和農民工的議題。這成為了賈樟柯此後所有電影的一個共性：人們有時把他的電影當成一種真切的媒介，願意透過他的電影，了解中國的社會現實。
這之後的六七年間，他拍攝了讓他聲名鵲起的「故鄉三部曲」。這些作品都有極其相似的內核：一群賈樟柯熟悉的縣城普通人，在社會變革中陷入了某種困境。賈樟柯以一種完全平視的視角，呈現出這些人心中微妙又驚人的變化。
他早期的電影都無法在國內公映，卻一直被知識分子廣泛討論。但對於導演而言，無法讓作品和最具相關性的觀眾有效對接，還是讓他陷入沮喪。《任逍遙》之後，賈樟柯有一年沒有拍攝電影，甚至想過放棄這一行。他曾和著名導演馬丁·斯科塞斯說，「可能不再拍電影了。」對方告訴他，一定要堅持下去，將難關熬過。
2003年，事情迎來了轉機。官方在北京電影學院開了一次會，不久之後，宣布對第六代導演集體解禁。賈樟柯的作品終於有機會進入中國內地的大銀幕，但卻迎來了市場的尷尬回應，《世界》是他首部在國內公共放映的電影，票房只有200萬元。之後，《三峽好人》讓他在威尼斯電影節獲得金獅獎，國內票房依然不好。
但實際上，包括他無法在國內放映的那些電影在內，賈樟柯的每部作品都是盈利的，並且利潤率不低。一方面是他的電影在國外的票房很好，另一方面，則是他本人有一種商人的理性，「我預算準確性很好，我覺得大部分電影賠錢是賠在超支上。」他說。
在國內，接連的票房不如意之後，他也在積極地去做商業上的嘗試。之後他拍攝的《二十四城記》是和華潤地產合作的作品，並且使用了明星，拍攝的《海上傳奇》是受世博會的邀請的「世博獻禮片」。後者，讓他陷入很大爭議，曾經以地下、反抗者形象示人的賈樟柯，似乎突然「主流」了起來。
那段時間，他接受作家綠妖採訪時，被問到，「如果人大或者政協讓你去當委員，你當不當？」他的回答是，「只要我的發言不被打斷，我就當。我覺得中國需要一些個性非常彪悍的人，可以獨立與這個時代共舞，參與到裡面，改變它，影響它。而不是說穿上盔甲，說我是獨立的，眼睜睜看著所有的事情覆水難收。」
2018年，導演賈樟柯成為了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
還鄉
賈樟柯工作室的玻璃櫃中，擺放著他在各大國際影展斬獲的獎盃。他穿著一雙紅色襪子，坐在房間里——今年是他的本命年。他既是一個國際化的導演，又是一個浸潤在中國傳統風俗中生活的人。
他上一個本命年是在2006年。那一年，他在趕製《三峽好人》，準備參加威尼斯電影節時，他接到姐姐電話：父親診斷出晚期肺癌。當年3月，他的父親去世。料理喪事那些天，他家鄉的朋友一直陪他徹夜守靈。
這些朋友，是他在外闖蕩這些年生怕冷落的人。張曉軍是賈樟柯的發小。他記得，有時他打電話給賈樟柯，賈樟柯沒接到，打回來時，賈樟柯會先道歉，「感覺賈樟柯特別怕朋友誤解他不在意老家的朋友了。」張曉軍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如今，賈樟柯家鄉的發小大多有了孩子。有時，朋友們會找到賈樟柯，希望他幫忙給孩子找老師，或者寫推薦信。「基本上他都是能幫的全幫，能做的全做。」他的妻子趙濤說。
賈樟柯年過四十之後，越來越想念家鄉的生活。一次，賈樟柯看安東尼奧尼的電影。影片中，一個男人躺在醫院的病床上，對媽媽說，「我現在熟人很多，朋友很少。」賈樟柯想了想自己，「我在北京時朋友很多，親人很少。」
2015年，他決定離開待了二十多年的北京，回家鄉汾陽生活。這一年，北京和一個山西縣城，已經有了巨大的文化鴻溝。但賈樟柯說他從未與家鄉的人有過隔絕感。返鄉生活前，在每年核桃熟了，酒釀好的時節，他常會接到家鄉朋友的電話，告訴他這些事。早年拼搏時，他大概一年回一兩次家。每次回家見朋友，剛見時會有一點陌生，但「打幾次麻將就能很快破解」。
如今，在汾陽，賈樟柯喜歡參加紅白喜事。他說，剛回去的時候，這種場合會有人找他合影。但回去久了，大家對他也就熟視無睹。「我坐在那吃飯、聊天，大家也不把我的存在當個存在，非常舒服。」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回到汾陽的賈樟柯絕不是在體驗生活，對他而言，回到那裡才算是回到生活。在汾陽，參加喪禮的時候，如果逝者的家屬是你的結拜兄弟，你需要去磕頭，「賈導他從來是該磕頭就磕頭，不會因為自己成名了，就怎麼樣。」賈樟柯的發小張曉軍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拍攝《江湖兒女》時，副導演問賈樟柯，情義到底是怎麼回事，你能給我舉個例子嗎？
賈樟柯講了一個故事：1993年的一天早晨，賈樟柯在北京電影學院見到一位老朋友。這個朋友剛剛乘坐12個小時的火車趕來北京。賈樟柯與他吃午飯的時候，問對方「你這幾天有什麼安排？」他的朋友說，「我來看你啊。」飯後，這個朋友收拾東西去火車站，坐當天晚上的火車，回太原了。
這就是賈樟柯心中關於情義最具象的定義，多年之後，他把對這一切的理解糅合到了自己的電影和生活的日常之中。
值班編輯：張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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