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為芹辛苦見平生

「

學人小傳

周汝昌，字玉言，號解味道人，1918年4月14日出生於天津鹹水沽一個具有文學、美術傳統的小康之家。曾就讀於南開中學，燕京大學西語系、中文系研究院畢業。先後供職於華西大學、四川大學、人民文學出版社、中國藝術研究院。周汝昌1947年涉足曹雪芹研究，曾得「新紅學」開山大師胡適的指點、幫助。其後65年間，主要致力於《紅樓夢》研究，出版著作幾十種，最具影響力的是《紅樓夢新證》《石頭記會真》。周汝昌是公認的「新紅學」的集大成者，在曹雪芹研究、《石頭記》版本研究、脂硯齋批語研究等領域的貢獻巨大。周汝昌自謂：其「紅學」觀點的核心是「自傳說」，他終生致力於通過對曹雪芹的研究、曹雪芹家世的研究以及曹雪芹與他所處時代的研究來理解、感悟《紅樓夢》。改革開放後，周汝昌提出紅學是「中華大文化學」，是了解中華文化的「總鑰匙」，應將「紅學」定位於「新國學」等，尤具識見。周汝昌與胡適、俞平伯是現代紅學學術史上、影響最大的三位大家。周汝昌的紅學研究環境極差，數十年雙耳失聰；自20世紀70年代中期之後，雙目也漸失明，晚年著作多系口述而成。特殊的時代背景、人際環境也是制約周汝昌更好地從事《紅樓夢》研究的重要因素。周汝昌終生痴紅，逝世前一周尚向家人口述《夢悟紅樓》的寫作大綱，體現了「借玉通靈存翰墨，為芹辛苦見平生」的自我寫照。除《紅樓夢》研究以外，周汝昌在詩詞、書法、戲曲、翻譯等領域亦造詣深厚。2012年5月31日，周汝昌在北京逝世。

」

寫在前面

研究周汝昌先生，不僅是對他最好的紀念，更是紅學學術史研究的應有之義。現代紅學研究始於1904年，以王國維發表《紅樓夢評論》為標誌，經歷了一個流派紛呈、百家竟放、起伏跌宕且又紛爭不斷的歷史過程。遺憾的是，迄今為止尚沒有一部能真正代表時代水平的紅學史著作。由此可見，編撰一部權威的紅學史，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更能為未來的研究提供方向感。

毋庸置疑，最近若干年來，紅學研究界不乏亂象，走出困境，開闢新局，是每一位學界同人都要認真面對、嚴肅思考的問題。而其中一項不可缺少的工作，就是學術史的梳理，把紅學研究中的每一個流派、每一位大家，都進行深入客觀的分析，認真總結和盤點前賢留給我們的學術遺產。

最近一二十年的《紅樓夢》研究現狀已經預示：紅學若想前進，扭轉頹風，必須開出一條新路。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在當今新時代的大背景下，無論是從紅學學科自身發展的內在動因，還是從外部條件來看，我們都能預想到不久的將來，紅學必然會迎來一個飛躍和發展的繁榮時期。

作為每一位嚴肅的業界人士，都應以「只爭朝夕」的精神，抓住機遇，從不同視角創新提升。「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學術」，後起的學人，面對包括周汝昌先生在內的諸多前賢，不僅要傳承他們的學術思想，更要突破他們、超越他們，而所有這一切，都應從實事求是地研究他們開始。

相識

周汝昌先生的紅學著作，我最早讀的是《紅樓夢新證》，時在20世紀90年代初。這部書最能引起我共鳴的，是「紅樓紀曆」「史事稽年」二章，當時所做筆記上出現最多的是「心有戚戚」四字。繼而遍讀周公之書，再與其他健在的紅學大家著作相較，得出結論：周汝昌乃當今紅學研究大家，當之無愧。

又六七年，謀食京華，雖與周老同住一城，但因生性木訥靦腆，從未起意拜謁請教。再六七年，竟因「胡適」的關係，與周老略有交往。2004年，拙編《胡適紅學研究資料全編》由北京圖書館出版社接納，因附有周汝昌致胡適函8通，出版方提出：必須有周先生的授權才可。

於是，這年9月2日，我首次冒昧致電周府，當日有記：「與周倫玲女士談頗歡，時間頗長。汝公外出開會，9月6日方回家，要去予之電話，回來後請示周老後再復我。對周函稿費事並不太計較，又談及海燕社出版之《石頭記會真》等。」

9月6日，周倫玲女士電告：周老同意拙書收入周函。得授權書後，《胡適紅學研究資料全編》的出版仍頗費周折，直到次年下半年才拿到樣書，立即第一時間函寄二冊與周老。

2005年11月21日晚9點，筆者尚在公交車上，忽得周麗苓女士電話，告周老要和我說話，我答現在不便，請他稍候，到家後即刻打回來。

但未下車，周老又打來了，興奮異常的連續跟我交談了近十分鐘，我幾乎不能插言，當日亦有記：「周老對予極客氣，談拿到書時與予一樣高興，又建議再印時封面應突出『胡適』『紅學』『全編』三詞，又雲紙張太不好等……」

得前輩鼓勵、賜教，自是欣慰。與此相關的一事亦可略提：此次版權接洽催生了周老的一本新書——《我與胡適先生》的誕生，其子女在書的《後記》寫道：「此書最終決意落筆則是2004年10月，宋廣波先生見告，父親致胡適先生的全部信函均保存在社科院近代史所，完好無缺，但不易看到，不能借出。」而此意，責任編輯亦曾向筆者道及。

此外這前後，筆者先後發現了周老1948年讀《楝亭圖》後寫給藏主張伯駒的《金縷曲》（上有胡適親筆批註），以及周老為搜覓材料寫給張元濟的信。這些均屬周老佚詩、佚信，亦是紅學史的重要史料，我都及時抄寄給了他。

而我也不止一次榮幸地收到周老的親筆簽贈著作，每每收到新書，那具有獨特風格的「周汝昌」三字題籤總是佔滿扉頁。聞著淡淡墨香，我心中總是那麼欣喜、愉悅，也總希望把前輩的論著一口氣讀完。

我與周老的交往還有一事可記，那是發生於2008年，恰逢周汝昌向胡適問學一個甲子。這年夏天，我赴台北訪學，喜得胡適在有關曹雪芹文獻（如《四松堂集》）、不同版本的《紅樓夢》以及研紅著作上的批註本一大宗，於是決意編《胡適批紅集》。

《胡適批紅集》編好後，我忽發奇想：若書前有周老之序，豈不是一件佳事？

我的理由：一是《胡適批紅集》收有胡適批點的、令他引以為傲的周著《紅樓夢新證》第41頁；二是當時大陸尚健在的親炙過胡適之教的弟子，周老是碩果僅存之人；三是當年周汝昌受教、受恩於胡適，今周為胡書作序，也算是再續前緣。

於是，我將此意商之於周老，即得先生爽口答應，不數日就收到了周倫玲女士發來的《序言》電子版。「周序」回顧了他戊子年受教胡適的種種往事，並為拙編賦詩一首——

花甲無端戊又周

名園駐影證重遊

韶年而立慚三立

情夢紅樓憶四樓

曾見大師容末學

不期小著動高流

中華文典千尋廈

屋角雞蟲計未休

戊子大雪節後九旬周汝昌拜書

註：三立，仍用立德、立功、立言之義。四樓，未名湖畔第四座古典畫樓，適之先生曾用濃朱大書「燕京大學四樓周汝昌先生」之事。

突破

我與周老之淺淡交往，發生於先生九秩高齡前後，有限幾次到紅廟周宅（那真是名副其實的陋室）面謁，感受最深的是周老的純真、性情以及謙謙儒者的風範。

記得有一次談及《紅樓夢》里戲曲之精妙，周老當場唱了幾句，那種字正腔圓，那種神情投入，我至今仍歷歷在目。我是晚輩後學，但周老與我談話，必稱「宋先生」。有此親身接觸，也為周老在文章多次提及自己是個「大孩子」的說法，找到了註解。

筆者淺見，對學者而言，不可丟掉「純」「真」之性，因學問乃求真之事，如果在學術探討中也要玲瓏八面、左右逢源，那是不相宜的。周老的「純」「真」氣質，也恐怕是他在紅學領域成就卓著的原因之一吧。

在過去的兩個甲子里，周汝昌是紅學研究史上貢獻與影響位列前三的學者，也是學術創穫和成果總量最多的學者。但是，對於這位傑出學人的研究與評價，卻遠遠與其學術地位不相稱。

研究周汝昌，旨在還其學術史上的真面目。一提周汝昌，史家總習慣性地拿他與胡適相提並論，說胡是「新紅學」的「開山者」，說周是「新紅學」的「集大成者」，這主要反映的是胡、周間的學術傳承關係。

但事實上，周汝昌對於胡適，不僅有繼承，亦有超越。這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周汝昌在「新紅學」範疇內對胡適的突破；二是周汝昌對「新紅學」本身的超越。

詳說此兩點之前，首先需要說明的是，胡、周二人的紅學研究，在各自的學術體系中所佔比重極為懸殊。作為「新紅學」的開山者，胡適在紅學史上的地位無人可代。但《紅樓夢》考證，只是其「國故整理」的一個分支——小說考證——下面的更小的一個分支。胡適考證的白話小說，除《紅樓夢》外，還有《水滸傳》《西遊記》《三國演義》《儒林外史》《聊齋志異》《醒世姻緣傳》等。與小說考證並列的，則有佛教人物考證、《水經注》考證等。而與「整理國故」並列的，則有新文學的提倡，中國思想史的研究等諸多方面。也就是說，《紅樓夢》考證，對胡適而言，僅僅是其整個學術體系中微小的一部分。

與胡適不同，周汝昌雖然在詩詞、書法方面也造詣深厚，但畢竟紅學才是他的「主業」，是其六十餘年學術生涯中最重要的，也是最有影響的部分。

除「比重」不同，二人研究初衷亦迥異。胡適考證《紅樓夢》，只是其治學方法論的具體舉例，目的是教人如何考證《紅樓夢》與傳統小說，教人一種做學問的方法。周汝昌不同，他是為「紅學」而「紅學」。胡適自開創「新紅學」之後，每遇新材料也寫研紅文章，但這僅僅是其開創工作的後續、延伸，而周汝昌則是為紅學奉獻終生。

回歸本題，我們再說周汝昌對胡適的超越。胡適開創「新紅學」之初，就把論題限定在「作者」「本子」兩個方面，他根據曹雪芹家世材料提出《紅樓夢》非寫他人，亦非「排滿」，而是自敘（即「自傳說」）。

周汝昌在論題、方法、「自傳說」等方面都嚴格繼承了「新紅學」。同時，他又在此學派上有大突破。

比如，胡適提出研究《紅樓夢》作者曹雪芹，周汝昌則在前賢、時賢以及自身研究的基礎上，提出「曹學」。他並不把研究視角單單聚焦於曹雪芹，而是一開始就是從曹家的整個家世作為研究對象（胡適是從曹雪芹進而引申到家世研究的）。到後來，周汝昌更是把曹家的遠祖上溯到更早的漢魏唐宋元明，上升到從中華氏族文化的高度研究曹家的歷史、文化血脈。

正是基於此，周汝昌所作曹家世系表較胡適所作，準確、複雜得多。他據史料提出：曹家雖是漢族血統，但自曹雪芹往上六世起，已逐漸從滿洲旗的包衣上升為「簪纓望族」，「已是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滿洲旗人，不但『亡國』『思明』的想法，放到他頭上，荒謬得簡直令人發笑」，即是附會明珠、順治的說法，也是萬難講通的。這就為旨在摧破索隱紅學的「新紅學」提供了難以駁證的有力觀點。

此外，周汝昌不把作者、版本考證當作終極目的，而是看作進一步研究的基礎性工作。而「新紅學」的開山者則除作者、版本以外幾乎沒有任何新進境。還有，他不同意胡適的《紅樓夢》文學性、思想性不高的說法，而早在1948年就認定：曹雪芹是中國第一流天才小說家之一，《紅樓夢》是世界偉大文學作品中的非凡代表。若仔細比對胡、周之研究，即可充分明了「新紅學」是如何從一個粗線條的輪廓變成豐美華麗的大廈的。

不獨在「新紅學」範疇內成就非凡，改革開放後，周汝昌逐步超越「新紅學」。他針對以往《紅樓夢》研究只固著於「思想性」的定勢，提出研究《紅樓夢》的藝術性；後又明確提出「紅學是中華大文化學」。而此說，可上溯到1980年，他赴美參加首屆國際《紅樓夢》研討會，對美國媒體大談「《紅樓夢》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結晶，是維護中華民族感情的載體」。

20世紀80年代中期，周汝昌明確提出此說，有兩方面的基本內容：一、《紅樓夢》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古往今來、絕無僅有的文化小說，書寫的是中華文化萬紫千紅的大觀與奇境；二、若想了解中華文化，最有趣味、最便捷的辦法是讀通《紅樓夢》。

周汝昌明確提出此說後，曾引來不少時賢從學科定位等角度的不同意見，這都不奇怪。但我們可對此說做一番「同情的理解」，不必將其看作是對紅學學科的定位，只視作周汝昌本人對《紅樓夢》的一個判斷，一個解讀即可。

至於紅學學科的界定，迄今亦未能達成共識。但探討《紅樓夢》的文化內涵，似乎不會引起爭論。不僅如此，筆者還堅信：「《紅樓夢》與中華文化」這一論題，必將是未來《紅樓夢》研究最具生命力的課題之一。

痴心

周汝昌巨大成就之取得，當與以下原因不可分——

一、終生痴紅。因痴迷，而能執著。順境中（1947年—1953年，1978年—2012年）固有大成績，逆境中亦研思不輟，甚至「遍體鱗傷」亦痴心不改，真正是「為芹辛苦見平生」。

二、敢於挑戰學術難題。以版本校勘為例。自胡適提出版本問題以來，為讀者校勘出一部最接近曹雪芹原著的本子，遂成紅學家們的重要任務。但恪於客觀、主觀條件的限制，無人敢碰此難題。周汝昌而立之年，即發願做此事，積半個多世紀之努力，其成就又有誰可與比肩？對學術研究而言，若不發狠攻克一些大的難題，敢於「碰硬」，而只在一些淺層的話題上「打轉轉」，是很難有進步的。

三、深厚的中華文化素養。不懂清史，讀不透《紅樓夢》。沒有深厚的中華文化根底，亦難深入堂奧。在文化素養方面，周汝昌與胡適、俞平伯相較，並不佔優勢，但與流輩相比，則非他人所企及。

四、獨立思考。周汝昌本是「新紅學」的正宗傳人，但他對開創者也不是一股腦兒地全盤接受，而是「揚棄」。在曹雪芹生年問題上，他根本不同意胡適堅持的曹雪芹必須趕上曹家繁華這一個前提；在版本問題上，他以恢復曹雪芹原書真貌為出發點，不同意胡適為推廣白話文而追捧「程乙本」。胡適曾勸周汝昌擱起「年表」，但周汝昌未從，「年表」反而成了《紅樓夢新證》的主體部分。總之，周對胡之否定，與對胡之繼承，幾乎是同步的。這正是獨立思考的使然。

毋庸諱言，周汝昌亦難免有錯誤。這既有主觀因素，更有客觀原因。作為千古奇書，《紅樓夢》有這樣的魔力：能令老友為喜歡寶釵還是喜歡黛玉而揮老拳。又因其複雜，以致幾乎每個字都成了爭訟的論題。

紅學史，實是紅學論爭史。而周汝昌，自涉足紅學那一天起，就一直處於論爭的旋渦之中。在學術層面的「批周」上，以時賢楊啟樵先生最為客觀、公允。

周書之「史事稽年」，本是將曹雪芹、《紅樓夢》置於廣闊的清代前期政治、歷史、文化中加以考索，以反映《紅樓夢》成書之時代背景，此立意，毫無可指摘之處。然而，這並非專攻此業的周汝昌之長，在清史研究家面前，難免現出「短處」來。

當然，楊啟樵先生亦有「硬傷」，如他在駁周汝昌時，特別舉出胡適的《紅樓夢考證》1921年11月始付梓作為根據，但實際上此文早在同年5月即隨亞東本《紅樓夢》一同流布。這也反映了紅學一個有趣的規律：每前進一步，都極其艱難，需要不同流派、不同學術背景的人反覆辯難方可。而有的問題，甚至需要經歷幾十年，甚至幾代人的努力才能得出定論。

明乎此，我們對包括周汝昌在內的所有紅學論爭，也就不必再輕動「正誼的火氣」，只需平心靜氣地討論即可。至於令人討厭的「酷評」，更應徹底丟棄。

2018年4月14日是周汝昌先生百歲冥壽，5月31日是他逝世六周年忌日。這段時間緬懷周老，研思周之學術，心潮起伏，難以平靜，乃撰此小文。此外，尚有三願：希望《周汝昌全集》早日面世；希望恭王府的周汝昌紀念館早日掛牌；希望在2018年舉辦一次以紀念周汝昌為主題的高水平的《紅樓夢》學術研討會。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