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處理好社會和科技的關係，我們需要一個新學科

在數據為王的時代里，危害著人們核心權益的風險源於立法者是科技「文盲」，以及計算機科學家對法制政策的無知。

《要處理好社會和科技的關係，我們需要一個新學科》：

科技公司和政府之間的關係常是「相愛相殺」。這些磨合的痛苦，側面反映了政府和科技公司間缺乏真正了解雙方的連接者。

人們仍在探索「公共利益科技」的定義。它應包括帶著對科技的理解去設計公共政策和法規，同時確保科技正在服務公平和公正的公共價值。

這意味著，要有意識地思考（如何用科技來優化）社會福利，而不是從單個公司的盈利角度考慮。

Crawford 指出，有很多大學生都希望能夠參與到公共利益領域，尋找更有意義的工作，只要不要餓肚子，工資少一點也願意。但學校卻沒有提供一條這樣的培訓發展道路。

在傳統的學術設定下，每一位對公共政策感興趣的科技人員都會感到一點寂寞，因為他們發現自己對法務和政策的投入常常都是徒勞的。想把自己寫代碼的能力用於解決真正地，正在發生的問題中非常難。

這和成熟的針對商業利益服務的發展培訓形成鮮明對比。因此，不少非牟利基金會正在著手說服美國高校將這個領域帶入高等教育中。

面對學院派和教育者，基金會將「公共利益科技」類比以前的公共利益法。

幾十年前，不想為公司服務的法學生也沒有明確可走向「以法律來保護公眾」的職業道路，雖然那時公眾已經存在大量需求。如今，心懷「改變世界」的網路原居民也在面臨著同樣難題。

前段時間，福特基金會和由惠普聯合創始人 William R. Hewlett 發起的休利特基金會邀請了部分美國高校校長和院長，參與為期兩天的會議，討論這個學科的未來。參與了該會議的 Crawford 認為：

是的，這只是一個會議。但很多偉大運動都是起源於小聚會、圖像以及大量耐心。

值得欣喜的是，不少學校開始進行實驗了。MIT 和喬治城法學院聯合設置了一個課程，讓法學生和 MIT 的技術專家們聚在一起解決隱私相關的問題；而普林斯頓大學信息技術政策中心則把學生拉到華盛頓，進行了為期三天的科技法政訓練營。對此，Crawford 說：

在進行的行動很多；但我們能做的還有更多，而且還可以做得更系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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