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之城：波士頓財富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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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初，英國人控制了中國鴉片貿易的大部分，剩下的部分由美國人控制。在美國人所控制的部分中，位於美國麻省首府波士頓的珀金斯公司（Perkins & Co.）所佔的份額最大。珀金斯公司創造了巨大的營收和利潤，為它和其他幾家鴉片貿易公司（如旗昌洋行）工作的很多人都搖身變為百萬富翁，成為波士頓的精英——即「波士頓婆羅門」。

這些鴉片家族通過慷慨的捐贈直接資助了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普利斯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大學等美國名校，以及麻省總醫院（美國排名第一的綜合醫院）、波士頓圖書館、邦克山紀念碑等公眾機構和市政項目。從包括鴉片貿易在內的對華貿易中獲得的稅收則為麻省的警察和消防部門、道路、橋樑、法院和學校提供了資金。「這些錢改變了波士頓的面貌。」鴉片貿易的利潤還被作為美國工業革命的原始積累，投入到最終遍布美國的蒸汽輪船、礦山、和鐵路之中。「19世紀初，中國的經濟十分強勁，美國人通過用鴉片換取茶葉來借力中國的經濟，鴉片貿易是美國將中國的經濟實力轉移到美國工業革命上的一種方式。」

這些鴉片販子對鴉片財富的態度，則可從美國總統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的外祖父沃倫·德拉諾寄回家的信中明白地看到：「我不會假裝從道德和慈善的角度來為經營鴉片貿易而辯護，但作為一名商人，我堅持認為這是一種公平的、光彩的、合法的貿易；最差來說，它也不應該比賣酒承受更多的反對。」

麻省總醫院（左）和珀金斯盲人學校（右）

譯註：本文由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NPR)波士頓新聞台(WBUR)於2017年7月31日發表。原文標題為《鴉片利潤如何塑造了19世紀的波士頓》（How Profits From Opium Shaped 19th-Century Boston）[1]。

1826年1月2日，一位滿頭白髮、舉止文雅的紳士坐到了桌後——也許是在他富麗堂皇的波士頓聯排別墅里，亦或是在他布魯克萊恩(Brookline)的莊園中。

在近40年的時間裡，托馬斯·漢德賽德·珀金斯（Thomas Handasyd Perkins），這位波士頓的商人大亨一直在冒險向中國出口貨物。但他現在或許已經走得太遠了。

珀金斯給他在廣州的外甥和商業夥伴寫了一封信。在這封信中，他既表達了他的歉意，同時也發出了警告：超過15萬磅的土耳其鴉片正在運往廣州的途中。

「關於鴉片，走到今天這一步，我必須承擔起所有的責任，」65歲的珀金斯在寫給39歲的約翰·珀金斯·庫興（John Perkins Cushing）的信中說到，「我認為我們最好擴張自己，以阻止後來的競爭者；……我感到抱歉的是，今年春天運出的鴉片數量將會遠超你們的預期。」

譯註：約翰·珀金斯·庫興，1787年出生於波士頓，母親早逝，由舅舅托馬斯·珀金斯撫養成人。16歲[1803年]乘船到廣州，成為珀金斯公司在中國的獨家代理，數年後即使珀金斯公司在廣州站穩了腳跟，在1810-20年代，公司的主營業務已是鴉片走私，從土耳其買入鴉片並在廣州賣出，積累了驚人的財富。庫興和廣州十三行之一的怡和行的行主伍秉鑒私交甚厚。庫興主持下的珀金斯公司（在廣州當地也被稱為珀金斯洋行）是當時美國在華最大的貿易公司。庫興在廣州一共住了27年，直到1830年，他43歲時才返回波士頓並結婚。

請注意，怡和行與怡和洋行是兩家不同的機構，怡和洋行是英資洋行和鴉片走私商。怡和行由伍秉鑒的父親於1783年創辦；而怡和洋行原名渣甸洋行（Jardine Matheson），成立於1832年，幾乎晚成立了50年。1842年（鴉片戰爭爆發後），渣甸洋行將總部從廣州遷往香港，並更名為怡和洋行，以藉助怡和行的聲望。怡和洋行曾是遠東最大的英資財團，現在年營收有數百億美元，是在新加坡和倫敦兩地上市的一家業務多元化的國際公司。

然而，組成珀金斯公司（Perkins and Co.）的這位年長精明的商人（譯註：指托馬斯·珀金斯）和他的那群親戚或許能夠應付他對鴉片生意的過度狂熱。畢竟，他們耗費十多年精心打造的走私經營，為的就是保護他們在中國最有價值的大宗商品——鴉片。

珀金斯公司是首批在廣州設立常駐貿易辦事處的美國公司之一，如果不是第一家的話。公司會派人全年常駐廣州，這樣鴉片的利潤就可以實現最大化——儘管鴉片在美國合法，但在中國卻是非法的。

公司職員將裝滿了南瓜大小的鴉片球（譯註：見下圖）的箱子放在離岸停泊的船上，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鴉片的供應和價格。他們和走私者發展關係，並買通高級政府官員。他們乘坐擁有數十名漿手的船隻，以便遇到巡視員時能疾馳而逃，然後潛入海岸，把鴉片送到官方港口以外的地方。

十九世紀印度巴特那的一家鴉片工廠的乾燥室（左）和堆放室（右），球狀物即為鴉片球，這是當時出口鴉片的通用包裝形式，美國商人走私的土耳其鴉片也是這麼包裝的。（圖片來源：Wellcome Image）

他們的計劃一次次地帶來回報。1827年1月11日，在珀金斯寫完致歉信後的一年，他坐回到辦公桌前，又給他的外甥寫了一封信。而這一次，他在信中的語調都快忘乎所以了。

珀金斯告訴庫興：「我寫過並想過很多關於鴉片的事情，一進入這個主題，我就像服了鴉片一樣。」

托馬斯·珀金斯肖像，托馬斯·薩利（Thomas Sully）畫（波士頓圖書館提供，譯註：波士頓圖書館是由珀金斯家族建立的一個會員製圖書館）

珀金斯可能對這個進賬感到高興。1826年對他來說是一個大好年頭。據報道，他的財富已經超過100萬美元，相當於今天的2,500萬美元。

19世紀初，英國人控制了中國90%的鴉片貿易。但在美國人所佔的10%中（譯註：美國人所佔的比例後來大幅上升），珀金斯和他的哥哥詹姆斯·珀金斯（James Perkins）所佔的份額最大。他們至少擁有七艘船，並握有其他（船的）股份。這些船從麻省海岸駛向土耳其士麥那（譯註：今伊茲密爾，土耳其第二大港口。現在土耳其罌粟種植面積為世界第一），在那裡購買鴉片；然後從土耳其到中國，在那裡出售鴉片；最後滿載著茶葉、瓷器和絲綢從中國返回波士頓。

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Penn State University）一位從事美國研究的教授約翰·羅傑斯·哈達德（John Rogers Haddad）表示，光是珀金斯公司就為這個由姻親、侄甥、堂表親關係構成的網路創造了大量財富。

「這家公司創造了巨大的營收和利潤，」哈達德說。「很多人，而不僅僅是托馬斯·珀金斯自己，都是通過鴉片貿易搖身變為百萬富翁的。」

1837年波士頓城市地圖，查爾斯·斯廷普森（Charles Stimpson）制（安角博物館圖書與檔案處提供）

當然，並非每個人都能靠販賣鴉片發家致富。鴉片貿易競爭激烈，又十分動蕩。但為珀金斯和其他幾家公司工作的那些人則成了這座城市的精英——也被稱作波士頓婆羅門（Boston Brahmins）。卡伯特家族（The Cabots）、庫興家族（The Cushings）、韋爾德家族（The Welds）、德拉諾家族（TheDelanos——即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的祖輩）和福布斯家族（The Forbes）都是靠著鴉片躋身豪門的。

譯註：美國總統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的外祖父沃倫·德拉諾（Warren Delano）在寄回家的信中寫道：「我不會假裝從道德和慈善的角度來為經營鴉片貿易而辯護，但作為一名商人，我堅持認為這是一種公平的、光彩的、合法的貿易；最差來說，它也不應該比向美國、英格蘭等地輸入葡萄酒、白蘭地和烈酒承受更深更重的反對。」

本文提及的卡伯特家族（The Cabots）、庫興家族（The Cushings）、韋爾德家族（The Welds）、德拉諾家族（The Delanos）和福布斯家族（The Forbes）都是靠鴉片貿易發家而躋身波士頓婆羅門的。

還有不少波士頓家族本身已是當地望族，但也參與了對中國的鴉片貿易，並以此維持了家族財富：如洛厄爾家族（The Lowells，這個家族的人和事太多，歡迎讀者請自行查找相關信息）和柯克蘭家族（The Kirklands）。

斯特吉斯家族（The Sturgis），佩恩家族（The Paines），艾略特家族（The Eliots），溫斯羅普家族（The Winthrops）等都是在19世紀對華鴉片貿易中獲得巨額財富。

波士頓一些聲望很高的家族也捲入鴉片貿易中。如柯立芝家族（The Coolidges，他們是美國第三任總統托馬斯·傑弗遜的後代）。

波士頓婆羅門是波士頓地區古老的（早期英國殖民者後裔）、富裕的新教徒家族所構成的資本雄厚的商業集團。他們門第觀念重，家族人通常去同一所大學讀書，去同一座教堂做禮拜，內部互相通婚，靠血緣、姻親、商業、宗教等關係織成一張綿密的大網，深刻地影響了美國歷史。

拿教育來說，根據美國歷史學家詹姆士·布萊德利（James Bradley）2009年出版《帝國的航行：帝國和戰爭的一段秘史（The Imperial Cruise: A Secret History of Empire and War）》一書，波士頓婆羅門和哈佛大學都關係匪淺，在19世紀，他們不僅是哈佛慷慨地捐贈者，一些家庭成員還是哈佛的財務主管，哈佛大學的校董，甚至哈佛大學的校長。家族成員從哈佛畢業的比比皆是。

耶魯大學的骷髏會（小布希和約翰·克里都曾是骷髏會成員）最初是由羅素家族（旗昌洋行的創辦者即來自羅素家族）成員創辦並資助的。

哥倫比亞大學的洛紀念圖書館（Low Memorial Library），是校園的標誌性建築，1895年由當時哥大校長塞斯·洛（Seth Low）捐款100萬美元修建。圖書館的名字來源於校長的父親阿比爾·阿博特·洛（Abiel Abbot Low），而阿比爾和他的叔叔威廉·亨利·洛（William Henry Low）都是旗昌洋行（Russell & Company）的高級合伙人，靠向中國販賣鴉片發了大財。旗昌洋行由來自波士頓塞繆爾·羅素（Samuel Russell）創建，在波士頓和廣州之間進行貿易，鴉片是其主營業務之一。

普林斯頓大學最大的捐贈者，約翰·克利夫·格林（John Cleve Green，旗昌洋行的合伙人，靠對中國的鴉片貿易發了大財），所捐的錢也是來自於鴉片貿易，普林斯頓的理學院即以他的名字命名。約翰·格林還向勞倫斯維爾學院（Lawrenceville School）捐贈過巨款，他的遺囑受益方包括紐約大學和紐約地區的醫院。

每年我國去新英格蘭地區和紐約州讀書（如各大藤校）的學子眾多，有心者可留心這些私立學校的巨額捐贈者，校內各建築物的命名者的發家史，相信大家的力量合起來，可以更好地揭示美國歷史上這一鮮為人知的黑暗部分。

塞勒姆州立大學（Salem State University）的歷史學家戴恩·莫里森（Dane Morrison）說：「這些錢改變了波士頓的面貌，使其贏得世界公民城市的聲譽成為可能。」

但在這座歷史悠久的城市裡，很少有居民了解鴉片錢的巨大遺產。

醫院、鐵路、學校：鴉片利潤投資的產物

托馬斯·珀金斯在牛頓市（Newton）投資興建了幾家工廠，他還在佛蒙特州（Vermont）辦了一家鋼鐵廠，建成了一條鐵路——某些歷史學家認為這是美國的第一條鐵路。鐵路從昆西採石場（Quincy Quarry）通往波士頓（譯註：這條鐵路被稱為「花崗岩鐵路」，它將昆西採石場的花崗岩運往波士頓的查爾斯頓區，以修建邦克山紀念碑和波士頓的許多其它城市建築）。珀金斯的另一個外甥，約翰·默里·福布斯（John Murray Forbes）則把他的鴉片利潤投資到最終遍布美國的蒸汽輪船、礦山和鐵路上。

譯註：約翰·默里·福布斯（也稱默里·福布斯）出身福布斯家族，是旗昌洋行的主要合伙人之一。默里·福布斯的哥哥羅伯特·貝內特·福布斯（Robert Bennett Forbes）在1840年做到旗昌洋行的負責人。福布斯家族的早期財富主要靠鴉片貿易獲得。怡和行的行主伍秉鑒在旗昌洋行有股份，並一直為旗昌洋行提供擔保，被約翰·默里·福布斯稱為教父。約翰·默里·福布斯19世紀中期回到波士頓，在美國大舉投資鐵路和地產，成為鐵路大亨。波士頓南部的米爾頓學院，也是約翰·默里·福布斯捐錢建立的。約翰·默里·福布斯是一個廢奴主義者。2004年美國大選中民主黨候選人約翰·福布斯·克里的母親，即出身福布斯家族，是約翰·默里·福布斯的弟弟弗朗西斯·布萊克威爾·福布斯（Francis Blackwell Forbes）的曾孫女。

邦克山紀念碑，是美國最早的紀念碑之一，用以紀念獨立戰爭早期發生在此處的一場戰役，是波士頓「自由之路（Freedom Trail，實際上這條路線上不少景觀都是鴉片錢修的）」的終點。此碑的修建是由珀金斯等人提議並籌款，所用花崗岩是通過珀金斯所修建的美國第一條鐵路運來。碑高67米，1827年開始建，1843年完工。同一時期，波士頓大興土木，擴張迅速，城市面貌變化極大。

哈達德是為數不多的研究美國工業革命和主要由波士頓商人主導的鴉片貿易之間關係的歷史學家之一。

「19世紀初，中國的經濟十分強勁，美國人通過用鴉片換取茶葉來借力中國的經濟，」哈達德說。「鴉片貿易是美國將中國的經濟實力轉移到美國工業革命上的一種方式。」

珀金斯的船隻給波士頓積攢了大量財富。無數的茶葉、絲綢、瓷器和鴉片（在當時的美國，鴉片是合法的）從一艘艘船上卸下，被拖到波士頓海關大樓外的巨大磅秤上。海關人員在法尼爾廳（Faneuil Hall）和昆西市場（Quincy Market）周圍的地下室和倉庫里對些貨物進行清點和徵稅。從這些貿易中獲得的稅收則為麻省的警察和消防部門、道路、橋樑、法院和學校提供了資金。

歷史學家戴恩·莫里森站在波士頓海關大樓前。在19世紀，從中國運來的貨物被拖到這裡用巨大的磅秤稱重。（傑西·科斯塔（Jesse Costa）/WBUR）

鴉片利潤資助了波士頓眾多著名機構。珀金斯兄弟幫助建立了麻省總醫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麥克林醫院（McLean Hospital）和波士頓圖書館（Boston Athen?um）。其他的鴉片大亨則資助了大學、高中和公共圖書館，他們的名字也被鐫刻在了相應的建築之上。

鴉片商沃倫·德拉諾的玄孫，弗雷德·德拉諾·格蘭特（Fred Delano Grant）說道，這些商人在工業時代的投資與他們的慈善捐贈不無關係：他們所打造的是一個以知識為本的經濟。

既是律師、同時又是研究中國貿易的學者的格蘭特表示，這些商人中的許多人都出自普通家庭，「他們知道，知識就是幫助你在生活和貿易中取勝的方法」。他們也清楚要推動經濟向前發展，就需要受過教育的人。」

托馬斯·珀金斯還參與了許多市政項目。他支持修建了邦克山紀念碑（Bunker Hill Monument），還是一家孤兒院的主要捐助者，他捐出了自己的一所房子作為一所新學校，這所學校後來被稱為珀金斯盲人學校（Perkins School for the Blind）。

『毫不知情的依賴』

陶森大學（Towson University）的副教授伊麗莎白·凱利·格雷（Elizabeth Kelly Gray）說：「波士頓人對鴉片貿易利潤的依賴是不知情的。」

但時至今日，這段歷史基本上已經被掩埋了。為了做這篇報道，我們聯繫了多家機構，其中的大多數都不知道他們的贊助人是在中國販賣鴉片發的不義之財。

珀金斯學校的研究館員詹妮弗·阿諾特（Jennifer Arnott）對托馬斯·珀金斯的商業史做了一些深入的研究。她解釋說，他和許多商人一樣，按需交易。

阿諾特說：「它真的就是一種意識，你做了早已存在的生意，並且你在尋找機會使你的生意在那時看起來合情合理。」

在波士頓圖書館的一份聲明中，有這麼一部分描述:

我們的歷史，就像許多歷史機構的歷史一樣，揭示出內在的矛盾。我們承認，珀金斯兄弟以犧牲他人生命為代價獲取了財富……同時他們也通過慈善事業，慷慨地支持許多的教育、醫療和文化事業。

……我們鼓勵我們的會員、研究人員以及參觀人員以批判性的眼光來看待我們珍貴的資料，提出重要的、甚至棘手的問題。

許多在中國販賣鴉片的商人成為波士頓社區的中流砥柱。在悼念珀金斯的悼詞中，他被認為是「波士頓有史以來最崇高的人之一」。

阿諾特說，珀金斯從事鴉片貿易這一事實當時在波士頓可能並不是什麼秘密，但「這一交易對於和我們交易的人有好處嗎？」是一個更貼近我們這個時代的哲學理念。

有跡象表明，隨著珀金斯年事漸高，人們的看法發生了變化，這或許能夠幫助解釋為什麼在他的女婿編纂的回憶錄中，一次也沒有提到鴉片。這本回憶錄於1856年出版，也就是珀金斯去世兩年後。

鴉片貿易的道德問題之爭

在商人中間，關於在中國出售鴉片的道德問題曾引發了激烈的爭論。到19世紀中期，中國至少有200萬人（有人估計有1000萬人）對鴉片上癮。紐約商人大衛·奧利芬特（David Olyphant）拒絕交易鴉片，他稱鴉片是「一種徹頭徹尾的魔鬼」。珀金斯公司的合伙人卻對奧利芬特大加嘲諷。

珀金斯的外甥默里·福布斯在一份便簽中寫道：「願上帝保佑，讓我免受牧師的影響，願我的船全由耶穌指揮、由天使管理，由聖徒操作。」

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的研究員喬納森·戈爾茨坦（Jonathan Goldstein）表示，波士頓商人為這種交易進行了辯護，「儘管他們知道鴉片會讓人一步步衰弱，甚至毀掉他們的生活。」戈爾茨坦說，他們的想法是鴉片不比酒更壞（譯註：即前面注釋中沃倫·德拉諾的話），但卻比其他形式的貿易如販賣奴隸更好。

戈爾茨坦說，相比之下，鴉片就顯得「溫和了許多」。

18世紀末，珀金斯家族確實在販賣從海地的一個基地獲得的奴隸。19世紀初，生意轉移到了中國，商品也隨之變為鴉片。後來，他們下一代中的一些人就譴責奴隸制了。到19世紀中期，默里·福布斯已經成為了一名積極的廢奴主義者。但從商業上講，奴隸制度和鴉片貿易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繫。

賓漢姆頓大學（Binghamton University）研究19世紀中美貿易史的助理教授代爾·諾伍德（Dael Norwood）說：「他們（珀金斯公司）把在奴隸貿易中開始學到的那些管理商品和金融的專業知識應用於鴉片貿易。」

而且，賣奴隸賺來的錢為在中國販賣鴉片提供了資金。

諾伍德說：「是資本把一切聯繫在了一起。」

鴉片貿易的文化遺產

儘管波士頓的商人可能對他們在中國賣的東西絕口不提，但他們確實炫耀過來自中國的商品。在珀金斯的布魯克林賴恩的豪宅里，客廳的牆紙上印著中國的鳥兒和花朵。到豪宅中拜訪的客人們會經過高大華麗的瓷瓶，坐在鋪著絲綢的竹製傢具上休息。

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館（Peabody Essex Museum）海事藝術與歷史策展人丹·費納莫爾（Dan Finamore）表示：「毫無疑問，如果你參與了中國貿易，你會趾高氣昂。」「中國風被認為神秘而又充滿魅力，因為中國確確實實是在世界的另一邊。」

皮博迪博物館收藏了商人們帶回波士頓、塞勒姆、紐伯里波特（Newburyport）和費爾黑文（Fairhaven）的大量珠寶、雕塑、繪畫和精雕細琢的木質傢具。

19世紀初，水手們在前往中國的途中駐足的每一處都給他們帶來了影響，這種影響滲入了波士頓的語言、食物和文化之中。塞勒姆州立大學的莫里森教授說，比如波士頓的一位母親想讓兒子跑個腿，她會這樣說：

"I need you to go to the bazaar. I need a chou of dungaree and ... bohea. And if you go chop, chop, I』ll give you a cumchou."這裡用上了各地的辭彙，這段話翻譯成正常英語是"Go to the market, get me an assortment of spices, and if you"re quick, I』ll give you a reward（到市場上去，給我買些各種香料，如果你乾的快，我會獎勵你）."

鴉片商們還把中國男人和女人帶到波士頓來當廚師、傭人和辦公室助手。

到19世紀末，在華的波士頓公司要麼解散，要麼不再與中國做生意，但它所創造的聯繫仍然存在。旗昌會（Keechong Society），由做中國貿易的家族構成的一個大型社交團體，於19世紀中葉成立，直到1970年代早期，一直都在時斷時續地舉行會議。

菲利斯·福布斯·克爾（Phyllis Forbes Kerr）編纂了一本由她的五世祖（great-great-great-grandfather）羅伯特·貝內特·福布斯（Robert Bennett Forbes）寫的信組成的書，她的這位祖父曾是一位鴉片大亨。（傑西·科斯塔/WBUR）

在波士頓鴉片大亨的後裔當中，對於家族財富的來源，有人絕口不提。但也有人對這段歷史瞭然於心，並互相取笑。

「對我的祖母來說，我們家的男孩，我的叔叔們都很壞，」克爾回憶起在米爾頓（Milton）福布斯宅邸與祖母共進晚餐的情景時說。「我們坐在桌子旁，她會說一些關於福布斯的事情，他們就會說，『哦，你是說那個毒販，』她就會非常生氣。」現在，這幢宅邸已經成了一個博物館。

克爾在《中國來信》一書中收集了她的五世祖羅伯特·貝內特·福布斯的信件。她坐在劍橋的客廳里，打開了一幅波士頓港地圖。這個城市四周都是碼頭。

「這些都是港口。你只要向外看去。那裡總是有很多船，我是說這簡直太瘋狂了」。

博物館和圖書館偶爾會舉辦關於波士頓和中國貿易的展覽，但這些展覽很少提及鴉片。

皮博迪博物館的費納摩爾表示：「現在我們已經可以而且應該更仔細地看待鴉片貿易了。」

由鴉片商家庭建立的基金會正在資助諾伍德教授和其他歷史學家的工作。諾伍德說，這表明他們願意誠實地看待鴉片是美國早期財富的來源這一歷史。但弄清楚鴉片利潤的遺產會導致什麼樣的結果很難說。

諾伍德說：「人們還處在認識到這是件值得關注的事情的早期階段，就像賠償黑奴一樣。」「我們確實需要知道，並弄清楚成為這筆錢的受益者對我們來說意味著什麼，以及那會如何改變我們對社會上其他人，包括被這筆錢傷害的人的義務。」

【後記】

紀錄片《即將到來的對華戰爭》的導演約翰·皮格爾對二十一世紀可能爆發的對華戰爭憂心忡忡。他的一位受訪者是這樣看待美國對華鴉片貿易這段歷史的：

「十九世紀，對於美國精英的上層而言，中國是一個毒品的大金礦，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的外祖父沃倫·德拉諾，在中國曾經就是一位美國鴉片之王，他是美國鴉片市場上最大的毒販，僅次於當時的英國，他將第一艘美國商船運去了中國，幫助打響了鴉片戰爭，美國東海岸的許多地區，比如哥倫比亞、哈佛、耶魯、普林斯頓，都是用倒賣鴉片的毒資所建立起來的。美國的工業革命需要一筆巨大的資金，那麼這筆資金從何而來？來自全世界最大的非法毒品交易市場——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