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周興 | 失去邊界的哲學

原標題：孫周興 | 失去邊界的哲學

轉自：安斯本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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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世紀之交的門檻上，我們應當對二十世紀哲學有一個基本的估量。雖然「哲學」本身永遠是一個哲學問題，但似乎還沒有一個時代像我們這個行將結束的世紀這樣，「哲學」本身在其中如此嚴重地成了問題。眾所周知，這個世紀的兩大哲學家——海德格爾和維特根斯坦——都對「哲學」作了消極否定性的規定。前者宣稱「 哲學」已經進入「終結階段」了；後者則說凡哲學問題無論看起來多麼深奧玄妙，其實都是語言用法上的「毛病」，而所謂「哲學」不過是對付這種「毛病」的「治療術」而已。我們還不能簡單地認為這是他們的裝腔作勢或者虛張聲勢之舉。

從現象上面看，哲學在二十世紀可能經歷了史無前例的「繁榮昌盛」。二十世紀哲學思潮之雜多，思潮更替速度之快速，大大小小的哲學家和形形色色的哲學著作數量之巨，大約都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這一點似乎用不著特別證明。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英國思想家以賽亞.柏林明確反對海德格爾關於「哲學的終結」的命題。柏林認為，二十世紀有羅素、胡塞爾、維特根斯坦等大思想家，二十世紀在認識論、邏輯學和精神哲學方面成就卓著，遠遠超過了十九世紀，所以明明是一個哲學的「繁榮時代」，哪裡談得上什麼「哲學的終結」！[2]柏林這個想法當然不錯，但同樣確鑿無疑的是，柏林在此並沒有真正理解海德格爾有關命題的本意。

什麼是哲學？當我們試圖判斷我們時代的哲學狀況時，我們似乎還先得回答這個問題。但在這裡，我們無力對哲學作出一個充分嚴格的「定義」。主要為了討論方便起見，我們只想端出幾點粗糙的「限制」：第一，從起源上講，哲學是西方-歐洲的。雖然其他民族文明傳統都有自己的思想文化類型，但我們今天講的作為一門「學問」（希臘意義上的「科學」）的哲學卻是源於歐洲的。[3]第二，從思維特質上講，哲學是形式化的和概念抽象的，或者說是一種論證性的表象（觀念）思維方式。雖然其他文明的知識系統也都具有抽象之維，但形式化的概念思維方式卻是歐洲特有的專長。第三，從制度上講，哲學是學院的。雖然一般思想可以是學院之外的，但哲學卻是學院中的事情，作為「嚴格科學」的哲學自始就存活於學院中，它需要以學院為制度上的保證，而同時，它又構成學院知識建制的核心。

我得承認以上三個「限制」都是相當危險的，每一點都極易引起異議和爭議。這個暫且不去管它了，因為對這三點的論證不是本文的目標所在。不過，下面進一步的討論也許仍會有助於確立和鞏固以上三個「限制」。在下面的討論中，我們的任務是對哲學在二十世紀的境況和命運作一種概括性的描寫。我們主要從三個方面分而述之：

一、在現象上，哲學在二十世紀的「繁榮昌盛」還更多地表現在：哲學世界化了。不但在作為哲學「發源地」或「原產地」的西方-歐洲，而且在地球的其他人類居住地，無論在美洲、澳洲、非洲，還是在亞洲，今天都有了哲學。大致從十九世紀以來，而且特別在二十世紀里，歐洲文明之外的民族文化或者是接納和吸收哲學，或者是以哲學的概念系統和方法來整理和改造本民族固有的思想文化傳統，從而使哲學成為一門在全球範圍內可討論的學問。

哲學的這種「世界化」具有雙重意義或作用。哲學是在近代以來歐洲文明向外部擴張的過程中走向世界的，這種擴張過程首先是依靠武力的殖民化，進而是依靠技術的工業化。對非歐民族文化來說，兩者其實都具有某種強暴性質。因此，哲學的「世界化」在豐富了非歐民族思想文化傳統的同時，也可能侵犯、損害了後者。在今天，哲學已經成為一種在全球範圍內起主導作用的思想方式（這也是我們所謂哲學世界化的真正含義所在）。雖然區域性的民族思想文化傳統一息尚存，但現在，甚至生活在非歐洲文化圈中的人們對現實的感應和觀察方式也更多地受到了哲學的控制——或者說壓制。舉例說來，在今日中國，固然我們傳統的文化原素和思想資源還在得到傳承，通過各種管道存活在我們民族的生活世界裡，但它們在更大程度上已經在學院里經受了、並且正在繼續經受哲學化的現代轉換；而諸如科學主義、人文主義、馬克思主義等等西方哲學及其方法，已經在我們的思想文化領域裡占居了主導性地位，而且實際上，後者也業已成為我們當代中國人的一種對現實更有反應能力的思想方式和表達方式了。

除此之外，哲學的「世界化」進程還有一個積極的後果，那就是對「種族中心主義」觀念的糾正。這應該是二十世紀哲學文化的一大進步。這種進步在我看來主要還是在西方哲學文化內部完成的。現代西方哲學和學術在思想境界上逐漸地擺脫了「歐洲中心主義」的殖民觀念，一般地說，就是擺脫了「種族中心主義」的舊式觀念，從而開啟了一道開放的世界性眼光。顯然，這個進步是與西方哲學在二十世紀展開的深入的自我批判聯繫在一起的。有了這個進步，世界多元思想方式和文化類型的溝通、整合和並存才有一個必需的觀念前提。但毫無疑問，在二十一世紀里，區域性民族思想文化的自我保存與主導性的世界性哲學文化的擴展之間的張力，仍將是未來哲學或者未來思想的一個重大題目。

二、與哲學的「世界化」不無聯繫，在二十世紀，哲學的思想方式和表達方式趨於多樣化了。這是我們要講的第二點。現代西方哲學從十九世紀以來，努力超越以「柏拉圖主義」為標識的形而上學傳統，在運思方向和方式（方法）上作了新的深入開掘。這種努力經過基爾凱郭爾、馬克思和尼采等十九世紀思想家的準備，至二十世紀得以形成氣候。以我的概括，現代哲學在傳統的「知識學」維度之外，主要開拓了「生存論」和「語言論」兩大新維度。人的生存境況被相當一部分哲學家當作基本的問題出發點和哲學的基本課題；語言的先在性和語言問題的優先性得到了最高程度上的強調。這就是說，二十世紀哲學家們有了「知識學」、「生存論」和「語言論」三大基本的思考和討論方式。同時，入思角度和問題出發點的變化也必然地引起了哲學表達方式的多樣化。

這種變化極大地豐富了哲學的內涵，在哲學史和文化史上具有某種劃時代的意義。哲學超越了傳統單一的知識-邏輯的思考方式和言述路向，從而有可能適應世界化時代人類的新的處境和關係。然而另一方面，對於哲學本身來說，這種變化也可能具有「致命的」後果：新的思考和表達方式的開展實際上使哲學失去了自己原有的規定性，即起源於希臘的哲學作為「嚴格科學」的知識理想。力圖重建此理想的胡塞爾被稱為「最後一個哲學家」 不是沒有道理的。海德格爾在其二十年代的前期哲學中力圖對以知識學為方法基礎的傳統存在學作一種「生存論」的重新奠基，但他很快就發現，這樣一種「生存論 」思考要獲得徹底的推進和成功，必以「克服形而上學」——亦即「克服哲學」——為前提。在我看來，維特根斯坦前、後期哲學的轉變同樣也傳達出傳統知識學哲學的形式化思想方式的困難和危機。

二十世紀哲學思想方式和表達方式的多樣化在現象上的一個顯著標志是：哲學與文學邊界的淡化和模糊。實際上我們也可以說，哲學思想和表達方式的多樣化的必然後果是哲學與文學邊界的消失。在柏拉圖以降的歐洲文化傳統中，哲學與文學（思想與詩歌）之間一直處於一種等級性的緊張關係中。而在二十世紀，特別在下半葉，哲學與文學的關係發生了一個深刻的轉變，兩者之間的等級對立被漸漸地消抹，而代之以一種新的交織關係或親緣關係。在這個時代里，哲學家身兼文學家或者文學家身兼哲學家已成常態。文體標誌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被模糊了。對於海德格爾後期或者維特根斯坦後期的思想作品來說，無論是「理論的」與「詩意的」之間的區分，還是「理論的」與「散文的」之間的區分，都是不再適用的了。而對哲學來說，這同樣也意味著它的固有規定性已經受到了動搖。

三、二十世紀哲學形勢的又一個主要特徵，我想可以概括為：哲學社會科學化了，或者說，哲學越來越被社會科學蠶食了。這一點顯然是與前述第二點緊密相關的，甚至是可以重合的，因為我們也可以把哲學的社會科學化理解為哲學思想方式和表達方式的多樣化的一個表現。但在這一點上，我們更多地是要強調：哲學在技術時代里受到了對知識的技術化要求的侵害，不斷丟失自己的陣地，以至於淪於某種寄生狀態了。

歐洲近代以來，首先是自然科學（狹義的科學）從作為「普全科學」的哲學中獨立了出去；接著主要從十九世紀後半葉開始，社會科學（諸如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人類學等經驗實證科學）逐漸從哲學中分離出去，發展成為獨立自主的科學門類和科學領域。這樣一個過程，用海德格爾的話來講，就是「哲學發展為各門獨立的科學，轉變為關於人的經驗科學。區域存在學被各門科學當作自己的任務接管過去了」。[4]哲學消解於被技術化了的各門科學，消散於心理學、邏輯學、政治學之類的特殊科學中了。[5]我想，這正是海德格爾關於「哲學的終結」的命題的基本意義。

而這就是說，原先屬於哲學的諸多課題域，現在已經被各門科學分割和佔領了。在我們這個時代里，心理學家無疑能夠比哲學家更好地解答心靈和精神狀態方面的問題，或者更準確地講，關於心靈問題，心理學家能夠比哲學家提供出更令人信服、更有實用價值的答案。同樣地，認知科學家能夠更科學、更有效地解答傳統知識學哲學的知識問題。同樣地，在關於社會共同體的事務和問題的處理上，社會學家、法學家、經濟學家顯然比哲學家更有發言權，更能提供「專家策略」。而今天人們對知識的興趣完全是以實踐效果為指向的。所以毫不奇怪，特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介於哲學與社會學之間「社會哲學」、介於哲學與法學之間的「法哲學」之類的學科，成為哲學的主要方向；諸如哈貝馬斯、盧曼等人的「社會哲學」取得了戰後德國當代哲學的主導地位。在這裡發生的事情，恰恰就是對哲學的「社會科學化」，或者說，對哲學題域的社會學的侵佔。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認為：在二十世紀，哲學已經失去了自己的邊界，純哲學已經式微了。按其固有本質來說，哲學必須堅守「先驗性」界限才能成其本身。哲學思考必須進入先驗形式領域。就此而言，二十世紀上半葉由胡塞爾開創的現象學大概就是哲學的最後一個「機會」，是哲學的「最後一搏」了。但現象學在哲學形式化（本質化）方法上的創新是否成功，以及它是否能夠守住先驗性領域，這在胡塞爾時代就已經受到了懷疑。在我看來，胡塞爾以後的現象學更多地成為「應用現象學 」而不是「純粹現象學」，或者說，現象學更多地進入了其他知識領域。這仍舊是與時代趨勢相合的。

海德格爾曾把他所謂「哲學的終結」解說為「哲學的完成」。他的想法大致是：哲學已經處於「完成」階段上，正在展開它的全部可能性。今天人們仍在繼續從事著各種哲學的嘗試，但在海德格爾看來，這只不過「一種模仿性的復興及其變種」而已。海德格爾的這個看法是合乎當代學院哲學的總體狀態的。當代學院哲學（特別是就「純哲學」而言），即使是具有良好傳統的德國當代哲學，在「原創性」方面已經大大減弱了，已經更多地成為一種「哲學史研究」，而不是「哲學活動」或「哲思」（philosophieren）。

必須注意的是，所謂「哲學的終結」並不就是哲學思維方式的「結束」和「終止」，恰恰相反，正如我們上面所述，哲學在我們的時代里藉助於科學和技術工業獲得了最充分的展開，哲學思維方式已經具有了全球性的意義和作用。因此，「哲學的終結「也決不意味著西方-歐洲文明的沒落，而是意味著「植根於西方-歐洲思維的世界文明的開端」。[6]在這樣一個世界文明的「開端」中，我們固然可以期待一個多元思想文化時代的出現，但我們決不能得出一個類似於「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式的結論，以為隨著後西方哲學時代的到來，我們東方思想文化不但可以壓倒西方哲學文化，而且進一步可以解救全人類了。歸根到底，哲學失去邊界的過程，亦即哲學在「完成」意義上達乎「終結」的過程，是與技術工業的擴張一體的。而在我們的時代里，技術工業已經成為全球人類的共同命運。

我們說純哲學式微了，但並不是說我們從此就可以放棄思想的責任了，更不是說我們不需要思想了。從根本上講，哲學只是一種思想方式而已，雖然哲學這種思想方式即便在後哲學時代里仍舊起著一種主導性的作用。在我們這裡，「後哲學」這個說法僅僅意味著除哲學之外其他思想方式的可能性。我們說哲學漸漸地喪失了自己的課題域，但並不是說思想已經無所作為了。相反，後哲學的思想將會有一個更為自由開闊的課題範圍，因為它面臨的是一個沒有邊界的多元世界。在這個由於技術工業的普遍作用而導致文化全面失控和失度的時代里，思想將經受咄咄逼人的考驗。

2000年10月3日於德國伍泊塔

注釋：

[1] 本文收錄在《我們時代的思想姿態》，孫周興著，東方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2] 參看柏林、雅漢貝格羅：《還理念以聲音》，美茵法蘭克福1994年，第175頁。

[3] 可參看本書中的「在何種意義上哲學是西方的？」一文。

[4] 海德格爾：《面向思的事情》，圖賓根1976年，第63頁。

[5] 海德格爾：「只還有一個上帝能救渡我們」，熊偉譯，載《海德格爾選集》下卷，孫周興選編，上海1996年，第1308頁。

[6] 海德格爾：《面向思的事情》，圖賓根1976年，第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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