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如何做父親？
魯迅：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
1919年10月，是魯迅寓居紹興會館補樹書屋的最後一個月。1916年6月搬進這裡後的3年，是魯迅一生中最寂寞的一段時間。
他寫道：「我寓在這屋裡抄古碑。客中少有人來，古碑中也遇不到什麼問題和主義，而我的生命居然暗暗地消去了……夏夜，蚊子多了，便搖著蒲扇坐在槐樹下，從密葉縫裡看那一點一點的青天，晚出的槐蠶又每每冰冷的落在頭頂上……」
然而在1919年10月，魯迅卻不再專註於古碑古文，而是寫下洋洋6千餘字的《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發表在《新青年》6卷6號，在文章中他批判了過往的父子觀。
他寫道：「覺醒的人們，應先解放自己的孩子，為他們肩起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此後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
《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並不是憑空而來，魯迅對父子關係問題關注為時已久，他認為孩子是國家的下一代，拯救他們就是改變中國的未來。
但在被泛倫理化、泛國家化的教育理念包圍中，人的個性的舒展只能是妄想，因此將孩子從舊的父子關係中解放是改變社會的關鍵。
在寫下《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一文一年前寫下的《狂人日記》中，他就大聲疾呼「救救孩子」。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一文中，他的觀點則表達得更為明晰。
他首先反對子女應以「順從」作為「孝道」的觀點，並結合進化論的觀點指出「只要思想未遭痼蔽的人，誰也喜歡子女比自己更強，更健康，更聰明高尚——更幸福；也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便須改變，所以子孫對於祖先的事，應該改變」。
然後魯迅明確地提出了一個「幼本位」的主張，即父母對子女「義務思想須加多，而權利思想卻大可切實核減」，「孩子的世界與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就大礙於孩子的發達」，所以一切設施都應以孩子為本位，而不是把他們硬塞在祖先或自己為他們造就的模子中。
他特別反對流行的報恩觀點。他指出「只須『父兮生我』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應為長者所有」是非常荒唐的，特別是「因此責望報償，以為幼者的全部理該做長者的犧牲」就更其墮落。
作為父親的魯迅
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一文寫作10年後，魯迅和許廣平有了一個孩子，叫做海嬰。孩子的存在，使魯迅愈加深入地考慮父與子的問題。
先前的議論只是個人的獨思，現在則有了切身的體味。在這段時間給友人的書信里，他記載了很多關於海嬰的片段和自己的思索：「海嬰很好，臉已晒黑，身體也較去年強健，而且近來似乎較為聽話，不甚無理取鬧。但因年齡漸大之故，唯每晚必須聽故事，講狗熊如何生活，蘿蔔如何長大，等等。頗為廢去不少功夫耳。」
「我們都健康，只有那位海嬰氏頗為淘氣，總是攪亂我的工作。上月起就把他當作敵人看待了」，「我們的孩子也很淘氣，也是要吃飯的時候就來了，達到目的以後就出去玩，還發牢騷說『沒有弟弟，太寂寞了』，是個頗偉大的不平家。」
「海嬰這傢伙非常調皮，兩三日前竟發表了頗為反動的宣言說『這種爸爸，什麼爸爸』！真難辦。現在的孩子更搗亂了。」「他去年還問：『爸爸可以吃么？』我的答覆是：『吃也可以吃，不過還是不吃罷。』今年就不再問，大約決定不吃了。」
讀了這些魯迅對海嬰的記述，我們可以看到魯迅對自己所提出教育思想的身體力行：「覺醒的父母，完全應該是義務的，利他的，犧牲的……中國覺醒的人，為想隨順長者解放幼者，便須一面清結舊賬，一面開闢新路。就是開首所說的『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
父母「要做解放子女的父母，也應預備一種能力。便是自己雖然已經帶著過去的色彩，卻不失獨立的本領和精神，有廣博的趣味，高尚的娛樂」。
魯迅到了身體十分虛弱時，仍然在兒子面前堅持一個溫和的父親形象，他會在寫信的時候，請海嬰幫他選擇信紙，「父親有時默許了，有時感到不妥，希望我另選一張，而我卻僵持不肯，每逢此時，父親也只好嘆口氣勉強讓步」。
而魯迅病危的時候，海嬰每天晚上臨睡時都會向父親說一句：「明朝會！」有一天，他在樓上喊著：「爸爸，明朝會！」魯迅那時正病得沉重，喉嚨裡邊似乎有痰，回答的聲音很小，海嬰沒聽到，又大聲地喊：「爸爸，明朝會！」等一等，還是聽不到回答的聲音，就大聲地喊起來：「爸爸，明朝會，爸爸，明朝會，爸爸，明朝會……」魯迅就掙扎著說：「明朝會，明朝會。」海嬰就說：「爸爸怎麼耳朵聾了！」
兒子一聲聲嫩嫩的「明朝會」以及魯迅在掙扎中努力地回應，正是一個人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刻，和兒子之間的生命呼應。
這也正是魯迅所提到的，生命是一種傳承接替，「前前後後，都向生命的長途走去，僅有先後的不同，分不出誰受誰的恩典。」生命的天性，不是「恩」，而是「愛」。
（作者：邸笑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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