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自己的媽媽假扮總理，嘲弄現實攝影師拍出了真正的德國

一個女人正坐在窗前。汽車停了，發動機還在運轉。通過一塵不染的防彈玻璃，陽光落在她的臉上。她向外看，凝視著雪山，用熱水杯溫暖她的雙手，手上的皺紋說明了她的年齡。

對德國人來說，這是一張充滿疑惑的照片：窗外的雪山是他們的最高峰楚格峰（Zugspitze），奧迪A8——一輛政府專用的車型如何開到這裡的？更重要的是，這個女人到底是不是他們的「總理」安吉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

這些乍一看像一個簡單的快照的照片還有很多，都是女人在車內看向窗外的景色——牢房，工業別墅，揮動手臂的孩子，卡爾·馬克思的雕像還有港口的起重機；在萊茵河上，她把自己投入到思想家的姿勢，在Templin的家門前，她輕輕地舉起手來告別。

她不會離這些景色太近。在後面的座位上她不是一個容光煥發的統治者，更喜歡默默地考慮著她的選擇。她曾經有時在湖裡赤身裸體，也不時地聽柏林音樂廳的馬勒交響樂，沒有什麼比輕浮的虔誠，可憐的懺悔更不信任她了。

當這張照片流傳開來，很快便激起了討論。「無論看髮型，服裝和形態，這就是安吉拉·默克爾。」這個系列中沒有任何照片顯示她的臉，但這樣高度親密且非正式的「默克爾」還是被德國媒體進行了大量的宣傳。

正時至默克爾第一次連任大選，聯邦新聞辦公室立即出來澄清這絕不是默克爾，因為默克爾不會同意在車內拍攝她，而且這個項目是由德國攝影師安德烈亞斯·穆埃（Andreas Mühe）發起的，默克爾不是其中的參與者，其中扮演默克爾的，則是穆埃的媽媽。

《德國聖誕節之一》，Deutsche Weihnacht I，2017，激光沖印，含框，C-Print, framed，圖片由托馬私人收藏提供，Courtesy: Private Collection Thoma

安德里亞斯·穆埃1979年生於卡爾·馬克思城（現開姆尼茨Chemnitz）,在柏林工作和生活。他接受過膠片沖洗的技術訓練，擔任過阿里·凱佩內克（Ali Kepenek）和阿納托爾·科特（Anatol Kotte）的助手，之後自己也投入了攝影創作。作為一名自由攝影師，他起初專註於拍攝音樂人、演員和藝術家的肖像，並且在各種各樣的雜誌和報紙上發表過作品。

29歲的時候，他被要求為安格拉·默克爾的競選活動拍攝一幅肖像，便立即被默克爾看重。

有一段時間，穆埃在車上看到默克爾在標誌性的德國建築和景觀前望著窗外，他想拍攝她，但被禁止在車內拍攝。為了重現這一點，穆埃用他自己的母親作為默克爾的模特，拍攝了一系列「默克爾」頭部後面的肖像，從各種象徵性的德國場景中望出窗外。

他與默克爾合作的時間之長足以讓他獲得總理攝影師的頭銜。可這一切，終止於穆埃創作的一系列嘲弄納粹的作品，鑒於政治原因，默克爾無法支持穆埃作為她的攝影師。

1989年柏林牆倒塌時，穆埃還只是一個十歲的小男孩，從那時起，德國的歷史進入了他的生活。穆埃從2004年開始研究納粹時期的德國，他在呂根島（Rügen）上以納粹規劃的龐大旅遊設施而聞名的普洛拉（Prora）度假村拍攝了時尚照片。幾年後，他在1936年奧運村的游泳池拍攝了照片。兩個地方均為前東德的軍事禁區。

在拍攝「上薩爾茨堡山」（Obersalzberg）系列時，藝術家在四年時間中數次訪問了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希特勒的私人別墅「鷹巢」，並研究了希特勒的私人攝影師沃爾特·弗倫茨（Walter Frentz）在薩爾斯堡拍攝的數千張照片，從其圖像中提取關於權力和奴性的納粹軍官姿態、「納粹化」的風景和聚光方式為線索，拍攝置於風景中或聚光燈下的著軍裝或裸體的納粹軍官、傳統編髮女性及物品。

《自拍之一》，Selbstbildnis I，2012，激光沖印，含框，C-Print, framed，圖片由藝術家和柏林及倫敦的國王畫廊提供，Courtesy: The artist and K?NIG GALERIE, Berlin/London

在穆埃的照片中，你會看到納粹軍官們經常在白雪皚皚的阿爾卑斯風景中撒尿或自慰。在山脈前的小人物，他以幽默的方式上演了權力。

作為一位德國當代攝影藝術家，穆埃難以被歸類，他攝影作品具有戲劇性的美學特徵，使用大畫幅膠片相機，在創作手法上長於「用光來雕塑作品」，通過場景和光影設置創造出一個看似頗為熟悉，卻瀕臨決裂和解構的矛盾視覺世界，透過簡單而微妙的暗示挖掘隱匿於可見中未被覺察的真實。

《安吉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2009

他的鏡頭中，日暮時分站在勃蘭登堡門前的德國前總理赫爾穆特·科爾（Helmut Kohl）、眺望著風景的德國現任總理安吉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凝視著夜空的德國著名出版人弗雷迪·施普林格（Friede Springer）、在畫作前遊走的德國著名藝術家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等人物顛覆了符號化的傳統公眾人物肖像攝影；看似浪漫的風景可能會令人聯想起卡斯帕·大衛·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卻完全掙脫了運用「浪漫」元素加以表現的桎梏；還有聖誕樹、難民和森帕歌劇院（Semperoper）慶祝勝利的德累斯頓「足球流氓」，皆在開放、干擾和即興的設置間呈現出多重解讀性和不確定性。

《正在走過的里希特 Richter Walk，200激光沖印，含框,C-Print, framed

雖然與權力中心非常接近，但穆埃本人卻極其謙虛。他在接受採訪時被問到，如果在柏林Brandenburger Tor輪椅上拍攝Helmut Kohl的照片一定非常完美。穆埃的解釋是，雖然他知道這張照片會是什麼樣子，但他需要一個由30人組成的團隊讓這張照片變得可行。為了設置燈光，該地區不得不向公眾封閉，最不重要的兩個人是他自己和他的助手。為什麼要費盡心力去做這樣的事情呢？

穆埃嘲笑，但他也憐憫和溺愛。憑藉他大膽的工作，Andreas Mühe已成為德國最直言不諱和最有影響力的攝影師之一。很難找到一位如此致力於他的工作和信仰的藝術家，以致於會犧牲頭銜和聲望。但穆埃提醒我們忠誠於一個人的工作的力量，以及表達自由所具有的力量。

《在樹下》，Unterm Baum

《森林之一》，Wald I，2016，激光沖印，含框，C-Print, framed，圖片由藝術家和柏林及倫敦的國王畫廊提供，Courtesy: The artist and K?NIG GALERIE, Berlin/London

他最新的作品聚焦到1913年——一戰爆發前。「 1913年讓我覺得和現在有一些相像，」穆埃說。「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這種無負擔且相當容易的生活方式到突然發生戰爭，雖然完全令人驚訝，但同時又非常可預測。它類似於我們閉上眼睛的方式，我們試圖忽略我們周圍明顯發生的事情。這一切都很好，但事實並非如此。就像沒有人感到災難來臨。」

「我有時會覺得我們現在沒有意識到這種情況令人不安，無論是政治還是社交，」他補充道。「難民，政治鬥爭，宗教問題，平行社會。我們看著別處，我們無視標誌。這是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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